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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重生：现代中国的缩影
血腥的活剧
1939年春，尽管存在诸多不稳定因素，但从整体上看，欧洲还算太平。然而，在7 000公里之外的东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 的枪声已然鸣起。
5月3日，中国西南部城市重庆此时虽晴，但闷热难当，作为中国三大火炉之一，40℃以上的高温天气对这座城市而言已是稀松平常。正午时分，《新民报》记者张西洛正准备吃饭，在他看来，这座城市一如往常：熙攘的街道上，小商贩们卖力兜售着各种商品；忙碌的码头边，船只穿梭往返，数百苦力往来搬运货物，每有乘客下船，数十个轿夫便会争先迎上去。重庆是著名的山城，陡峭的山岩将半城与长江隔开，所以若经济条件允许，坐轿子上山才算是明智之举。
蔬菜、肉类与粮食各种商铺前，商贩正与买家讨价还价。重庆从未如此热闹过。1937年10月，迫于日军3个月以来侵略压力，国民政府宣布再无力驻守当时的首都南京，重庆也因此被立为陪都。上百万难民蜂拥而至，使这座常住人口不及50万人的城市，在8年内人口迅速翻了一番。拥挤的市场，匆忙搭建的简陋土坯房都是难民激增的明证。如此，原本就邋遢的重庆市容显得更加凌乱不堪。
张西洛正准备就座吃饭，突然听到一阵声响，他很清楚，那意味着新一轮的恐怖事件即将爆发。他回忆道：中午，我们听到一阵短促的警报声，连饭也顾不得吃，我便匆忙收拾了一下，准备去金汤街的报社防空洞躲避。大约过了半小时，一阵更急促的警报声响彻天际，随之而来的是接连不断的轰炸。报社仅剩几个人留守，其余的都抓起自己的随身物品，急忙钻进防空洞。
张西洛是幸运的，因为后来他发现，自己所在的避难所是城中的，由重庆防空司令部修建而成。防空洞内灯火通明，还配有通信设备以及充足的食物和水。而城中大部分市民只能躲在那些难抵猛烈空袭简易避难所。后来曾有人写道：紧急警报一响，全家近十口人都钻到桌子下面躲了起来。英国驻重庆领事馆为表明中立态度，命人特别挂起一面硕大的英国国旗，以警示空袭飞行员。但战场上没有的安全，即使是特权阶层也清楚这一点。前不久，在日本空袭一座自来水厂之时，附近的使馆大楼就未能幸免于难。
中午12点45分，36架96式中型攻击机密密麻麻地出现在天空中，急速逼近轰炸目标。它们均属日本海军航空队，航程能达到1 000多公里。日军正以此攻势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迫其投降。
防空洞内张西洛清楚地听到飞机引擎的轰鸣声：他首先判断出零星几架中国驱逐机起飞迎敌的声音；不久，隆隆的炸弹爆炸声和中国高射炮声响成一片。后来，空袭持续了整整1个小时，直到下午2点35分才解除警报。
张西洛走出防空洞查看情况：从码头到居民区，所到之处满目疮痍；不可思议的是，一个交叉路口的几座银行却完好无损，傲然矗立在断壁残垣之中。数小时后，夜幕降临之时，仍有哭啼声、呼救声不绝于耳，他回忆说：太凄惨了。他先后采访了几位伤者及死者家属，之后便匆匆返回报社赶稿。
5月4日，第二天，张西洛在当地一座公园采访时，巧遇当时新闻界响当当的人物--《大公报》记者范长江。他们见到一位哭泣的妇女，之后才了解到：昨天，她原本与丈夫带着两个孩子来游园，不料遇上空袭，一家人躲避不及，丈夫被炸死，两个孩子都受了伤。这妇女边哭边叫道：为什么日本鬼子不连我们母子也一起炸死？这让我们怎么活下去啊？
数年后，有人谈起当天的一幕幕惨剧：炸弹来袭时，我父亲正与一群年轻的工人聊天。突然，他听到一声巨响，随后亲眼目睹那群工人瞬间被炸得血肉横飞。我母亲还听说：为了躲避空袭，大家拼命往防空洞钻，在黑暗与混乱中，发生了严重的踩踏事故，许多人就那样被活活踩死了。
当时,重庆仍未脱险。5月4日下午，警报再次响起。5点17分，27架日本战机出现在重庆上空，发起又一轮轰炸。一位幸存者回忆道：我们仿佛身处惊涛骇浪之上的一叶孤舟，不住地摇晃；外面弹片横飞，窗户玻璃被震得碎落一地，敌机的轰鸣声、机枪扫射的呼啸声在头顶震荡盘旋。惊恐之余，他偷偷瞄向窗外， 外面火光冲天，周围的楼房接连倒塌，曾经可爱的家园已成一片火海，几近被夷为平地。晚7点左右，警报解除了。新民报社的办公楼还在，其前后左右的建筑都悉数中弹被毁。
在5月4日的轰炸中，日军出动的飞机数量相较于前一日有所减少，但攻击范围更大，目标打击更精确。据不完全统计，5月3日的轰炸共造成673人死亡，1 608处房屋被毁。而5月4日的死亡人数达3 318人，被毁房屋3 803处。两次空袭引起了国际社会对重庆及国民党政府命运的关注和担忧。与此同时，西班牙共和国也在孤注一掷地发起战斗，反抗佛朗哥的军队。世界各国的使节、战地记者以及商人共同见证了这场发生在中国陪都的浩劫。然而，5月3日至4日的轰炸不过是个开端，日军对重庆的打击持续了数年之久。1938年5月～1941年8月期间，猛烈单日空袭达218次，炸弹之外，还有不计其数的燃烧弹从天而降，共造成11 885人死亡，其中多数为平民。空袭警报声已然成为战时重庆市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几十年后，一位童年生活在重庆的人回忆说：那时，我耳边永远鸣响着空袭警报的厉声吼啸；眼前永远呈现着悬挂在美丰银行大厦顶的两枚警报红球。
重庆被毁的噩耗令蒋介石感到十分震惊。那时他已退守至位于黄山的官邸，远离重庆市中心。作为抗日战争时期的领袖和国民党主席的他在5月3日晚的日记中写道：40多架敌机今日袭击了重庆，炸毁了军事委员会大楼及周围大片地区。城中百姓死伤无数。第二天他更伤感地写下：今夜敌机又一次轰炸了重庆，还投掷了燃烧弹。这是我今生所见惨烈之景象，让人惨不忍睹。如老天爷有眼，为何不让我们的敌人遭到报应呢？（关于出自《蒋介石日记》的引文，因该日记收藏于海外，目前尚未对中国大陆完全公开原文。因此，部分引文只能使用其他语言翻译过来的白话文代替。--译者注）
然而，仍有一部分中国人在废墟中看到了希望。轰炸期间，包括中国著名小说家老舍在内的众多文化人士身处重庆，但均拒绝在日军占领区内生活，故共居重庆郊区北碚。在北碚，老舍能清楚地看到重庆市中心升起的滚滚硝烟，这也让他意识到空袭日别样的象征意义。对那一代的作家和艺术家而言，五四这个日子很特别。1919年的5月4日，一群青年学生在北京发起了一场反抗帝国主义的游行示威，那场运动也终成为中国历著名的自由思想运动。新思想高举民主和科学两面旗帜，猛烈抨击封建主义旧文化，倡导新文化。距五四运动整整20年后（1939年5月4日），这场爆发在重庆大轰炸令中国的有识之士难以释怀。老舍在文章《五四之夜》中写道：
继续努力……记住，这是五四！人道主义的，争取自由解放的五四，不能接受这火与血的威胁；我们要用心血争取并必定获得大中华的新生！我们活着，我们斗争，我们胜利，这是我们五四的新口号！
在西方世界，重庆大轰炸鲜有人知。即便在中国，这一事件也被掩盖了数十年之久。虽然知之者甚少，但重庆大轰炸仍是二战中可歌可泣的大事件。几十年来，我们关于那场全球性战争的理解一直未能对中国的角色给出恰如其分的说法。即使在中国被考虑在内的时候，它也只是一个次要角色，一个在一场让美国、苏联和英国出尽风头的战争中跑龙套的小演员。
中国是早抗击轴心国侵略的国家。抗日战争爆发于1937年，早于英、法两国反法西斯战争两年之久，比美国提前参战更四年。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之一就是确保中国持续参战，以此牵制身处中国内陆的大批日军。在同盟国的整体部署中，中国的战略地位也极其重要。但是，相比其他同盟国，中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力量薄弱，显少拥有自主权。诚然，抗日战争是中国历史进程中至关重要的一步，标志着中国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转变为拥有独立主权的国家，之后，也尝试以大国身份登上更广阔的世界舞台。
