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陷阱（1）
惧怕革命的心理已经使《旧制度与大革命》俨然成为显学，隐藏在它背后的保守主义旗帜却不能幡然张开，这大概是当代中国面临的窘境了。曾在革命路上狂奔的人似已明白应当与敌人和解，却发现自己难以卸下盔甲，因为那关系到它的道统，还因为无论它的一些对手或同志，仍在逼它兑现革命的诺言。好战的意识形态并不因其虚妄而丧失效力，端看你对它如何解读了。
不过，《旧制度与大革命》与这种境况的关系虽然暧昧，至少托克维尔为朝野两造提供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让书生和当轴可以共议一本书，一个话题，这是多年来难得见的一景。
记得过去看托克维尔的《回忆录》时，留下印象深的是便是他不但身处革命后的时代，而且那也是一个十分暧昧的时代。他在书中自况说：“当我来到世上时，贵族制已死，民主仍未降生。我的关切使我不会盲目倒向这一边或另一边。我生活于其中的国家，四十年来尝试过一切，却一切都没有搞定。这让我总是对政治幻觉保持着警惕。”换言之，托克维尔历数既往，深感自己的同胞志高凌云，折腾出不少大事，但几十年下来却仍未让国家步入常态，它未来的命运依然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个革命后的时代，托克维尔采取了务实的态度。他不认同革命所塑造的环境，但他尽力在里边工作，为的是避免它的情绪再次发作。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他对自己国家的命运一唱三叹，似乎是将民主和平等的大趋势视为上帝降给法国贵族的惩罚。他作为贵族忘记了自己的荣誉所系，弃高贵职责（noblesseo bligea）于不顾，头脑貌似开明，一味放纵观念，却只为追求虚名。世道随人心而变，贵者既自贱，他们也只好面对平等的革命诉求。
更令我们的感兴趣的是，托克维尔还希望解释，那场大革命何以会在压迫状态已大为改善的时候发生？这被时人称为“托克维尔定律”。尽管它怎么看也不像一条“定律”，却易牵动权威不稳者的心，也不难获得那些不愿再折腾的人的认可。于是托克维尔引起了巨大的共鸣。
但是，对于托克维尔如先知一般预见到了民主将成为世界大势，后来的民主派却多不领他的情。这大概是因为他表现得过于冷静和旁观了，这样姿态一般不见容于意识形态角斗场，顺大势思无邪的人，难免要把他看作另类。
更有甚者，他在《回忆录》中还有一个表示，假如平等和民主的精神导致了社会主义，结果将是集权的专制，平等将变为伪装起来的奴役。这倒更像是一条定律，今天却不太被人提起。不过从这类言辞中可以看到，与沉迷于过去的传统主义者不同，心智保守的人喜欢前瞻和预言。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之外，如果再列出一本讲法国革命的名著，大概非柏克的《法国革命论》莫属了。托克维尔在书中曾三番五次引用柏克，虽然不像潘恩在《人权论》中那样刻薄，但对他评价并不高。
理想的陷阱（2）
在托克维尔眼中，法国革命一爆发，柏克就对它充满仇恨，表现得像个气急败坏的老冬烘。柏克只见到革命彻底掀翻了传统的一面，却看不清让法国走向革命的内在社会机理，所以他无法理解人们竟然会以“如此野蛮的方法切割自己的国家”，托克维尔却认为，这国家的躯体其实已经死了，人们只是在分割尸体。
这两种迥异的判断，来自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在托克维尔看来，柏克是带着英国的有色眼镜来观察法国的，而他所研究的那个真实的法国，早已被旧制度的种种政治文化因素逼上了另一条道路。但至少在两件事上，柏克与托克维尔是无分轩轾的。
托克维尔不但预言民主的大趋势不可抵挡，而且看到了其中的隐忧。柏克则准确预见到了雅各宾专政的发生，甚至连后来的拿破仑上台也猜了个正准。作为生性保守的人，他们似乎都有先见之明，但能前瞻却无力预后的人，一般是没有说服力的。盖历史一旦被新观念带入危险地段，他们只擅长踩刹车，却不太会开车，所以社会动员能力极差。保守者坚称不可轻言废旧制，而在新观念激荡人心的时代，人们受变革的焦虑所牵动，多认为社会上的麻烦和弊病，率由庇护着当轴的旧制度造成，于是他们脱不了为当轴说话的嫌疑。
今人多认为是托克维尔早提出了“多数暴政”的概念。然而柏克先于托克维尔六十年就说过，法国的民主制“正在沿着一条笔直的道路，迅速变成有害而不光彩的寡头政治”。他回顾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明示古人对于民主制要比今人更为稔熟，“他们认为那与其说是一种健康的共和政体, 还不如说是它的腐化和堕落”。在柏克看来，的民主制就像它所反对的君主制一样, 都不能算作合法的政府形式：“每当民主政体出现严重分歧，而且这种分歧往往必定出现，这时公民中的多数便能够对少数施加残暴的压迫；这种对少数的压迫会扩大到远为更多的人的身上，而且几乎比我们所畏惧的单一王权统治残暴得多。”
柏克的另一个远见，是他从法国革命中看到了无序的民主将有另一种现象与之相伴，这大概也是对现代军阀政治的早阐述了：“某个讨人喜欢的将军, 精于安抚兵卒之术, 掌握统兵作战的真诀, 将会把所有人的目光吸引到自己身上。大军将基于人格原因服从他的调遣。在这种状态下，也没有确保军队服从的其他方式。但是就在这样的事情发生的一刻, 那个实际握有兵权的人就成了你们的主子, 你们国民议会的主子，你们整个共和国的主子。”柏克去世两年后拿破仑就任执政。这成为史上极为少见的准确预言之一。
与托克维尔从社会观察中得出的“定律”一样，这由观察历史趋势而得出的预见。但与我们更为相关的，是他们都从这种社会背后看到的另一种现象。
从托克维尔引用《法国革命论》一书的情况看，我相信他曾仔细读过柏克，肯定也看到了柏克对法国“文人”（men of letters）的恶毒攻讦。可能是为了照顾法国人的面子，他在这件事上并没有引用柏克。他是不是想到了自己的老师基佐，我们也不得而知，虽然基佐在讲授欧洲文明史时，确实已经讨论过“哲学要统治世界的愿望从未如此强烈，而哲学对世界的了解又从未如此浅薄”这一18 世纪的独特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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