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缘青铜艺术
青铜艺术，即铜器的铸造工艺、铜器的各种造型及装饰纹样所形成的艺术特色，是人类早期艺术创造辉煌的门类之一。而金文，正是中国青铜艺术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从汉字的角度来看，青铜的材料本身乃至与青铜艺术结合在一起的金文书写方式也都是非同寻常的，而这种非同寻常，又从另一个角度塑造了汉字的美。
青铜，本是一种标志新时代生产力水平的物质，但奇怪的是，在它面世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却主要不是在生产领域体现它的价值。殷周时代中国早已进入农耕社会，与此同时'青铜器的铸造技术也已高度成熟，但是田野考古发掘中所发现的殷周时代的青铜农具却相当罕见。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一时期出土的石制农具却极为众多。在安阳殷墟，甚至出土过数百件或上千件的大批石制农具。对此，学术界的解释是：作为青铜合金的铜和锡原料是比较稀少的，铸造也比较困难。因此奴隶主不肯给奴隶们较贵重的农具来改善他们的生产条件。而自由农，则更无力制作青铜农具。偶尔出土发现的青铜犁、锛等，顶多只能是仪仗品而已。而从金文本身的记载来看，青铜（铭文中称“金”）乃是周王赏赐功臣的贵重物品，前文介绍的“利簋”铭文中，就有“易（赐）又（有）事利金”的记载，意思是周王把青铜赏赐给功臣利，可见青铜在当时是一种贵重材料。
在今天的材料科学家眼中，青铜或许已是一种柔软不堪的材料。但回溯到两三千年以前，以铜、锡合成的青铜的坚硬程度却是决无他物可以望其项背的——铜的坚硬程度不大，锡的硬度更小，但这两者的合金却既坚且韧，不但远胜于石器，而且胜过初期的铁器。因此，附着在青铜上的金文的书写方式，自然会呈现别具一格的面貌。青铜器是铜锡质料经高温加热而后范铸而成的。具体方式，郭沫若先生在《中国史稿>中作过大致的描述：“铸造器物先做泥模，即用红土塑成要铸造的器物形状，以朱笔画好花纹。花纹的凹人部分用刀雕刻出来，凸出部分则以泥琢好以后加贴上去。在殷墟的窖穴里，曾发现有尚未雕完的圆壶、方卣、方彝等器物的泥塑模型。模型做好后，再依据模型做出各式各样的陶范，往陶范中灌注青铜熔液。待冷却后，撤除陶范，再细加修饰，才供使用。”
近年的考古发现，又在不少细节上补充了郭沫若先生的描述。2003至2004年，考古专家对位于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庄白村的李家铸铜作坊进行了较大规模的考古发掘，据《光明日报》2004年4月16日报道，此次发掘，出土了数以千计的包括制作鼎、簋、鬲、壶等十几种青铜器的陶范，部分陶范上有兽面纹、龙纹、风鸟纹、云雷纹等精美纹饰。通过对这捣陶范的初步研究，人们对西周青铜器的铸造工艺有了若干重要认识。
从原材料看，制作范，模、芯三类范的原材料有区别，制模所用的土质细腻，具有较高的强度和光洁度。范面用的细腻程度仅次于模，范背材料质地较糨糙，一般都夹杂沙砾或植物。芯所用土差异较大：需要全部取出的芯表面光洁平整且有一定硬度，包在里面不取出的芯表面粗糙且质疏松似海绵。
从外范的制作工艺流程看，可以分为脱范成形、制作纹饰、阴干、烘烤等几个步骤。可以看出西周时期青铜器外范的制作工艺已相当成熟，对规整和不规整范块的处理、运用不同方法制作不同纹饰方面部有一整套技术。另外，阴干和烘烤资料的发现，使学术界长期以来对这两个信息的缺乏给予了补充。
从芯的制作工艺看，过去人们认为芯的制作可分为芯盒翻制、手制和用范翻制三种方式，但这次发掘没有发现芯盒，初步得出芯的制作只有后两种方法。
从合范情况看，本次发掘所见大量陶范残块都带有榫卯，尤其是一种枝丫形榫卯在目前其他地方出土的陶范中没有见到。浇铸青铜器前，在整套范的外面都糊草拌泥。
由此可知，青铜器的铸造，是一种何等精密的美学创造。这种艺术创作，本是一个完整的系统过程，器物的造型、纹饰、铭文三位一体，有机组合，构成了青铜艺术特有的美。在这三个组成部分之中，器物造型与纹饰具有更为悠久的创作传统，因而也具备更充分的艺术成熟。中国青铜器的发现，早可追溯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在甘肃东乡族自治县林家的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遗址和永登蒋家坪马家窑文化马厂类型遗址都发现过青铜小刀。甘肃、青海地区的齐家文化墓葬中，则有多种青铜生产工具和装饰品出土；豫西和晋南的二里头文化，则已为典型青铜文化，出土较多青铜工具、兵器、乐器等。青铜器纹饰，虽并非与青铜器同时发生，但至迟在二里头文化铜器土已经出现。故较之商代中后期才出现的青铜器铭文而言，器型与纹饰创作有着更多的艺术实践的积累。由于整体配合、密切沟通的创作需要，相对后出的铭文从一开始就有充分的必要达到较高程度视觉审美水准，以与早已达到这种水准的器型与纹饰相协调。当然，为取得这种成绩，铭文的营构，势必要向器型、纹饰的创作汲取艺术创意的滋养，而同一的创作过程和对象又为这种艺术交流提供了绝佳的条件。换言之，铜器铭文的营构，自始至终浸润在一个的艺术氛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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