永不忘却的战争
至今，外界对中国在八年（1937～1945）抗战中所付出的高昂代价还没有一个全面的认识。据不完全统计，期间中国有1 400万人死亡（英、美两国伤亡总人数约为40多万，苏联则超过了2 000万），超过8 000万难民被迫逃亡，同时处于萌芽阶段的现代化也遭到扼杀。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正是因为这场战争，整个国家几乎一穷二白。
近来，中国学界对抗日战争的各阶段划分达成了共识。1937年7月7日，在北京近郊突发的中日军事摩擦，史称卢沟桥事变，是中日战争全面爆发的导火索。直到1945年8月，战争才宣告结束。八年混战中，国民党政府曾被迫迁都，上百万难民流离失所；大片中国领土被日军占领。同时，日本还收买扶持中国叛徒，建立伪满洲国，蓄意瓦解国民党政府的统治。而与此同时，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区域，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斗争中赢得民心，并通过彻底的社会改革，不断扩大革命根据地。
二战期间，中国经济遭受重创，来之不易的现代化建设被扼杀在摇篮之中，其中20世纪头十年建造的铁路、高速公路和工厂被破坏殆尽；广州珠三角地区30%的基础设施被毁，上海52%的基础建设被破坏，当时的首都南京80%的城市建设几乎都化为灰烬。
这场战争基本肃清了日、英两大帝国的在华势力，却也同时为美、苏势力入华创造了机会。整个抗日战争史同时也是一部平民百姓的苦难史：从众所周知的南京大屠杀（1937年12月～1938年1月），日军攻陷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到1938年6月黄河大决堤，蒋介石政府以牺牲千千万万中国同胞为代价，为国民党军换取宝贵的时间。
同时，抗日战争也是中华各界各族人民和海外侨胞、港澳台同胞广泛参加的一次全民抗战。中华民族排除万难，坚持战斗到后一刻，终取得了抗战的胜利，让中国不可能获胜的预言不攻自破，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的4年里，中国一直孤军奋战，独自反抗日本法西斯的侵略。期间这个欠发达的贫困国家，抵抗住了日本80万高度军事化的精锐部队。此后4年，对同盟军在欧洲与亚洲两个战场获得的胜利，中国的持久抗战功不可没。
而抗日战争战争也成为了三大人物的人生转折点，他们对中国未来的设想各持己见。战争期间，不论褒贬，国民党领袖蒋介石无疑是各界关注的焦点。1937年战争爆发之际，几乎所有人，包括共产党内人士都认为他是能代表中国与日本作对的人物。蒋介石曾梦想战争能像一把烈火令中国凤凰涅槃--成为一个主权独立、繁荣富强的国家，并在战后亚洲乃至整个世界秩序中充当领导角色。
终，蒋介石赢得了战争，却失去了国家。而其的对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则在抗日战争中成长为一代领袖。战争爆发之际，共产党尚未壮大，作为共产党领导人之一，被迫转移到偏远的中国西北农村。而抗战结束之时，他已经成为中国大部分地区及全中国人民（近1亿）的实际领袖，手握100万人的独立军队。
相反，战争却也毁掉了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常常游离在中国历史学家们的研究之外，他就是汪精卫。汪精卫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中的一大悲剧人物。较之蒋介石和，青年时期的汪精卫的革命经历更为突出，其地位仅次于伟大的革命家孙中山。但在抗日战争期间，汪精卫投靠了敌国日本，直到今日仍被视作汉奸遭世人唾弃。蒋介石、和汪精卫这三个人，分别用一场战争实践了各自对自由和国家现代化的设想。战争迫使他们各自为营，其所暴露的根本分歧也终促成了领导地位的确立。
研究中日战争是解读中国为何能够一跃成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想要了解变革中这个国家的自我认同感，以及它在变幻莫测的世界格局中扮演的角色，了解其不为人知的一面，研究中国的二战史至关重要。细心观察你会发现，中日战争留下的痕迹至今在中国仍随处可见：为纪念南京大屠杀，中国修建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重庆也保留了绰号醋性子乔的美国参谋长约瑟夫·史迪威的故居，这位上将与蒋介石暴风骤雨般的交锋对随后几十年的中美关系影响深远。现如今，中国电视上仍经常播放八路军在中国北方抗日的纪录片以及以中日战争为背景的电视剧。
中日战争还为这个国家留下了很多无形的影响。抗日战争削弱并分裂了中国，1949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其政权也随着历史的发展逐渐巩固壮大起来。在当今国际社会中，中国致力于打造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中国的分析师和外交官们怀念与美、苏、英并肩作战（作为盟军的一员）的日子，而他们在中国对抗反动势力与积极塑造新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大国角色之间，划分了明确的时间分界线。如今，中美关系日益紧张，中方的部分原因在于它认为欧美已忘却其在二战时的贡献以及为击退美国的敌人所做出的努力，这段历史也是时候被重新提及了。
如今，中日关系仍旧是中国外交关系中为堪忧的一个部分，两国摩擦形成的焦点仍旧是中日战争。中国年轻一代对日本侵华表现出的强烈愤慨，也正是其民族自豪感的现实塑造。20世纪90年代，时年40几岁的记者方军独自前往日本，采访参与侵华战争的退伍军人。当时（我们的祖国）不强大也不富裕，他说道，我们失去了东北……从上海撤退到南京，却令那里血流成河。如此可见，日本在中国的战时记录在今天仍能引发强烈的共鸣。
近年来，中国青年反日情绪从未得到缓和，因为他们始终认为，日本从未对其在中国犯下的暴行真心悔过，而这种强烈的情绪随时可能爆发：2003年有报道称，中国东北某城市爆发了声势浩大的反日游行，起因正是一些日本商人在当地雇佣中国性工作者举办淫乱派对，且事发时正是9月18日--那是日本全面侵华的开始之日；2005年，包括众多大学生在内的中国抗议者包围了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向领事馆办公大楼内投掷玻璃瓶，抗议日本谋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如此的反日情绪爆发的根源终究是是中日战争遗留下的两国60多年来的积怨。
2012年夏天，钓鱼岛事件的发生致使中国多个城市爆发反日游行示威，中日关系进一步陷入僵局。二战后，美日安全联盟不仅确保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强势地位，也将日本纳入美国的保护伞之下。中国人对美日同盟的愤慨多半源自中国理应成为处理亚太地区事务的主要力量的认知。但仇日的历史根源来自在中国贫弱之时，日军在其土地上为非作歹的共同记忆。
回顾抗日战争，也多少可以抚平一些国共内战留下的伤疤。在中国，纪念时代的一处景点之一让人甚为惊叹，那就是的老对手蒋介石位于黄山的别墅。别墅依照重庆大轰炸时蒋介石日记中的描述进行了修复。如今，它几乎与战时原貌无异，其内部陈列的部分展品充分证明蒋介石曾在抗日战争时期发挥过积极作用。
