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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我经常觉得文化分析、文化批判的东西对于我们的世界来说过于精细了，那就像一个中年女人的工作，坐在窗户后面喝咖啡，对世界品头论足，带着精神的洁癖，她在每个镜头的缝隙里都看出某个惊天阴谋的步骤，仿佛得了神经官能症。
过分琐细的文化研究的文章我是读不进去的，这项把细节无限放大的技术，经常抓不住事物的主要轮廓，而又非常巧妙地把我们的社会批判、政治批判的能量给转移和消耗尽了。有时候造成的结果是舍本逐末。过去有人总结得好，说你们搞文化批评的工作，其实就是荆轲刺孔子。这话石破天惊，有一语道破天机的妙处。
它分析出了知识分子的避重就轻和逃避主义，它也告诉了大家，批判对象——政治（极权政治）、经济（市场主义和资本渗透）、文化（艺术的奴性和缺乏自觉意识）在知识分子责任里的次序。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当下文化产品里潜藏的意识形态和压制性力量主要还不是资本的巧妙布局，而是来自于权力的明目张胆的植入和对创作者潜意识的改变。当我们抱怨导演的作品没有现实感的时候，我们无法直面暴秦而刺孔，如今孔子的身体上已插满了刀剑，再插上一把其实已经没有了空隙。
但是很快，电影成了替罪羊，它简直是当代孔子，大家又可以继续有所作为啦！对于自己的写作来说，我一直这么自我怀疑着。但我也时常自我辩护着，若没有一个基本的信念，我的这些文字也就失去了立足的根基。
可是该如何做自我的辩护？
其一，术业有专攻。
其二，电影批评不是针对某个导演的人格，它也不是没有指出过叙事背后权力手爪的痕迹。
另外我也觉得不必去找一个全世界统一的文化批评——电影批评的定义，然后在它无限复杂的历史内涵里找对应性。我们要在我们时代的文化经验里面开展我们的工作，明辨我们时代电影里面压抑性元素的来源。面对我们时代的电影，若仅仅做唯美主义的观看，是对这个世界过于乐观了。当我们进入电影的文本内部，会发现去政治化的观看和纯粹形式主义的分析才是知识分子的避重就轻和逃避主义，把电影里面的道义内涵全部拆解掉显然也是一个妄念，但那其实是当下电影批评的一个重要倾向。
我这里使用“电影政治”的名字，其实只是电影政治实践的个案集锦，“电影政治”一词强调了电影在当下中国的政治潜力，这个政治不是传统的政治概念，传统的概念多是指权力的驭民术，是自上而下的，这里则突出自下而上的政治的可能，主要是指日常生活里面的政治，这一点今天的人们已经足够了解。
我们通过电影来获得趣味，同时理解世界，塑造一种特殊的生活意志。一般的电影能带来大面积的社会互动，它是联结各个人群的力量，它为这个社会提供了交流的词汇，它介入了我们的世界，对社会意念的塑造深刻且广泛。电影在传统娱乐功能和艺术功能的实现外，还在塑造观众的社会意识，它可以推动人们对某些方面的想象力，修正和改变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以及自我理解。
电影是公共意识或多种意志的显影。这是我所谓的“电影政治”的内涵。
我们不应将电影政治的概念窄化，观众学和目前炽热的产业学，也同样可以包含在电影政治的层面里加以观察。
这个词大家似乎很少提，但“电影政治”的脉络，中国人都不陌生。官方多年来一直是如此这般地理解着并实践着的，而来自个人的理解和愿望则可能是一个逆向的过程，我们了解它分析它，是为了获得更高的自觉性。
如今官方更愿意重视电影的政治性，而民间解脱的方式是要对电影做去政治化的了解。其实这是一种逃避主义的方向。不要否定政治，而是要讲谁的政治。
我们应该对电影进行属于自己的政治理解和行动。当然我们也许会时常担心，若做纯粹政治的考量，则可能失去了对电影形式曼妙性的了解和享受。我们了解电影的形式特性和它的结构过程，也往往仅仅是把它们当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手段，因此电影政治的概念似乎是反对享乐主义的。
就我个人来说，面对这个文化的世界，我一直在警惕它，而非享受它，这真是难以解决的悖论，也许永远都纠结着，解决不了。但是我也不应该因此而改变对“电影政治”的信念。本书经过后来的修订和文章的增减，比以前略整齐了些。
但是如何描绘这些文字的统一性呢？也许正是因为它们有明显的零散化，所以我才想统一性的问题。我觉得我这些文字几乎都是分析一些电影史上的公案性质的问题，因为这样的分析对象本身具有更强的文化能量。
另外，现在的我更看重本书的第三部分，它也多是中国近20年电影史里的公案，它包含了中国独立电影人的访谈和分析。限度上，它们为中国独立电影的发展状况提供了证据，而且它们相对具有更大的硬度。
它也无意间解决了一些问题，比如究竟何谓中国独立电影的开端，独立电影这个概念是如何形成的。
这些年笔者更关注独立电影的领域，而且一直认为在中国，独立电影的内涵和意义跟别国比如美国完全不同。中国所谓的独立电影的概念不是一个偏僻的领域，不是一个小的局部的电影种类，独立电影是衡量文化产品、国民精神素质以及政治进步的永恒指标。那些对独立电影进行边缘化理解和宣传的人，都是私心过于旺盛的人。而且独立也不是要杜绝社会共同体，而是要让大家塑造一个更有尊严更有文化质量的公共社会。
我对这些作品的关注和写作，也是为了增加其公共性，以及它被言说的频率。
每当回忆往事，总“觉今是而昨非”，当我终于敢重新翻检过去的文章时，便觉得这也是一种病态。那些文字虽不尽如人意，但还是有效的文字，当年拉片、阅读、深思、求证的过程历历在目，今天读之也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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