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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去国无宁日、连年征战、社会混乱的环境因素 ，理论上的滞后也是散文诗“低落”的不容忽视的原 因。20年代初，西谛、滕固、郭沫若等人的文章应该 说已为散文诗作了正名，但这样的理论并未深人人心 ，也未能联系当时的作品给予剖析和指导，加之复古 派和格律派的鼓吹，无形中对散文诗的健康发展起到 一定程度的阻碍作用。自白话新诗和散文诗诞生之后 ，复古派的攻击就没有停止过，他们坚决不赞成诗歌 废韵，坚持“无韵不成诗’’的信条。郑振铎主持的 《文学旬刊》关于散文诗的讨论，实质上是文学研究 会同人对复古派的一场论战。郑振铎指出，诗的要素 是由情绪、想象、思想、形式四个方面构成的，“诗 之所以为诗，与形式的韵毫无关系”(《论散文诗》) 。王平陵也认为：“由韵文诗而进为散文诗，是诗体 的解放，也就是诗学的进化，在中国墟墓似的文学界 ，正是很可喜的一回事。”(《读了<论散文诗>以后 》)他们的论述是对复古派的有力批驳。诞生于20世 纪20年代的新月诗派，其核心人物徐志摩也写过很好 的散文诗，也是散文诗的支持者，但在20年代后期， 该诗派的格律派占了上风，散文诗成了他们攻击的重 要对象。朱湘的言论是典型的一例。他说：“节奏是 散文诗的灵魂，我们中国的文字既没有多音字、读音 的抑扬、文法的变化以创造节奏，便势不得不求救于 双声叠韵同字句段落的排比；双声叠韵同字句段落的 排比这两种工具的可能性是极有限的，偶尔作几回， 未尝没有一点新鲜的色彩，但是一作多了，单调的毛 病也就随之出现了。”(《评徐君志摩的诗》，1937 年，载《中书集》)他断言散文诗在中国文学里多 是个附庸。他的论断是武断的，怀有偏见的。鉴于朱 湘是一位有影响的诗人，他的评论在当时产生了明显 的负面效果。加之当时一些新诗、散文诗作者确有肤 浅和粗制滥造之作存在，客观上给他的谬论提供了口 实。20世纪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前期，格律诗曾是诗 坛的主要趋向。而早年曾写出成功散文诗作品《毒药 》《婴儿》《常州天宁寺闻礼忏声势的徐志摩，也从 此息鼓，改写新格律体。过分地格律化，导致了新诗 的形式主义倾向。也有新月派诗人对此不满而冲出藩 篱的，于赓虞便是其中一位。于赓虞坚持散文诗创作 ，先后出版风格迥异的《魔鬼的舞蹈》和《孤灵》两 部散文诗集。他对散文诗的见解包含在诗集《世纪的 脸》的序言中，是中国散文诗早期的一份重要理论文 献。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血与火的年代。中国人民 投身于伟大的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之中。肩负历史使 命的散文诗作家没有停止创作。虽然环境恶劣，他们 还是留下了深深打上时代烙印的一批散文诗佳作。代 表作有丽尼的《黄昏之献》《鹰之歌》，何其芳的《 画梦录》，王统照的《青纱帐》，陆蠡的《海星》， 田一文的《向天野》《跫音》，方敬的《雨景》，陈 敬容的《星雨集》，刘北汜的《曙前》，莫洛的《生 命树》，唐瞍的《落帆集》，彭燕郊的《浪子》等。
但是，与20年代比，作为一种文体的发展，它的确进 入了低落期。纯粹意义上的散文诗集很少，大多是散 文小品与散文诗的合集坪论几乎是空白。
新中国成立，万木复苏，全国一片欣欣向荣的景 象。沉寂了多年的散文诗也开始复苏。受“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文艺政策的感召，一批作家开始用散文 诗的形式反映新生活，引起读者的关注和喜爱，影响 的是柯蓝的《早霞短笛》和郭风的《叶笛集》。
和40年代散文诗的抨击黑暗向往光明的主题明显 不同，50年代散文诗的基调是明朗的，充满着对新生 活的歌颂。虽然都是笛声，吹奏者的审美趣味不同， 带给人的审美感受也迥然有别。柯蓝的笛声刚健清新 ，有一种阳刚之美，给人以启迪和陶冶；郭风的笛声 悠长而飘逸，有阴柔之美的精魂，让人尽享大自然的 温馨。《早霞短笛》在两年内重印3次，《叶笛集》 于1962年修订重版，其中《叶笛》一章选入一些大专 院校的补充教材，这些都可说明它们存当时形成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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