西方对这场战争给中国遗留下来的诸多问题的认知尚且不足。很多人也还没意识到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作用：即使知道中国参战的人也往往也将其视为次要战场。这些人普遍认为中国在战争中所扮演的角色微不足道，且是心意不决、贪污腐败盟友，对终消灭日本法西斯贡献不大，因而没有必要像看待其他参战大国那样对其进行全面审视。
中国人认为西方世界对中国战况的不解多是因为战争发生在几千英里之外，但这种观点完全错误。1939年5月3日和4日经历了大轰炸之后，响彻重庆上空的防空警报，早已传出中国国界。陪都重庆的哀嚎传到了西方，必定会被看作是反抗压迫的象征。可以肯定的是，这场战争对他国人民而言并不遥远，而在当时它也是受全球瞩目的战争之一。1938年，英国杰出诗人奥登作过一首著名的《来自中国的十四行诗》，其中一篇写道：那儿生命残暴：南京，达豪。(达豪,德国城市,1933年个纳粹集中营在那里建造而成。--译者注)
对许多西方进步人士而言，中日战争与西班牙内战密不可分。很多观察家，包括奥登及其他密友小说家克里斯托夫·衣修午德、摄影师罗伯特·卡帕，以及导演尤里斯·伊文思，几乎对整场战争做过全纪录。之后，他们毅然将这场战争视为民主或进步政府的反法西斯主义、反民族主义战争的一部分。在英国，援华会积极为中国募集资金。连《时代》杂志的美国记者白修德也称重庆一役是一段小插曲，为成千上万渴望得到伟大中国庇佑，以及强烈希望从日本人手中夺回领土的人所共享，这个人后来曾抨击过蒋介石。
与1939年就结束的西班牙内战不同，抗日战争终演变成席卷欧亚的战争。
不可否认的是，1945年以后，二战几乎对欧、亚、美洲各大陆上的所有大国，如美、英、法、德、日都产生了重大影响。自此，美国开始将自己视为世界警察，英国渴望重塑后帝国主义形象，潜伏在原子弹阴影下的日本期待塑造爱好和平的形象，这场战争的后遗症非常明显。相比之下，1945年之后的几十年里，首先遭受轴心国侵犯的中国的情况却仍不明朗：普遍认为当代中国是文化大革命的产物，更有甚者认为它是19世纪鸦片战争之辱的产物，却鲜有人认为它是抗日战争的产物。如今，令中国命运危在旦夕的战斗及战役名称，如台儿庄战役、长沙之战、豫湘桂会战，很难像硫磺岛决战、敦刻尔克大撤退、库尔斯克会战、塞班岛战役，及诺曼底登陆等引发强烈的文化共鸣。
为什么中国的战时历史会从我们的记忆中淡出，为什么现在有必要重新唤醒它？
简而言之，这段历史早在冷战初期就被抹杀了，近期才重新浮现。中国的抗日史被掩埋，对此，西方国家与中国大陆、台湾都有责任。双方对这场战争的解读均采取了冷战时期的态度。竭力打造战后和平世界的西方对它没有兴趣，各方也都开始认为中日战争是一段尴尬时期，更与新中国的辉煌无关。很少有人愿意回顾这段令人沮丧的历史，因为它是中国近现代灾难史的谷底。
强调战争史有助于增强民族自尊心，中国也支持这一论点。直到20世纪70年代，很多西方战争史的研究都集中在西欧前线，有意淡化苏联的重要贡献。相应地，苏联在社会各阶层广泛宣扬1941～1945年的伟大的卫国战争，重塑战后形象，并试图以此在国际社会谋求利益。中国有选择地宣扬抗日战争，并以此增强战后民族凝聚力。公开谈及战争期间，详细讨论过的就是以延安为中心的革命根据地，因为在那里领导了农民革命。中国的史料很少会提及战时重庆大轰炸，也没有提到战时与日本的合作，与英美的联盟，甚至对南京大屠杀这类战争罪行的谈论也不多。
20世纪80年代，情况发生了根本转变。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写了中日战争史。共产党决定恢复战时历史，国共两党不论党派分歧并肩作战，共同抵抗外国侵略者。为了铭记这段历史，中国政府先后兴建了多个新的战争博物馆，其中包括南京大屠杀博物馆；而后，中国境内又出现了突显国民党军队作用的电影和博物馆，这意味着之前为了强调在前线殊死抵抗的中共而刻意忽略同样贡献巨大的国民党军队的情形得以改变；尘封数十年的密档被揭开，大量新的学术研究成果不断涌现。
本书的完成得益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书中对中国在二战中所起作用的新认识，并不是西方学术界强加给中国的产物，而是来自于中国自身的重大变化。是时候全面、完整地重新诠释这场旷日持久的中日战争以及中国在二战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了。如今冷战已结束，我们应关注的重点已不再是谁丢失了中国，也不再是防范共产主义渗透以及贯彻麦卡锡主义，而应研究为什么战争改变了中国。这个更具开放性、更有成效的问题可以充分避免相互指责，大家齐力找出问题根源。与此同时，它还能将争论焦点从美国转移到中国上来。
重新诠释中日战争让我们终于可以脱离那些不真实的戏剧。这场战争应该被理解为中国漫长的现代化进程中的一次中断。到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近一个世纪的外敌入侵、国内纷争、经济动荡，国共两党都想成立一个政治独立的国家，建立一个统一、稳定、能带动经济发展繁荣的政府。早在1937年战争爆发前数十年，国民党就曾尝试过去追求这些目标，但日本的侵略行径令他们难以成功。对任何政府来说，从征税到粮食供应，再到解决大量难民潮等问题都显得过于棘手，似乎难以有效解决。
中日战争标志着中国的政权从国民党转移到共产党一方，这一过程无法避免。战争早期，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日本可能会赢，中国沦为大日本帝国的一部分。因此，重新认识战争年代的中国必须从国民党、共产党以及投敌叛国者三方为实现现代化的中国做出的努力来综合考量。
想正确看待那段历史，必然要承认中国是战时同盟国四大核心国之一，与美、苏、英三国地位同等。这段中国历史不仅是被遗忘的同盟国的历史，也是同盟国中受战争影响的国家的血泪史。从根本上讲，即便是1941年6月遭德国入侵而伤亡惨重的苏联，其转变程度也远不及中国：苏联被迫接受了极限考验却并没有因此垮掉，它奋力反击并幸存了下来。1945年，国民党政府内外交困，日本的侵略彻底摧毁了它。西方对中国的战争行动、尤其是国民党所发挥作用的指责，所依据的是关于中国政权过于腐败和不得人心，以至于无法获得支持的说法。战时美国流行的一个笑话利用谐音把这位中国领导人的名字念成兑现我的支票。这并不完全公平。实际情况要复杂一些：欧洲的战略意味着需要以的代价把中国留在战争中，而蒋介石就曾一再被迫把自己的军队按照有利于盟军地缘战略利益、却有损于中国自身目标的方式投入战场。国民党政权艰难维系到1945年，之所以终灭亡，并不是因为盲目地反共、拒绝抗日，也不是因为愚蠢或原始的军事思想作怪，而是源于内外交困以及不可靠的西方盟友。
重新审视中日战争还有其他意义，战乱对现今中国社会仍有影响。那段时期空袭频发，人们需要将居住地和工作地合二为一，因为外出很危险；1949年后，中国建立了类似工会的组织，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废除。在残酷的战争年代，政府努力在战乱中维持某种秩序，中国社会的管理也因此多了一些强制、官僚色彩，管理分化更细。对无序恐惧，是中国官方思维形成的一个重要因素。国家在战时对社会的高要求也导致了社会对政府的高要求。战争为向难民谋求福利、改善健康卫生条件提供了大量的体验机会。参战的其他国家，尤其是英国，不得不为忍受战乱痛苦的民众提供福利。而在中国，国民党终却创造了只有共产党才能满足的需求。
早在21世纪早期，中国就已经在全球政治舞台上占据一席之地，旨在说服世界它是负责任的大国。它证明自己的其中一种方式就是提醒人们铭记那段历史--那些中国与其他进步国家并肩抗争法西斯的日子：第二次世界大战。如果我们想了解中国在当今世界的作用，好应该提醒自己：中国在20世纪三四十年参与那场艰苦卓绝的战争，不仅仅是为了国家尊严和生存，还为了所有同盟国的胜利。正是在那场战争中，东西方一起抗击了有史以来黑暗的邪恶力量。
