芬纳（Samuel E.Finer）的《统治史》共3卷34章（Finer，1997），英文版长达1701页，是20世纪西方政治学中有重大影响的巨著。《统治史》的主要关注点是世界历史中政府形态的发展。《统治史》以各个国家的政府形态、统治方式和国家社会关系为核心，大致依照时间顺序，先把我们带入世界文明中为古老的苏美尔城邦，述及萨尔贡、埃及、亚述、犹太、波斯、希腊、中国、罗马、印度、拜占庭、哈利发、中世纪欧洲、日本、奥斯曼帝国等地区和国家的政治史，然后把焦点转入文艺复兴和新教运动后的欧洲各国和美洲殖民地政治制度的突破性发展，后，集中讨论影响当代世界的三大革命（美国革命、法国革命及工业革命）以及这些革命给世界政治、政府形态和国家社会关系所带来的前所未有的变化。
芬纳长期以来一直是政治学界特别是英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领军人物。他不少早期著作皆是政治学和政治社会学领域的经典，特别是《马背上的人：军事力量在政治中的作用》（Finer ，1962）。芬纳在1982年开始撰写《统治史》时已经退休，1987年，芬纳在一场心肌梗塞后幸免于难，此后，他在健康状况不断恶化的情况下坚持写作，且进展迅速，直到1993年去世。去世前《统治史》已完成计划中36章的34章。《统治史》由芬纳的夫人凯瑟琳?芬纳及杰克?哈瓦德（Jack Hayward）进行编辑后出版。作者的去世使得《统治史》终止在工业革命。如果假以时日，想必芬纳会对整个20世纪的政治发展，特别是苏联解体和全球化对国家政治发展的影响有所涉及，并且会在书末提供一个总结和展望，使读者能对全书有个更完整的了解。虽然《统治史》的不完整性给我们带来了遗憾，但读过《统治史》的人都承认，全书34章有一气呵成之感。直到后几章，作者仍能广征博引，并以他所特有的睿智，为我们展现近代政治的关键发展及其背后的逻辑，锋芒丝毫不减。
《统治史》一书没有涉及黑非洲，没有讨论欧洲殖民前的美洲，也没有分析任何东南亚的国家。甚至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芬纳的讨论也仅限于幕府时代以后的政治发展。在导论中，芬纳开门见山地说明了他选择案例的四个取舍原则，其中主要的是政府的大小和规模，以及该政府在组织技术和统治理念上对后世所产生影响的大小。人类社会技术的发展可以分为两大类：集约性技术和延展性技术（intensive and extensive technology）（Mann ，1986）。所谓集约性技术，是指那些能提高人类的生产效率、增强对自然资源的汲取和利用能力的技术，而延展性技术则指的是那些能提高人类（特别是国家）的组织和协调能力的技术。就古代中国而言，科层制、法治、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的发明都可以被看作是重要的延展性技术的发展。在工业革命前（特别是在18世纪前），推动文明进展的主要是延展性技术。因此，世界各地各个历史时期的政府对延展性技术发展的贡献就成了芬纳写作的主轴之一。在导论的后部分，芬纳专门总结了在以后章节中还会深入分析的各个国家和地区在这方面为重要的贡献（Finer,1997: 87—94）：亚述发明了帝国，波斯创造了世俗帝国，犹太王国发展了有限君主模式，中国贡献了科层制、常规军及科举制、等等，希腊发明了公民概念和民主制，罗马共和国和罗马帝国发展了衡平政治（checks and balances）和法制，中世纪欧洲产生了无头封建制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冲突性依存状态，与中世纪欧洲的无头封建制相对的是中国西周或日本幕府政治前的那种在封建贵族和领主之上还有国君统帅的有头封建制。复兴了希腊罗马政治的一些关键传统，并创造了代议制。英国创造了君主立宪，法国发明了民族主义和民主国家，美国则贡献了成文宪法、宪法对公民权的保护、司法审查以及联邦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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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纳的《统治史》发表后好评如潮。《经济学家》杂志说：“没有一本在20世纪发表的政治学专著……能超过芬纳的工作。”（Economist,1997）Luttwak（1997）说：“芬纳的工作是‘政治科学’的卓著者。”（Luttwak,1997）Paterson说：“芬纳的《统治史》是几代学术的结晶。”（Paterson,1999：112）Power说：芬纳的工作“丰富之极，以至于任何一个比较理论框架都无法对它进行概括”（Power,1999）。但是，芬纳在80年代为了写作《统治史》而申请社会科学研究协会（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的科研经费时却被拒。其实，还是Brisbin对《统治史》的态度比较客观地反映了西方主流政治学的现状（Brisbin，1999）。他批评芬纳无视所有坚持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的学者在国家形成方面所做的工作，批评芬纳未能把《统治史》中所提出的不同政府类别转化为能解释各种不同假说的真正的变量。新制度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理论，而以博弈论和统计学为核心的定量方法则是西方政治学的主导方法。芬纳显然对这些理论和方法持保留意见。西方主流政治学非常现实，因而也是十分短视的学科。他们普遍轻视历史，有一种“只有当历史能为现实服务时我们才会服务于历史”的劲头（尼采语）。因此，像《统治史》这样一部以上下五千年政治为研究对象的，实际上采用历史社会学方法的巨著，就成为西方20世纪政治学领域的一个绝唱。
《经济学家》杂志说如果政治学有诺贝尔奖的话，芬纳的三部曲就肯定会赢得此殊荣（Economist，1997）。我个人认为这一评价仍然低估了芬纳的工作。芬纳的三部曲所需要的知识面、想象力、对历史现象的综合能力以及智慧，远非目前早已技术化了的物理学、化学和经济学的诺贝尔奖获奖工作所能比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