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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举一例。路翎当然是因为受到胡风的拖累而受到压抑的作家，以致没有能够尽其长才，写出更多的作品。这当然是极可痛心也极令人愤慨的损失。“三十万言书”中一再说到他被压抑的事，也是完全合情合理合乎事实的。不过，胡风以沈从文、张恨水作对比的陪衬来立论，就未必有多少道理了。例如说，“沈从文、张恨水都可以写，而且还能得到领导同志的词意恳切的鼓励，但路翎非完全放下笔去接受五年的劳动改造不可”(305)，后面还说到似乎沈从文、张恨水受到了多么好的待遇：
甚至对于沈从文，也用“求贤”的态度词意恳切地劝他恢复创作生活，甚至对于张恨水，也要把他的作品拿到国家出版社出版，还劝他把能够靠“题材”吸引读者的“梁祝故事”写成小说，由这来建立他的作家地位。(332)
大家所知道的是：1949年以后，沈从文就不再写文学作品了，这以后他出的书，只是像《中国古代服饰研究》、《龙凤艺术》这些了。可见词意恳切的“求贤”，并没有能够消除沈的顾虑。不知道胡风会不会想到：沈从文、张恨水也是有才能有成绩有读者的作家，如果说剥夺路翎的写作权利是错误的，那么不给沈从文、张恨水写作的条件倒是正确的吗?
胡风从一开始，就是以左翼文艺运动的重要理论家的形象同公众相见的。左翼文艺运动的宗派情绪(以左右分亲疏)和左倾观念，他都有。就是后来，他同周扬、林默涵论战，但是就某些最根本的思想倾向来看，他们却是大同小异的。例如，在“三十万言书”里，他写了这样的话：“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自由主义题绝对不能容许的。”(93)这岂不表明他同主流意识形态完全合拍吗?
最后举一个例：1951年，发生了一场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这事，“三十万言书”是这样说的：“反动的《武训传》之所以能够在庸俗社会学的伪装下面打了进来，绝不是一个偶然的错误”(42)。可见他对这一场大批判是毫无异议的。1985年，胡乔木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到了批判电影《武训传》这事，他说：
我可以负责地说，当时这场批判，是非常片面的，非常极端的，也可以说是非常粗暴的。……我们不但不能说它是完全正确的，甚至也不能说它是基本正确的。这个批判最初涉及的是影片的编导和演员，如孙瑜同志、赵丹同志等；他们都是长期在党的影响下工作的进步艺术家，对他们的批判应该说是完全错误的。(见《胡乔木谈文学艺术》，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7页)
而胡风在写“三十万言书”的时候，却是赞同了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的，给影片作了“反动的”定性。我看到这些地方，忽发奇想：假如命运安排胡风坐在周扬的椅子上，情况会怎样呢？就艺术感受力和文艺理论水平来说，他大约要高一点吧，但是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当毛泽东写了批判电影《武训传》的社论，他同样会组织这样一场大批判。看到他竟也被当作敌人，受了那么重的打击，真不能不为他抱屈。
胡风，这个大冤案的事主，是值得人们同情的。但是要总结这个冤案的历史教训，我们就还应该有新的思考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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