第7章 南京大屠杀
中国近代史上有很多城市都曾被血泪浸染，它们之中典型的代表就是南京。太平军入城，杀！湘军入城，杀！日本侵略军入城，杀，杀，杀！1937年12月，南京保卫战失利，日本军队攻陷南京城，在随后的6周里，南京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恐怖地狱……
固守，的选择
1937年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南京举办了他们10周年结婚纪念日庆典。但这并不是一个恰当的时机，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结婚已十足年，党国前途艰难重生，以后第二之十年，究不知变化。此外，蒋介石还写下了自己看见的南京城四处荒凉的景象。
事实上，南京城笼罩在一片怪异的死寂中已有数月。8月中旬，南京出其不意地被拖入了战争中：
今天下午2点，南京初尝空战滋味。12架日本飞机轰炸了首都南京，10架中国飞机也正面迎敌……在日本战机到达之前，汽笛警报声持续了近半个小时……因首都之前从未遭过空袭，所以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危险，许多还在街道上说说笑笑。
但人们很快意识到不对劲了。8月下旬，杜重远路经南京，那已是空袭的几天之后。他报道称，这座城市的大部分人口早就离开了。他住在中央饭店，店中茶房厨役怕飞机，故亦多半辞职，厨房无人做饭，不得已略进点心，即出而访友。饭店员工的恐惧显而易见，杜重远在赶往大同之时记录道：
在京停留三夜，每夜敌人飞机必来光顾三四次。幸京中防空设备尚好，（飞机）来时先鸣笛警告，继用探照灯远照，照准机身时，再放高射炮，或以驱逐机追逐。夜间火光四射……灿烂非常，大有新年赏灯之慨！
当首都南京的夜空火光四溅时，260公里以东的上海正处在激烈的交火之中，国民党誓死保卫上海这座繁华的港口城市。南京遭遇进攻时，周佛海依然需要去适应这个处在不断轰炸中的可怕世界。他屋子下面有一间地下室，一旦被空袭，他的各路朋友就会纷纷跑来躲避，随着战争陷入艰难境地，地下室的聚会也变得越来越频繁，安排竟也越来越有序。但周佛海并不打算继续在南京长住，无论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作出了同样的决定：他们将离开这座城市，前往武汉或内陆其他地区。
1937年10月，蒋介石政府开始西迁，军事指挥部迁址武汉，行政机构迁址重庆。11月底一份来自英国路透社的报道描述了这凄惨的一幕：在持续的倾盘大雨中，中国国民政府的撤离在今天差不多全部完成了。办公室和工厂内有价值的设备已被全部运走……即使这座城市被占领，也只是一座徒有其表的空城。该报道还补充说：期间没有丝毫民众骚乱或大难临头的迹象，中国人的一致想法就是坚决抗日，绝不投降。蒋介石也感受到了民众的情绪，当务之急是保卫华中地区。如若上海失守，整个沿海地区便会被彻底占领，但蒋介石依然决定不到后一刻绝不离开华东地区。他很清楚，放弃首都将对国民党政权的声誉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他在1937年11月25日的公开声明中称：抗战到底，至后一寸土地与后一人，此乃吾人固定政策。
对中国人来说，南京有着巨大的文化影响力和民众号召力。公元1421年之前，南京一直是明王朝的首都。南京城墙耗时20年，动用劳力20万方才筑成，它将整座南京城层层环绕，象征着王朝的权力和不朽。即便在迁都北京之后，南京依然以其精致的建筑与商人们向往的高雅生活方式而闻名于世。南京同时也是于1850～1864年高举反清大旗的太平天国的京都。1928年，这座城市再次走到幕前，成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中国民国首都，他们希望发展出一个可以与殖民城市上海相媲美的现代化城市。在这座古老城市的中心区域，一条以孙中山名字命名的宽阔林荫大道（中山路）横贯其中，宏伟的政府建筑拔地而起；城市规划也已尘埃落定，作为一个新政党的总部，这些建筑将糅合了北京天坛公园和美国国会大厦的特征，只可惜这一设想到后也未能实现。城市美化的步就是在主要街道两侧种上绿树，即便到了今天，它也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受巨木荫庇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梦想南京成为环境和技术现代化的象征，成为那个时代所有中国城市的榜样。但这一梦想并未实现。到20世纪30年代末，经济危机导致大型建筑项目难以获得资金支持；随着战争爆发，南京的形象也从国民党复兴计划中的核心城市变为人人自危的脆弱之地。
日本统帅部初并没有打算夺取南京。当战斗打响时，日本人关心的是巩固其在华北的控制权，而不是攻夺国民党下辖地盘。但蒋介石通过在长江流域开辟新战线以扩大战争的决策，使日本人不得不重新考虑战争计划。日军于1937年11月7日匆忙地成立了一支新部队，名曰华中方面军。该军是由之前的日本第10军和上海派遣军合并而成，它的出现反映了战争在该地区快速多变的特点。从7月战争伊始，日本人就希望能一击致命，摧毁中国的抵抗。但战争的升级令他们吃惊不小，转而决定攻防并进。日军第10军于11月5日在位于上海南部的杭州湾登陆，这被证明是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对日本占领上海有着突出贡献。但日军也在战斗中遭受了重创，伤亡人数大大超出了他们的预估，达到42 202人。
实际上，南京从来都不是日本的战略目标。占领上海，日本就等于控制了全中国的港口。夺取首都南京只与权力的象征有关，是大和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一次巨大胜利，可说是纯粹的民族主义目标。然而，日方很清楚，民族主义不利于大东亚未来的发展前景。松井石根将军表示：除非南京政府改变态度，停止抵抗，否则日军的铁蹄就将继续前进，开往南京、汉口，甚至是陪都重庆。很多日本将领与松井石根持相同观点。在他们看来，缺乏同情心的欧洲国家只是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中国，而日本人则将中国的真正利益放在心上：
，要迫使南京政府放弃他们对欧美的依赖……第二，要纠正中国国民受南京政府的抗日政策影响而产生的误会。要让中国人认识到，日本牺牲自己是为了拯救四万万中国人，我们是中国真正的朋友。
关于国民政府依赖欧美的说法是指蒋介石政府于1937年之前曾试图寻求西方政权的支持以应对日本的威胁。尽管这些西方国家始终不愿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但从广义来说，这也等于宣布中国已开始积极参与诸如国联这样的国际组织，并希望以此解决与他国之间的争端。日本将中国看做自家的后花园，国民党如此举措令他们坐立不安。
大部分外国人在初秋便离开了南京，大使馆也遣散了工作人员，公司则将雇员们送回了故乡。留在南京的人中有一位名叫约翰·拉贝的德国商人，他在西门子公司任职。这名德国人发现，10月中旬时，南京的大部分旅馆、商店以及所有电影院都已关门歇业了。对大多数外国人来说，这是一个信号：是时候离开了。但有这么一小撮外国人，他们决定留下来帮助那些被国民党遗弃的中国老百姓们。拉贝就是其中之一。此外，还有南京大学教授路易斯·斯迈思，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教务主任明妮·魏特琳女士，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部的教长费吴生等。他们决定，一旦日本人攻下南京，他们将建立一个中立的国际安全区，以保护流离失所的中国人。
