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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瓶儿之死
不一时，孟玉楼、潘金莲、孙雪娥都进来看他。李瓶儿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落后待的李娇儿、玉楼、金莲众人都出去了，独月娘在屋里守着他。李瓶儿悄悄向月娘哭泣道：“娘，到明日好生看养着，与他爹做个根蒂儿，休要似奴粗心，吃人暗算了。”月娘道：“姐姐，我知道。”
——第六十二回
在《金瓶梅》众多人物的死亡谱系中，李瓶儿之死描述最详。自她得病至下葬，前后文字竟达十余回之多，尤以第六十二回叙写最为详尽。此回文字超长，叙事剧繁，面面俱到，就连后文核心人物西门庆与潘金莲之死，亦无法与之相提并论。小说中的各色人等，如亲人家眷、仆役小厮、地方官员、趁趣帮闲、妓家戏子、和尚道士和医家法师无不出场亮相。透过李瓶儿之死，作者不仅写出了各色人等对李瓶儿之死的态度，反过来也通过李瓶儿这个临终人之眼，来打量周遭的人情世态。在中国文学史上，用如此繁盛的篇幅，正面描述一个普通人的死亡，严格地说来，还是第一次。若要了解《金瓶梅》人情世界的亲疏深浅、德恨恩怨及种种世态炎凉，观此回文字足矣。
医家诊病，但为酬银，前文已有详述。王姑子来探望，关注的不是李瓶儿的生死，而是为了与薛姑子争夺从李瓶儿处骗得的印经钱。李瓶儿的大伯花大舅来探病，瓶儿只说了声“多有起动”，就将脸别过一边。这倒不是说瓶儿对大伯有多大的仇恨。花大舅的到来，让她想起了花子虚。正是花子虚的强拉硬拽，才弄得李瓶儿在通往阴曹地府的路上飞奔向前。当然，花大舅也是第一个断定李瓶儿无望，并直接让西门庆为她准备棺材的人。
冯妈妈本来是李瓶儿身边唯一可以依靠的旧人。自从西门庆看中王六儿之后，老冯开始对瓶儿日渐冷淡，成天在王六儿家厮混，把李瓶儿忘在了九霄云外。瓶儿将死，好不容易让人把她叫了来，老冯居然一味地耍贫嘴、撒风。当李瓶儿在死前给了她四两银子、一件白绫袄、一条黄绫裙、一根银掠儿，让她日后老了做个棺材本儿时，冯妈妈这才假惺惺地哭着说：“你老人家若有些好歹，（我）那里归着？”绣像本的批评者此时很不客气地批道：“王六儿家去。”可谓一语道破禅机。
西门庆、吴月娘倒是时常来看她。一个居着官，公务繁忙，款接甚频；另一个管着这么一大家子，也不能朝夕相陪。西门庆眼看着李瓶儿临死，身边居然没有一个懂事且贴心的人，想了半天，他还终于想起一个人来。她就是李瓶儿的干女儿吴银儿。他向李瓶儿建议，将吴银儿接来家中陪她几天，可李瓶儿摇头拒绝了。前文写官哥死，吴银儿到家里打了个晃就走了。李瓶儿心里清楚，这个干女儿实在指望不上。事实上，在李瓶儿自病重至亡故的漫长日子里，吴银儿竟然没有来过一次。难怪张竹坡挖苦说：“娘死而女不知，方是干女。”
不过，李瓶儿身边倒是有两个丫鬟，对主人情深意笃。迎春似乎还懂点儿事，那绣春还只是个孩子，正处在懵懂无知的年龄。瓶儿临死前嘱咐绣春，将来寻个好人家嫁了，不可任性撒娇，绣春便跪在地上大哭：“我就死也不出这个门。”瓶儿道：“我死了，你在这屋里伏侍谁？”这一断肠之语，可以让我们立刻联想到《红楼梦》中黛玉将死时对紫鹃所说的那番话。绣春的回答完全是孩童的口吻：“我和迎春都答应大娘。”李瓶儿一愣，淡淡说道：“这个也罢了。”
“这个也罢了”五个字，可谓字字珠玑。其中既有对绣春不懂事的失望与沉痛——绣春对瓶儿与吴月娘之间的恩怨，恍然不知——或许还有对绣春日后境况的担忧，但更多的，是自己的满腹心事无人交托的无奈。此中的深意，通过迎春闻听此言后“哭的言语都说不出来”一句补写出来，令人伤叹不已。绣像本的批评者认为，此段文字，足以与韩愈的《祭十二郎文》媲美。瓶儿将死，孑然一身。而官哥死亡在前，总算是让她省掉了托孤的麻烦。她惟有将自己的一腔怜爱，都寄托在这两个丫鬟身上，由此反衬出李瓶儿的孤绝无依，在西门大院中并无半个亲人。其凄绝伤感，令人鼻酸。
