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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世論太炎先生，曰“有學問的革命家”，或曰“有革命業績的學問家”，無論何者為確，謂太炎先生之於近代中國為鮮有之關鍵人物，當無異議。
先生名炳麟，字枚叔，浙江餘杭人。以慕顧亭林之爲人，遂改名絳，別號太炎，後竟以號行。先生生於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逝於中華民國廿五年（一九三六）六月十四日，春秋六十有九。
先生生當季世，內政隳頹，外侮日深。先生幼承庭訓，讀《東華録》，民族主義思想萌焉；博涉經史，不自外於時勢，乃漸有救國之志。初則主改良，入“強學會”，撰述於《時務報》，與康、梁爲同道；庚子，斷髮割辮，與清廷決絕，既而重訂《訄書》，作《客帝匡謬》、《分鎮匡謬》，一掃尊清之迷思，耑以“光復舊物”排滿革命爲的矣。嗣後宣揚革命思想，累遭捕繫而不殆。時國人思變，而康氏撰文累牘，以爲民主不可行，力倡君主立憲之說。先生以爲大繆，奮筆痛駁保皇之非，斥皇帝小醜不辨菽麥，頌民主革命求索自由。時鄒容著《革命軍》，先生序而廣之。清廷大恐，起“蘇報案”，拘先生於獄者三年，而先生聲名益高矣。時人謂《訄書》、《駁康有爲論革命書》及《革命軍》出，人人皆言說革命矣。是先生於晚清思潮中，揚清汰濁，改良思想遂漸爲世棄。先生凡七遭追捕，三入囹圄，革命之志，彌篤不衰。一九〇六年，先生出獄，東渡扶桑，入同盟會，主筆機關報《民報》倡言革命，與康氏一脈相詰難。有志青年得先生燻潤而投身革命者，豈可數哉！先生又著《俱分進化論》、《革命之道德》、《建立宗教論》、《代議然否論》諸文，於革命力量之奮揚、帝制後之國體、建制諸事，皆有學理之探討，即“中華民國”之名亦出於先生。唏！民國之肇興，先生奠基之功鉅矣。其所論說雖未能盡行，然未可輕而忽之也。
民元既始，先生與孫、黃等不無異同，然心志固在匡救時艱，而無錙珠之私也。洪憲竊國，先生復以反袁遭繫，不得出戶者三載，絕食者再，當庭詬詈，耿耿不可屈，而袁氏亦無如之何也。袁氏亡，先生乃得南歸。其時南北紛攘，國猶未安，乃奔走南北，遊說四方，期中華之光復，冀黎民之安康。及國民黨北伐，先生復以政見不合，退隱滬上，弘道一隅，若無與於政，然拳拳之心，固未嘗少懈也。繼而東北兵退，熱河不守，淞滬亟變，先生皆唱大義於天下；責張漢卿，助十九路軍，不廢實行。先生晚節昭昭，絕無纖毫之頹唐焉。
先生之學博而約，閎而邃，於經、史、子、集及印、西諸學皆有獨得。舉凡古近政俗之消長，社會都野之情狀，華梵聖哲之義諦，東西學人之所說，莫不察其利病，識其流變，觀其會通，窮其指歸。故黃季剛（侃）先生曰：“先生懿行至多，著述尤富。文辭訓故，集清儒之大成；內典玄言，闡晉康（唐）之遺緒；博綜兼善，實命世之大儒”，誠不刊之論也。
先生尤精于小學，學者謂爲乾嘉正統派之殿軍。清之樸學，自崑山顧氏肇其端，後竟蔚爲大國。文字、音韻、訓詁、目録、版本、校勘、輯佚、辨偽、沿革地理諸學漸爲專門，學者苟通其一，即獲讚歎，而先生乃能會而通之，上承戴東原（震）、段懋堂（玉裁）、王懷祖（念孫）、王伯申（引之）、俞曲園（樾）之緒餘；下啟近代各專門學科之興盛。先生好顧、江、戴、段、王、孔音韻之學，及繙閱大徐《說文》十數過，旳然見語言文字之本原，著《文始》、《新方言》。其躐越前人者，於文與字，不駐足於音同義同、音近義通、一聲之轉之混沌，而依文字之演進以探其源，即後世所謂以歷時觀念檢視本體也。其於音聲，亦不拘於同、近，創《成均圖》，明言對轉、次對轉、次旁轉，益合於音理及語言實際矣。至於發明孳乳、變易二例，尤為前人所不能言。如是，遂使附庸經學之小學，一躍而爲獨樹大纛之語言文字學。季剛先生踵而襄之，遂有“章黃學派”之綿綿。
先生治經，專尚古文，與康有為相頡頏。破燕齊方士怪迂之談，謂《春秋》乃史家之實録而非萬世之聖經；《易》明古今之變，史事之情狀見焉；《禮》、《樂》爲周室法制，《詩》記列國之政，《書》之爲史益莫須辨；孔子刪定六經，非素王制法，乃在存故史，彰先世，故孔子爲史家宗主。然亦許孔氏以“變禨祥神怪之說而務人事，變疇人世官之學而及平民，此其功亦夐絕千古”。此其立意有別於康氏，而摧破之功則略同，經學由是而遂失廟堂之尊。是先生尤斤斤於學術獨立，永葆中國獨有之史學也。先生之治史，繼浙東太沖、二萬一脈，尚博雅，切人事，而於明清易代之際，嘗三致意焉，先生論經史之真意於斯可見矣。
