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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在文献会小露过锋芒，那是一次原始文件的考证。文献会以重金购得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一份原始文件，是当时总会成立时秘密会议的签名册，有宋教仁等人亲笔签名。文献会如获至宝，专门送给参加过早期革命的于右任题字。于右任翻开签名册，没有找到他的名字，非常不快，他说记得他是在场的，怎么没有他呢？送名册的人回来，找到李敖，让他来考证，到底是这个签名证错了，还是于右任记错了？
李敖就有这个本事，他从史料堆中找出几份旁证，分析推理的结论是，于右任确实是参加辛亥革命了，但那一次会议于右任确实没有参加。于右任是“党国元老”，又是硕果仅存的辛亥革命当事人，李敖可以让他无话可说吗？李敖说：“可以。”他列出证据，一条、两条、三条，都是站得住脚的。
不知道文献会怎么向于右任回话的，只是听说于右任事后“为之不寐者数日”，没听说于右任再提出什么异议，李敖这个后生与于右任相隔半个世纪，居然能证实先辈的记忆错误，这已经够神奇的了。李敖说：“我真抱歉，以我的学问，实在找不出他参加的历史，这种抱歉持续了几天，直到我被文献会扫地出门，我才停止了抱歉。”
四年后，李敖写出《纠正于右任幻想出来的一段革命》一文，把这段考证的公案如实公布于众。这算是李敖在文献会解决的一个历史“疑难杂症”，他完成得很出色，叫文献会的同事不得不叹服。
李敖既然在文献会上班，当面与陶希圣也就打哈哈，他记着老师的叮嘱。姚提醒李敖“若过于放肆，不但树敌太多，亦恐于工作有妨”。吴相湘则要李敖“切忌多言”。他们奉劝李敖，“往事已过，今后仍应潜心学问”，“从此安心工作”，期许李敖埋头做学问，不要乱写文章，“借此研究民国史，以期有些具体的成就”。
陶希圣常找李敖聊天，拉近彼此距离。李敖明白，与姚从吾对他的学术期待不同，陶希圣是不愿他终老于学问的，想方设法拉拢李敖，自然是不想让李敖在国民党之外游荡。聊天是一门学问。话题天南地北，貌似随意跳宕，实际话中有话。李敖明白得很，他总是装做没听懂，应付了事。绕来绕去，陶希圣的意图逐渐显露，想拉李敖加入国民党。李敖铁了心，坚决不入。当初在军队，李敖连上前线的威胁都不怕，到文献会谋生，更没有必要“为五斗米折腰”，他这个糊涂装到底了。
如果说听了些老师的忠告，李敖与陶希圣表面上相安无事。然而，他并没有照老师所说，停下手中的笔。李敖的身子虽然进了文献会，但他的头脑仍一如既往地独立与活跃。“辩难文章”一篇篇在《文星》问世。《文星》第五十三期（1962年3月1日）发表《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为（播种者胡适）翻旧账》；第五十四期（4月1日）发表《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第六十期（10月1日）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澄清对“人身攻击”的误解》等。李敖的文章在台湾社会不胫而走，争议与风波相伴相生，有人拍案叫好，有人痛骂不已。
在李敖笔端所批评的人物之中，气恼的是“立法委员”胡秋原。李敖发表《胡秋原的真面目》，触及胡秋原早年的历史瓜葛。李敖本意并非在某个人，而是在“中西方文化论战”中证实自己的观点。但胡秋原怀疑李敖如此老辣，背后肯定有人指使，对李敖还之以人身攻击。李敖笑道，胡秋原有一种“幻想的被迫害症”。
十月四日的报纸登出消息，胡秋原控告李敖。这回老资格的胡秋原一口咬定初出茅庐的李敖有罪，咄咄逼人，似乎胜券在握。而李敖成竹在胸，也很沉得住气。陶希圣不守中立，转告李敖：一是他可以介绍律师。二是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陶希圣真够意思，他用意何在？这时，陶希圣认为时机到了，不再拐弯抹角，直截了当地对李敖说，还是加入国民党才好办事，入了党就变成了“自己人”，那样他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支持李敖名正言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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