蒋介石十分赞赏这一设想，甚至提出要补助10万美元以支持安全区的建设，虽然后来仅仅支付了4万美元。负责驻守南京后一道防线的唐生智将军对此也颇为赞赏。唯独日本人无法接受这一做法，他们害怕该安全区会成为中国反抗者们的藏身所在。而后，唐生智公开表示，中国军队将驻扎在该安全区，战壕和防御工事也将围绕着该安全区建设。日本人的担忧成了现实。
到12月早些时候，上海已然沦陷。蒋介石知道，放弃首都将是一个难以洗刷的耻辱。但他必须撤退，同时又想表明，首都曾发生过一场浴血奋战，守城军队坚持到了后一刻才寡不敌众。这不仅事关荣誉，也是一场公关。如若无法赢得胜利，那国家就需要一批英雄。
11月跨向12月之际，蒋介石拼死抵抗，企图阻止似乎无法避免的南京沦陷。他电告斯大林，请求其派遣部队前来帮助中国，斯大林以无意在中国发动地面战为由，拒绝了蒋介石的请求。蒋介石也因此对苏维埃政权及与之密切相关的中国共产党越发不信任了。12月6日，汪精卫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进行了会谈，期望能与之达成和平协议，但终失望而归。那一天，蒋介石重新估量了自己的胜算：日军武器装备精良，中国军队劣势明显，南京城内的士气也早就被尽数摧毁。
12月7日凌晨4点，蒋介石起床做了一次祷告。5点，他携夫人乘机离开了注定会沦陷的首都。他们先飞往南昌，接着转机前往庐山。这次旅程令蒋介石几欲心碎。虽然他宣称南京将战斗至后一刻，但他始终是一个战略家，他的本能不是去顾及自己已经放弃的南京，而是去推敲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在他的日记中，他思考了制定战时教育战略以及国家动员计划的必要性。他感到，重要的是国民党必须不失去其革命精神。在他避难的关头，这些反省几乎是一厢情愿的盲目乐观。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使蒋介石有了面对横扫中国的种种恐怖场景的勇气。通过教育或其他社会政策的规划，蒋介石建立起乐观信念，坚信抗战是一项积极的事业，目的在于重建一个新中国，而不是在所向披靡的敌人面前逃跑。
他同时还呼吁革命精神，因为他不愿这四个字出自他人之口。如果允许共产党占有一席之地，那么中国将成为第二个西班牙。许多西方进步人士热衷于将西班牙与中日战争联系在一起，它们都被认为是进步力量受到守旧派和法西斯攻击的例证。蒋介石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接近于佛朗哥，对他来说，西班牙内战展示了共产主义是如何利用国家的分裂趁势夺取领导权的。西班牙内战使蒋介石忧虑不断，在他离开南京时，也从未指望外国势力会进行迅速干预。带着某种先知先觉，他认为中国很可能还要孤独奋战3年时光。
虽然蒋介石很想将南京的命运抛诸脑后，但他依然无法忘记这座城市。自7月卢沟桥的枪声响起，蒋介石在华东耗时5个月试图守护这片土地，这5个月的每一天都让蒋介石心力交瘁。对于一个将自身与中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男人而言，首都南京是承载他希望和梦想的净土，它的沦陷令他痛心疾首。12月14日上午，蒋介石乘坐一艘征用的游轮前往庐山。在庐山，他发表演讲陈述了撤离南京的理由，之后他又飞赴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总部所在地武汉。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今后的计划：为那些被迫逃离南京的难民提供救济的方案，军事委员会的一整套重组方案……在蒋介石离开南京之后的那段日子里，他没有在日记中记录的便是身处那座沦陷的首都中的可怜人所遭遇的可怕经历。
唐生智是又一员在军阀混战时期与蒋介石关系复杂的将领。蒋介石撤离时，唐生智主动请缨留守南京与日本人决一死战。唐生智来自湖南，这是一个躁动又富有生机的省份，也是的故乡。在20世纪20年代，唐生智不止一次改换门庭。他在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中参加了国民革命军，后又转而反对过蒋介石。当然，包括汪精卫、冯玉祥等其他杰出将领也都有着相同的经历。如今，蒋介石不得不与日本人拉开阵势，麾下将领的忠诚度问题就摆到台前。他将这部分将领摆在那些将经受公众考验的位置上，这样他们的忠诚和作战意愿便一清二楚。蒋介石的作战策略也驱使他将没有受过良好训练的部队派往承担类似保卫南京这样没有胜算的战斗任务。这样做的结果是，中央军精锐部队以及桂系李宗仁的广西军被保存了下来，他们会拿下那些在战争中本就可以获胜的战役；而那些不得不面对一场毫无胜算的战斗的将领和士兵，只得用生命博取一个英雄的称号。唐生智现在就处于如此境地，他必须完成一个自杀式任务，否则他就会遭受公众谴责、媒体拷问。
到了1937年12月的第2周，在留守南京的少数外国人笔下，南京被描述为处于反常的氛围中。约翰·拉贝在他12月8日的日记中半带讽刺地写道，他现在几乎就是南京的市长，因为真正的市长马超俊在前一天便已离开了这座城市。中国军队仍在不断挖掘战壕，似乎是要誓死捍卫这座城市。《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这样记录道：
日军包抄南京时，参与抗击的有一批粤军，少量桂军，还有一些湖南军。城里原来的镇守部队是第36师和第88师，以及几个所谓的南京师。广东军原是从上海周边撤退出来的，他们的兵力在日军几个星期的炮轰下已所剩无几。
作为蒋委员长先前的精锐部队，第36师和第88师的兵力也在上海周边被大大削弱。但撤退至南京后，他们通过招募新兵已渐渐恢复元气。
与此同时，南京居民开始变得恐慌起来。程瑞芳是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成立的紧急委员会的一员，这一组织由明妮·魏特琳担任主席。程瑞芳在日记中记录了那些安全区内的公共建筑，尤其是部分学院是如何被那些躲避日军、寻求庇护的人群填满的。12月10日，蒋介石离开后不久，程瑞芳记录了席卷全南京的混乱，而此时的南京还未沦陷：洋车没有了，路上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是自己挑、抬。飞机声、大炮声他们也不管，真是凄惨。学院是逃难人群的主要目标，连图书馆都满是人。窗上挂着破衣服、破被和尿布，树上也同样挂着。校园里的观光水塘也派上了用场，一边的水塘成了洗马桶的、洗尿布的；另一边的水塘则成了洗衣的地方，有人也在那里洗碗。
作为给养资金来源的商业活动突然间中止了。虽然人们涌入了安全区，但也必须采取措施养活他们。程瑞芳就在学院门外设立了一个厨房，在那里分发米粥。天是免费的，而后，那些能够负担的人会稍微付一点钱。按原有计划，校园里只允许容纳不超过2 700人，但不出几天，这个数字就激增至不可思议的地步。到12月中旬，魏特琳实行了一套新规矩，他们在贫穷的一批难民的衣服上缝上一个红便签，这样可以使食物分发更公平，保证那些真正的贫困者可以免费获得食物。在中国，当地权贵阶层在危急关头向公众提供救济是一项历史悠久的传统，尤其是在封建王朝无力处理此类状况时。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紧急委员会的行为便是对这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惊恐和混乱的气息弥漫在空气中，人们几乎可以嗅到。南京城极不寻常的显著标志便是污水排量的激增。正如程瑞芳无可奈何的感叹：吃进去事小，拉出来事大。她如实描述了人们挤在没有卫生设施（甚至连马桶也没有）的小房间中的状况：他们随地大小便，整个校园都污秽一片。几天来，情势每况愈下，你甚至不敢走进盥洗室，那气味不是常人能忍受的。有些人逃走时太匆忙，没有带夜壶，于是他们就用其他人的。更糟的是，有人就睡在粪坑里。