先生亦措意於今所謂哲學者，其論周秦諸子、法相莊周之類是也。先生自敘：“蓋學問以語言爲本質，故音韻訓詁，其管籥也；以真理爲歸宿，故周秦諸子，其堂奧也。”故先生不以樸學爲極歸，進而上之，期於哲理之構建有所成就。乃作《齊物論釋》，以釋氏法相之學釋莊生之書，“操齊物以解紛，明天倪以爲量，割制大理，莫不孫順”，自許爲“一字千金”。著《國故論衡》、《檢論》，平章古今學術，如以西方名學解墨，明人性之不離於民族之類，皆能洞幽燭微，臻於圓融超邁之境。先生首唱“文學復古”，實即擬於泰西之文藝復興，而應機說法，“以樸學立根基，以玄學致廣大”，以周秦九流之學復華夏之舊物，新中華之來日也。
先生之學，淹博閎通，而不能忘情於政治，故少年鍼砭之論，晚乃有駟不及舌之嘆。實則先生光復中華文物之志，條貫始終。晚歲講學吳門，如“子夏居衛（魏），西河於以向學；仲尼反魯，雅頌繇是得職”；匪止此也，乃一則以挽頹風，厲薄俗，取顧寧人知恥、厚重、耿介之說，復揭必信一語，以圖治時人之弊，使人皆得卓立；一則以宣揚國粹，激勵種姓，以文史之學傳中國之命脈，國即亡而必復。嘗言：
夫國於天地，必有與立，所不與他國同者，歷史也，語言文字也。二者國之特性，不可失墜者也。昔余講學，未斤斤於此；今則外患孔亟，非專力於此不可。余意凡史皆春秋，凡許書所載及後世新添之字足表語言者皆小學。尊信國史，保全中國語言文字，此余之志也。
臨終，先生尚以爲飯可以不食，學不可以不講，是先生拯溺救危，以祈斯文不墜於地爲己任，發揚國之瑰寶爲天職，其自任者重矣，遠矣。先生自謂“平生學術，始則轉俗成真，終乃回真向俗”，斯亦見其終以國運人事爲要諦也。
先生講學卌年，門生遍天下，從遊者各得其一體，皆爲名家。承其小學者，黃季剛、錢玄同；繼其史學者，朱希祖、王仲犖；汪旭初以文學顯，吳檢齋以經學鳴。餘者自成一家者更僕難數。先生實亦下啟新文化運動者。健將如周樹人、周作人、錢玄同、陳獨秀、蔡元培輩，多嘗登章氏之堂或其同道；而其論周秦諸子出於王官，平章歷代學術，實爲近代學術史之濫觴；論有清之學，指斥清廷之桎梏，分吳、皖爲二派，條析古、今之得失，爲總結清學首出之作。其後劉師培、梁任公、錢賓四等繼之，雖勝義迭出，要皆未能破其樊籬……是先生開啟山林，後來可循道而有所成，其嘉惠於學林後世者，豈可以道里計哉，先生者可謂近代之大師矣！
昔錢玄同輓先生曰：
纘蒼水寧人太沖薑齋之遺緒而革命，蠻夷戎狄，矢志攘除，遭名捕七回，拘幽三載，卒能驅逐客帝，光復中華，國土雲亡，是誠宜勒石紀勛，鑄銅立像；
萃莊生荀卿子長叔重之道術於一身，文史儒玄，殫心研究，凡著書廿種，講學卌年，期欲擁護民彝，發揚種姓，昊天不弔，痛從此微言遽絕，大義無聞。
是為得先生學術之精義，顯先生踐行之精神也。
先生之功偉，先生之學精，後之仰之者，有志於為國為學者，可不識全豹而言前修耶！故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乃有梓行先生《全集》之議，且列入國家古籍出版規劃。上海人民出版社榮膺此任，聚海內英華，句讀校録，費時多載，乃有《全集》八卷問世。惜非完璧，且囿於時空物力，不免於偶疏。先生文宗魏晉六朝，喜用古字僻典，學人時苦艱晦，難以卒讀，魯迅即嘗言其於《訄書》，“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全集》八卷出，乃得以便人之披覽。近歲先生文字選本漸多，實多本此；學林亦得藉以探賾先生之生平學術及近代之政局、學界之變遷。《全集》之功不可沒也。
雖然，時人亦不能不以《全集》而未全爲憾。先生及門，尚在者無多，前輩學人亦如晨星，董理編校之事，一似救寶物於屋火，豈可稍遲哉？三十年來，學界多措意於先生之事之學，求索所得益富益明，再版《全集》，補其未備，此其時也。是以上海人民出版社乃重啟刊行《章太炎全集》之計劃，藉海内外著名教育、研究機構諸公之力，復得浙江省杭州市餘杭區政府戮力襃崇鄉梓先賢，爲之大力襄助，乃有新刊《全集》之剞劂，後出轉精，必可期也。
昔予從陸宗達（穎明）先生習小學，承章黃一脈，於太炎先生宏論每有會心，獲益良多。迄今六十載，無時不以章、黃及其高足如穎師者之為學為人自勵，雖不敢以傳人自矜，要亦繼其志而張大其學。今蒙太炎先生哲孫章君念馳與上海人民出版社謬愛，以《全集》之序囑予，憶先哲之諄諄，念來者之嗷嗷，敢不勉而為之。乃略陳所識先生行事、為學之衷心，祈於今於後，繼之者當念茲在茲之意，並及《全集》整理出版、再整理再版之始末云。
繄！先生捨身求義於民族危亡、國粹陵替之際，後學拜誦校理則值民族復興、文化蓬勃之春，先生以文史傳民族命脈，國運必復之論，今也益見其先知矣。傳道於國運轉戾存亡之秋，承前啟後，逝者已矣；繼學於阜平安和之日，改舊立新，其待來者！
癸巳季冬，值太炎先生冥誕一百四十五週年，
許嘉璐肅手謹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