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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三大会议小插曲
1.三大为何选择在广州召开
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次工人运动高潮后，特别是经历“二七惨案”后，北洋军阀政府在北方残酷镇压工人运动，加大了社会控制力度，南方特别是广州渐渐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兴起的策源地。
广州的工人阶级和其他各阶级人民群众，较早接受民主革命思想的熏陶。特别是在外国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多重压迫下，革命情绪不断滋长，工人运动相当活跃。中国人民与北洋军阀之间的矛盾，不仅相当尖锐，而且表象化了，包括南北军阀之间的矛盾也表象化了。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各种革命力量云集广州，革命力量联合和蓄发之势已经形成，关键是如何整合。所以，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其客观原因和历史必然性。
2.中共三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
中共中央决定召开三大后，各地根据中央的通知精神，按照民主程序进行了大会代表的推荐工作。当时中共中央下设北方、两湖、江浙和广东4个区，共推荐代表30多人，此外，从法国回国的蔡和森、向警予，从苏联回国的瞿秋白也参加了会议。刘仁静作为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的代表，马林作为共产国际的代表出席会议。马林后来在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工会国际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的报告中说：“出席大会的代表来自北京、唐山、长辛店、哈尔滨、山东（济南府）、浦口、上海、杭州、汉口、长沙和平江（湖南）、广州和莫斯科（旅苏学生支部）。”这些三大代表是经过党员选举产生的，代表着全国420名党员。
3.“钟英”来信，“管东渠”管食宿
1923年夏，在北京的罗章龙接到一封署名“钟英”的信，要他6月去广州参加一个重要的会议。罗章龙从天津乘海轮到达上海，再乘船前往广州。到了广州，罗章龙与“管东渠”先生接头，由“管东渠”安排食宿。
其实，罗章龙此行是参加党的三大。所谓“钟英”，也就是中央的谐音，取“中国共产党中央”之意。所谓“管东渠”，也就是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的谐音代号。
4.陈独秀批评张国焘，表扬
三大召开过程中，陈独秀批评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张国焘，“张国焘同志无疑对党是忠诚的，但是他的思想非常狭隘，所以犯了很多错误。他在党内组织小集团，是个重大的错误。”
陈独秀在工作报告中一口气批评了上海、北京、湖北和广州，但是唯独表扬了所领导的湖南的工作，“就地区来说，我们可以说，上海的同志为党做的工作太少。北京的同志由于不了解建党工作，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北的同志没能及时防止冲突，因而工人的力量未能增加。只有湖南的同志可以说工作做得很好。广州的同志在对待陈炯明的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近他们正在纠正错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