大小便随处可见所造成的危害不仅仅是健康上的，也标志着中国在近几十年来认定的道路上发生了倒退。科技和新一代政府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大明证，正因如此，中国人才会在自己的土地上反对帝国主义。而另一种现代化是健康、卫生上的现代化，即运用科学技术推进社会的整体卫生状况。随着中国城市的现代化，他们用下水道和排水系统向世界证明了自身取得的进步。但如今战争的影响却逆转了这一趋势，就像杨夫人在仅仅几个月前逃离无锡时那样，现实清晰地展示了战争的丑恶。
12月12日，日本人实施了一次轰动世界的行动：他们炸沉了美国帕奈号炮舰。美国和英国的船舰就停泊在南京城外的长江上，其目的是警醒日本，虽然西方势力在中日冲突中处于中立，但他们并没有放弃自身在华利益。日本飞机在没有发出任何警告的情况下，便直向美国炮舰俯冲而去并实施轰炸，造成3人死亡，48人受伤。日本政府承担了事故责任，并迅速向美国政府签发了220万美元的补偿费用，但同时坚称事件并非蓄意而为。一场本可能引发美日对峙的冲突因此得以避免。但帕奈号事件对英美是一种警示：西方国家不可能仅凭中立态度就置身于不断扩大的战争之外。
然而，12月12日的南京城内却异常宁静。虽然大炮还在不断轰鸣，但程瑞芳记录道：今日飞机不炸了。近两星期天气很暖和，虽为难民好，但也为敌人助战。商店都关门了，难民们还在不断涌入安全区。但天黑后，异变突生。城市各处火光冲天，随着南京即将沦陷这一事实变得越来越显而易见，唐生智的手下开始于首都放火焚烧建筑物。一位中国高级官员告诉约翰·拉贝，唐生智已于晚上8点离开了南京。
当难民们在安全区挤作一团时，唐生智的部队已经打完了他们的后一战--那确实是一场激烈的抵抗。蒋介石离开后，他们已经浴血奋战了两天两夜，唐生智甚至拒绝了对方的劝降。但到了12月12日夜间，他确信这座城市已弹尽粮绝，再无一战之力。唐生智向麾下各师部发出命令，要求他们从城北大门处突破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包围，放弃南京！
接到命令的士兵们争先恐后地逃窜，拥挤着穿过城墙，有的还在匆忙逃离时落入长江中淹死。在南京保卫战中，约有7万人阵亡。城市的夜空被火光照亮，这并非日本人所为，而是中国军队自己将主要建筑都付之一炬。《纽约时报》记者窦奠安写道：中国人几乎将整个郊区都点燃了，包括中山陵园里的精巧建筑和家居；下关成了一片烧得炭黑的废墟。日本人避免轰炸修在建筑密集区里的中国部队军营，显然是为了保护那些建筑物。交通部大楼是城里被破坏的政府大楼，而那还是中国人自己放火烧的。焚烧建筑物是这场战斗贯穿始终的一个特征：摧毁任何有价值的东西，拒绝将它们交给进犯的敌人。在此种绝望的笼罩下，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会选择将火把投向这些曾熠熠生辉的建筑。回顾10月时，就向党内同志提出，若是守不住，就考虑焚烧太原。
南京，南京！
12月13日一早，日军踏入了南京。松井石根是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司令，但因病只能由其副手、来自皇族的朝香宫鸠彦代替他担任南京一役的指挥官。此时的南京已经一片混乱，中山路这条象征着国民党期望实现现代化的林荫大道也不复旧貌。窦奠安写道：中山路是一条长长的大街，街上污秽遍地，丢弃的制服、步枪、手枪、机关枪、野战炮、刀具和行囊随处可见。在有些地方，日本人不得不驾驶坦克碾压以清理路面。
程瑞芳在其日记中记录了侵略者入城时的情形：昨晚我军退了，今早没有听见还炮声。下午2点，日兵由水西门进城了。看守学院大门的一名警察看到日本兵进城，一边跑一边脱警服，都骇得跌倒了，脸上全白了，他真胆小。但在接下来几天里，越来越多的人逃到了金陵学院，程瑞芳也开始明白警察如此惊恐的原因：
因日兵白日跑到他们家里抄钱、强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区内都是如此，外边更不少，没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青年男子。
在南京投降后不到1周，便有近1万人睡进了学院的走廊，如同沙丁鱼在盒子里。不久后，明妮·魏特琳记录道：现在大火映红了东北部、东部和南部的天空。每晚大火都将天空照得通明，白昼里浓烟滚滚，日本人的抢劫和破坏还在继续着。战争的结果便是死亡和凄凉。在中国许多地方，外国人都能以旁观者的身份置身事外，但选择留在南京的这不到30名西方人却发现他们已被卷入其中，在日军和手无寸铁的中国人之间筑起了一道缓冲墙。组织建设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西方人并非受过专业训练的官员或公务员：拉贝是一个商人，罗伯特·O.威尔森是一名医生，斯迈思和魏特琳是大学教师。委员会成员推断，日本人会依据战争法行事，同时也迫切希望恢复城市秩序。如此一来，在南京的中国人和外国人都会从中受益。再者，委员会成员还希望能凭借自己的第三者立场赢得某种权威性。这不乏先例，因为他们是中立国家（包括美国和德国）的公民。他们都沉浸于天真的幻想中，虽然这种幻想并非毫无根据。北平和天津被占领时就没有引发混乱局面，即便是刚刚沦陷的上海，在国民政府撤退后，城市也只是陷入了一片死寂中。
但发生在南京的却是一幅完全不同的景象，从占领那一刻起，日军似乎就抛开了所有约束。在接下来整整6周，一直到1938年1月，日军华中方面军的士兵们进行了一场以屠杀、强奸和抢劫为主题的狂欢。他们下定决心要将南京闹得天翻地覆，根本无意建立南京的新秩序，即便只是短暂的。
在攻陷南京几天后，日方高级官员要求拉贝恢复一个发电厂的运转，使之重新发电以提供电力。拉贝非常希望维持城市秩序，所以他答应提供帮助。但他很快发现，在令人战栗的恐怖气氛下，他根本不可能招到工人：日本士兵已经完全失控了。在这种情况下，我是不可能为发电厂招募到工人的。
外国旁观者从南京被占领的天起就见证了那些惨不忍睹的场面。起初，日军的屠杀对象只是那些伪装成平民的军人，尽管他们根本没有认真区分过。任何中国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牺牲者。在那段日子里，步枪的射击声一遍又一遍响起，但相比起来，被射杀者甚至可称得上是幸运的。基督教青年会南京分会教长费吴生于12月19日记录道：
我……也曾到我们使馆的道格拉斯·金铿斯家，国旗仍在，但他的家仆死在停车房……街上仍有许多尸体，我们所能看到的全是平民。佛教慈善组织红卍字会愿意掩埋他们，但该会的卡车被偷了，用于送尸体火葬的棺材和若干佩戴会徽的工人都被弄走了。
3天后，费吴生写道：看见……离总部东边约400米处的一些泥潭中东倒西歪地躺着50具尸体……全都是老百姓的。他们的双手被绑在背后，其中一个人头颅的上半部分被完全削掉了，难道他们在练习刺刀？
费吴生亲眼目睹了那些被怀疑是士兵的平民所遭遇的痛苦。12月23日中午，一个人被送到总部。他已经没了半条命，头被烧得焦黑，眼睛和耳朵都没了，鼻子残缺不全，形象可怖。这个人说自己是被捆在一起的几百人中的一个，汽油浇在他们身上，然后他们被点着了。程瑞芳看见一些工人为了不被怀疑而剃了光头，但之后他们又追悔莫及，因为光秃秃的脑袋反而令他们更像士兵了。
日本人声称，他们只是在铲除敌军，但这个解释在他们的另一项罪行上却完全行不通--强奸。每天每个小时都有女性被侵犯的事件传来。12月17日，拉贝写道：昨夜约有1 000位女性遭强奸，仅在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一处就有100多个姑娘被强奸，此时此刻，所有的消息全与强奸有关。两天后，费吴生记录道：有些房屋一天被闯进5～10次，穷苦人民被洗劫，妇女被奸淫，一些人无缘无故被折磨致死。