对于迎春、绣春将来的安排，小说于同一回中，居然一连写了三次：第一次是李瓶儿当面对迎春、绣春的交代和嘱托，第二次是向吴月娘郑重交托，第三次则是对西门庆再度叮嘱一遍。每一次都言之甚详，不惮其烦。作者如此安排，其非无意？
李瓶儿直到临死，还在利用手中的钱财，最后一次成就她慷慨大方的美德。她知道这些钱物如不送人，最后也只能落在吴月娘、潘金莲手里。她多次劝西门庆，不要因为她的病重而耽搁公事，不要买太贵的寿材，日后家人还要过日子。她似乎对所有的人都笑脸相迎，真情假意概不计较，专心致志地扮演一个好人的角色，这是李瓶儿的愚妄之处，也是她的聪明所在——她不如此，又能怎样呢？
李瓶儿死后的第二天，她的干女儿吴银儿才“闻讯赶来”，还责怪吴月娘不通知她。吴月娘倒也没有心思与她计较，只是说：“你不来看你娘，他倒还挂牵着你，留下件东西儿，与你做一念儿，我替你收着哩。”这些东西放在预先打好的包袱里，计有一套缎子衣服、两根金头簪儿、一枝金花。睹物思人，吴银儿这才泪奔不止。一番人情至此，可谓凄婉哀恸之至。
虽说李瓶儿对众人不计前嫌，一概示好，但只有一个人除外，此人就是潘金莲。在此回中，潘金莲很少抛头露面。也许她知道李瓶儿之死与自己脱不了干系，不便出来“摇摆”了吧。可如果潘金莲幻想通过刻意回避，李瓶儿就会把她忘了，那就太天真了。事实上，李瓶儿对潘金莲铭心刻骨的仇恨，未曾一旦或忘。
引文中，吴月娘领着众姐妹最后一次来看她。李瓶儿对李娇儿、孟玉楼、潘金莲和孙雪娥等人，“都留了几句姊妹仁义之言”——无非是些虚与委蛇的应酬和客套，这里没有写出，但亦可想见。等到李、孟、潘诸人先行告退之后，她单独对吴月娘做出的一番交代，却字字见血。她提醒吴月娘，日后有了孩子要小心看护，不可“吃人暗算”。这里的“人”，当知是潘金莲无疑。这番话除了替月娘设身处地着想的表面文章之外，还流露出这样两层意思：一是官哥死于潘金莲之手；二是李瓶儿之死实源于官哥之亡。而吴月娘的答语“姐姐，我知道”几个字，虽然平常，但却说得斩钉截铁，表明吴月娘不仅接受了临终人的一番好意，同时也认可了李瓶儿的结论。
柔弱如李瓶儿者，于待死之时，万事无所争，却在关键处以寥寥数语预伏下潘金莲日后的悲惨结局，用绣像本批评者的话来说：“岂可欺不言人之无口哉！”后来西门庆一死，金莲立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并很快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命丧武松之刀下。可见月娘对于瓶儿的临终赠言之重视程度。
当然，西门庆死后，有“道学种子”之称的吴月娘，首先要做的事还不是驱赶潘金莲，而是清除李瓶儿残存的最后一丝遗迹——她将李瓶儿的灵位和灵床以及西门庆煞费苦心让人传写的李瓶儿画像，一把火都烧了个精光。同时，月娘将李瓶儿屋内的金银衣物和首饰箱笼，通通搬到自己的房中，将李瓶儿的奶妈和丫鬟收为己用，最后将李瓶儿的房门一把锁锁了个严实，任由它房中长草，蜘蛛结网。李瓶儿若灵泉有知，不知道会作何感想？
我们再细细玩味引文中李瓶儿对绣春所说的“这个也罢了”，其无限的痛楚与怅惘，又有多少内心的暗波潜流激荡其中？
倒影
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这是一个十分常见的说法。它所强调的是《红楼梦》与《金瓶梅》之间的承续关系，在《金瓶梅》的研究界，很多人都把这句话当成了口头禅。可惜的是，这种人云亦云的说法，大多停留在对于结构、手法等叙事修辞的比较层面，较少注意到两者在思想和文化观念方面的复杂关系，更无法说明《红楼梦》对《金瓶梅》的重要改造与超越。其实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的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草木零落、美人迟暮”，至李商隐的“芳草怨王孙，美人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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