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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能不能不用英雄化这个传统程序，去拍一部战斗电影呢？这就回到一个古老问题上来：历史怎样才能把握自身的话语，把握过去发生的事情？除非通过史诗这个程序，也就是说，用一个英雄的故事来讲述。我们正是用这种方式书写了法国大革命。电影以同样的方式运作。在这一点上，人们总是可以反对那种讽刺性的反诘：“不，你看，没有英雄，我们都是猪！”（米歇尔福柯《反怀旧》）
词语不仅是词语，词语总是能对它们创造的表象进行修正。文学能把握词语中的少许现实，我们可把这种能力理解为：文学有意志地使用词语的一部分，以呈现出生活的真相与文学的谎言是同一的。而电影则正相反，它能够呈现词语所讲述的一切，有着在其中展示视觉的全部力量和所有感性印象的能力。（雅克朗西埃《电影的眩晕》）
电影在表象与真实之间、在事物及其替身之间、在潜在与实在之间创造了一种新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像《黑客帝国》这样的电影就是毕达哥拉斯式的。毕达哥拉斯看到这个片子肯定会高兴。他会说：“你们看，感性世界不就是一些数字吗？”这部电影展现出表象是如何被数字化的。这里电影再一次成为古老观念的复活：电影完全是新的，但它与我们古老的梦想相连。
我认为电影重要的特征，在于接受影像素材，即当代影像，并在这些影像中工作。汽车、色情、黑帮、枪战、城市传奇，音乐、噪音、爆炸、火灾，腐败，所有这一切本质上构成了现代社会的想象。电影接受这种无限的复杂性并记录它，在其中生产一种纯粹性。在这个意义上，电影真的是在处理当代垃圾：它是一种不纯的艺术，这也是为什么它是金钱的艺术。（阿兰巴迪欧《电影作为哲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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