明妮·魏特琳的日记描述了来到金陵学院寻求庇护的受害者：又有许多疲惫不堪、神情惊恐的妇女来了，诉说着她们度过的恐怖之夜。日本兵不断去往她们家中，从12岁的少女到60岁的老妪都被强奸。丈夫们被迫离开卧室，怀孕的妻子被刺刀剖腹。与魏特琳一同工作的程瑞芳一次又一次地目睹了南京妇女成为受害者的场景：我去了南山三次，然后又去往校园后面，接着又被急呼到教工楼，据说那里有两个日本兵上了楼。我来到楼上538房间时，看见一个家伙站在门口，另一个正在里面强奸一个姑娘。有一次，日本兵要求我们报告是否有中国士兵被藏在学院大楼中。当魏特琳告诉他们大楼里没有士兵时，他们打了我一记耳光，也狠狠打了李先生，并坚持让我们开门。
程瑞芳还心急于魏特琳没能看清侵略者的本质。12月底，魏特琳谈到一些被派至学院的日本宪兵时说：他们似乎是一些清白和守纪律的人，大多数人面相和善。但程瑞芳有理由怀疑这个评价。12月21日，更多日本士兵出现在学院里，程瑞芳写道：华（此处指魏特琳，其中文名叫华群。--译者注）以为那个长官好，派人来保护，其实他恨，因叫他没有面子。再，虽把外面的姑娘收进来，兵还是来拖，白日晚上都来……昨晚又进来两个兵，拖了两个姑娘在草地上，真是伤心。从前听人讲他们无人道，现在真的实现了。魏特琳通过向日本领事报告这些事以期从中调停，但程瑞芳对这种努力同样备感绝望：我告诉她，报得越多他们害死的人将更多。程瑞芳还记录说，若不是城里少数几位美国人和德国人的帮助，更多中国人将是死路一条。
12月20日，程瑞芳对日本人，对她的美国保护人以及对她的同胞生出的挫败感再也无法克制：
今日中午，有兵来拖两个姑娘，并拿她们的东西，恰巧有一个长官来参观，华叫他看他的军人做的事，他很难为情的，其实也无所谓，中国人是他的仇人，华不懂这些理。华真忙，不是赶兵就是招待长官，陈斐然前一次骇（害）怕了，这两日不出来，也不知他躲在哪里。我也累得要死，这些难民又不听话，四处都是屎尿，没有下脚的地方，晚上简直不敢走路。
程瑞芳补充道：今日死去一小孩，又添了三个婴孩。一个多礼拜死去三个，一共添了十多个。几天后，这一想法让她的情绪更加灰暗：每天有人生小孩，我管不了，身和心都不安。她心中烦闷，因她已经两个星期没有洗澡了，部分是担心日本兵可能进入洗澡房，另外则是因日本人破坏了学院的发电机，致使天黑后没有灯火照明。在学院躲藏的人甚至不敢点蜡烛，生怕在夜间引起注意和麻烦。有时会出现讽刺意味浓重的情景，环境的污秽反而成了救人的重要因素。一次，程瑞芳设法从企图强奸的日本兵手下救走一个女孩，那个女孩所在的地方就像学院其他地方一样，地上到处是排泄物。在挣扎中，她的衣服上也粘满了污秽，导致那名日本兵对她的兴致转瞬了没大半。
那个时代的绝望处境使得中国人和外国人都做出了一些在今天看来很难被接受的决定。12月23日，程瑞芳看见一个女孩在被几个日本兵轮奸后被抬了回来，伤很重，都不能走路。程瑞芳在日记中写道：将来南京的杂种还不少呢，可恨! 可恨!第二天，她见一个日本军官带着几名中国人过来找妓女。明妮·魏特琳跟他们达成了一个交易，在圣诞夜，为了保护良民女子，她同意日本军官去搜寻妓女。终，他们找到了21个。程瑞芳是这样想的，如果妓女们被带出学院，那这些日本兵就不会进来强奸良民女子了。这看上去也有道理。除了对妓女们做出的不人道行为之外，她所谓的也有道理基于一个假设，那就是日本人还不至于到丧心病狂的地步。到圣诞夜时，拉贝家的花园里也有约600人露宿。拉贝告诉程瑞芳那天是圣诞节，程瑞芳回答说就像在地狱里过节。
国际安全区委员会和他们的中国同事站在同一阵线，但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同样紧张，这或许与那几周歇斯底里的氛围有关。在开始那几天，日本兵一再对房子和大楼进行突击检查，顺走香烟、白酒和食品，甚至学院动物科学实验室里饲养的小鸡也未能幸免于难。程瑞芳苦笑着记录道：不但拿此地的东西，连国际委员会的酒和香烟也拿去了。国际委员会这次失面子。先前他们怕我军抢，想是日军很好的，开会时总是这样说，现在觉得不对，（日本人）连安全区都不承认。对许多中国人来说，西方人是盟友，但即便如此，他们和中国人之间的阶级观念依然为他们的关系蒙上了阴影。西方人一直认为日本人比中国人更严谨有序，因此当委员会被日本人巧取豪夺时，程瑞芳却大感欣慰也是可以理解的。
暴行的肆虐似乎没有减弱。就在圣诞节后，日本人搭建了一座展台，号召中国士兵自己站出来坦白，并说如果他们这样做了，就不会伤害他们，但如果以后被发现，他们会被立刻处死。超过200名中国士兵站了出来，可他们马上就被杀害了。接着再没有人敢站出来坦白了，但日本人依然将那些有嫌疑的年轻男子围住。一些女难民被要求出来指认他们：如果这些男人被认出是她们的亲戚，他们将被释放，而那些没人认领的将被带走处死。程瑞芳记录道：有一个老太太有胆量，出来认了三个人，其实她不认得他们，她就是要救他们。有一个年青女子也出来认她的哥哥，回到里面换件衣服又出来认她的亲戚，此人真可佩。 几天后，程瑞芳记述了他的同事魏师傅被从南京下关区带回的消息，她写道：他拖去的那一天，下关那一带路上没有路走，走在死人身上，他所有看见的事都是惊人，所以他骇死了！
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们在事件的记录上都非常尽责。他们知道，自己是这次重大战争罪行的第三方见证者。他们必须做详细的记录，因为再无其他人能够完成这件事了。事实上，他们中有些人后来被召唤到东京审判中作证。尽管没几个中国人有那份魄力记下当时的情景，但所有民众都见证了南京城这恐怖的一幕。战后，在东京开庭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是这样描述那几周所发生的一切的：
同时，还发生了许多起强奸。中国女性或者试图保护她的家人，只要稍有反抗，就立刻会被杀死。甚至城中大量未成年的女孩和老年妇女，都被强奸。在强奸过程中，还发生了多起变态和虐待行为。许多妇女在强奸后被杀，她们的尸体被烧毁。在日军占领后的第1个月里，大约共发生了20 000起强奸事件。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还宣称，大约有2万名中国平民被当做士兵杀死，另有3万名战俘被杀，他们的尸体都被扔进河里。从那时起，关于被屠杀人数的确切数字就成了一件备受争议的事情，中国政府坚持是30万，其他数字从几万到几十万都有。但是，无论怎样的争议都无法掩盖一个事实：日军处于失控状态，对妨碍他们的人实施了疯狂报复，大量平民因此丧命。
南京的无政府状态很清楚地表明，驻南京的日方高层措辞（可能是故意的）与军队的行径有着巨大反差。日本大使馆官员和高级长官一次又一次地宣称他们将平息事态，但街上的强奸和杀戮却仍在继续。当时的日本社会等级制度森严，但在过去的2个世纪里，日本下级人士对否决所谓的上级很有一套。只要他们行动够快，上级就无法质疑他们的行动，至少在公众面前不会如此。简单来说，就是先斩后奏或者斩了不奏。1931年，日军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就没有征得东京政府的同意，但大局已定，政府（尤其是一个自由主义者所领导的政府）也无力谴责。
来自上级的命令在那年12月的南京如同废纸。费吴生去了日本大使馆，面对无止境的强奸和杀戮，他们也无能为力，这让费吴生失望至极。他写道：获胜军队一定要获得奖赏，这奖赏便是对这群他们宣称要保护的人肆意抢劫、谋杀、强奸，犯下种种野蛮、粗暴的罪行。在整个现代史上，没有一页如日军在南京的暴行这般黑暗！不久，事实证明，日本大使馆工作人员的确无力阻止暴行，他们连自己都顾不上了。一次，3个日本外交官询问费吴生能否帮他们在城里找一辆车；还有一次，一名喝醉的日本兵用刺刀威胁两个德国人，正巧被一个路过的日本将领看见，将领赏了那士兵几个响亮的耳光，但也再无下文了。
事情确实在改观，尽管非常缓慢。军队的疯狂逐渐平静，日本人开始想方设法收买民心，而不仅仅是恐吓他们。到1937年12月30日，日本护卫队被派往各外国大使馆执勤，而此前，日本士兵常常时不时地破门而入。到1938年1月下旬，肆意的杀戮和强奸事件开始有所减少。程瑞芳写道，难民们开始离开金陵学院，留下一层层的脏污和尿渍。那年年初，在日本人的控制下，一个崭新的市政府出现了，秩序开始慢慢恢复，食物也更易寻得。
尽管有些迟，但日本人开始尝试给这座城市的民众留下仁慈的印象。就在新年后，来自日本军方的女性拜访了明妮·魏特琳，魏特琳将她们带到程瑞芳那里。程瑞芳真不要见她们这些女鬼，但她更蔑视同胞的举止：那三个女鬼走时拿出几个霉苹果和一点糖,那些中年难民都围着要、抢着要，她们手上拿着几个铜板，在她们手上抢，简直把中国人脸都丢完了。我真气死了，我骂他们，华也骂他们，有的难民也骂，这些人简直不要脸，这一点东西值什么，还要叫、还要抢，不是叫人家笑话吗? 这样不值价，也不知日本鬼是他们的什么人，就是饿死也不要吃他的东西，小孩子们要还可以，这样大的人做这种事,这些无知的中国人。中国前途的希望很少,想到那些知识分子做汉奸,而这班都是没有受过教育的,比较有可容的地方。蒋介石对中国也有类似的感受。民族主义还未发育成形时，在诸如食物和居所这类需求变得越来越紧迫时，怎样鼓动人民奋起反抗？谁应该被判定是汉奸？凭的又是什么依据？
南京慢慢回到了死寂的状态。这是一座被占领的城市，在开春后，暴行仍在延续，但到了2月中旬，疯狂的杀戮和强奸已经停止。这座城市正冷眼旁观，想瞧瞧日本人又能给这里带来些什么。
难以安息的亡魂
南京大屠杀有一点很特殊：整个事件的发展演变多来自外国人的记录。但这没什么可奇怪的，蒋介石早就坚定声称，南京将战斗至后一刻，所以对于这座城市所经历的崩溃和恐慌，中国报纸是不会全面报道的。在南京于12月13日沦陷后，中国报社也随之撤离，而日本记者就更不可能报道真相了，只有极少外国记者能在南京自由行动，而报道也多来自他们笔下。而且国民党撤离后，南京本就处于极不稳定的状态。中国政府官员都撤走了，处理社会保障和救济事务的日常机构也就不存在了，匆忙中成立的自治政府取代了他们配合地方慈善组织一起行事。全面报道犯罪事件的机构也消失了，幸得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成员们一丝不苟地做了尽量完整的记录。
南京的沦陷也暴露了国民党卑劣的一面。蒋介石守不住这座城市，政府的不作为表明他们根本不关心被困的几十万中国人。唐生智的行为让事情变得更糟糕，这座城市被置于火海之中，而守城军队在逃跑时也没有考虑过要保护市民。在屈指可数的几名报道了南京沦陷的记者中，窦奠安便是其中一员，他对蒋介石坚持保卫南京的主张进行了抨击：蒋委员长对此负很大的责任，因为他不顾其德国顾问们的一致意见，也不考虑麾下大将白崇禧的意见，执意派遣部队留守南京，做无谓抵抗。
但我们终关注的必然是日本人的恐怖，而非中国人的失误。中国人的过失在于输掉了一场前所未见的战争，而日本人的行为则是令人发指的。正如窦奠安所说：日本人想尽量延长这样的恐怖，目的是让中国人明白，抵抗的结果将是如此可怕。他还补充道：今天，南京城里的人们，生活在死亡、酷刑的恐惧之下，埋葬了数万中国士兵的墓地里同时还有所有中国人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希望。
威廉·爱德华·陶德是驻柏林的美国大使，他于12月14日写道，驻柏林的日本大使曾吹嘘他们已经杀了50万中国人，而东京高层希望西方国家不要做任何干预。尽管东京声称热爱和平，但陶德感到，日本人所做的事表明，他们企图吞并中国：我甚至确信，日本士兵在南京的行为部分动机便是想让中国人明白他们不应该依赖白人。包括外交官和记者在内的西方观察者们都将南京沦陷看作中国人抗日进程中的巨大打击。蒋介石身边也有人持这种看法，其中就包括汪精卫。
暴行是如何发生的？很少人相信南京大屠杀是有预谋的行为，令人震惊的不是那些冷冰冰的数字，而是那些无法原谅的暴力行为。事实上，南京大屠杀只是日本在侵略华东地区时，实施的一系列暴行中为突出的一次。这源于日军的愤怒，他们原以为可以很快征服中国，就像在1931～1937年的入侵一样不会遭到多少抵抗。日本士兵们早已被官方宣传洗脑，他们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并且在军事训练中越加残酷，中方的抵抗力量以及夺取上海所耗费的时间都让他们愤怒不已。
早在20世纪初，招募军队就成了日本建造现代化国家的重中之重。到了20世纪30年代，陆军和海军主宰了日本生活的各个领域，几乎将更具自由精神的社会部门全挤掉了。公众生活、商业和媒体越来越受制于军事项目的钳制。来自军队的声音充斥在社会各个角落，各处都在宣传：征服中国是一项神圣的使命。
战争爆发时，与日本全面而精良的军事训练相比，中国部队则显得乏善可陈，蒋介石曾因此批评国人。而华中方面军还远非日本精良的部队，他们年龄偏大，多为30～40岁，且因被征召而心存不满。夺取南京这一目标是随着1937年夏秋两季冲突升级才逐渐形成的。
缺乏外部见证是这场屠杀会爆发的另一个因素。虽然屠杀规模尚不明确，但关于屠杀的报道也透露出了一些信息。《北华捷报》刊发了一篇名为《恐怖南京》的社论表示哀悼：如果日本夺取每个城市都造成血流成河的惨剧，那么世界将因惊恐和痛心而同仇敌忾。尽管文字不多，但文章还是给出了一些细节：
在两天里，整个南京一片凄凉，随意的杀戮，大规模的洗劫，以及对私人住宅的肆意侵入，对妇女的侵犯……在日暮后，谁要是被巡逻队在大街上或弄堂里看见，很可能被当场格杀……此间恐怖，难以言表。
就算南京大屠杀事先没有经过周密计划，中日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别是造成这一悲剧的主要原因。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30年代，日本的大东亚主义开始变质，日本人的思维被一种发自内心的（若不说是被误导的话）信念所占据，这个信念就是他们有责任去领导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邻邦，帮助他们从西方帝国主义手中解脱出来，走上自由之路。而中国则发展出了自己的民族主义思想，将日本看作与西方国家一般无二的侵略者，这与日本人的思想南辕北辙。这种分歧在很大程度上激起了日本军队对受害者的蔑视，也是随后发生的暴行背后的原因。
蒋介石没能及时了解到在南京所发生的惨剧，但被迫离开这座城市依然令他心神不宁。他试图马上投入工作，但仅仅几日，他就被一场高烧击倒了。整整4天，他不得不卧床休息，即便症状有所消退，他依然表示：今日寒热已退，但精神未复，卧。病中，他还一直权衡该如何与日本人、共产党周旋。但关于南京，他在日记中只字未提。
至少在1938年1月22日之前，蒋介石没有提及南京。他在这天写道：倭寇在京之残杀与奸淫未已，彼固陷之深淖进退维谷，而我同胞之痛苦极矣。蒋介石为什么在此前没有写到大屠杀，甚至在日记中也未提及呢？一名学者指出，这或许是因为蒋介石的手下没有告知他在南京所发生的一切。这的确有可能。
但有时，要承认事实真相是极为困难的，即便是在极为私密的日记中。蒋介石已见识过日本人对待上海的方式，而那时整个世界也都在观望。他知道南京对敌人来说，是一个巨大的诱惑，那他为何还要坚持死守这座城市呢？日本人会如何对待一座不设防的城市，他应该有一些大致的判断。而他又是那位弃首都而逃的领袖，口头上的抵抗是可以理解的。而没有蒋介石，武汉就少了一位重要指挥官。离开南京只是蒋介石被迫做出的众多抉择之一，在战争结束前，他还将被迫做出更多类似的抉择。
还有一种可能，蒋介石在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没有提及南京，只因他不知该如何去讲述这出炼狱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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