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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着粉色的眼镜
如果你的内心拥有光明，你就能看透它。――阿娜伊斯?宁
她走起路来明显一瘸一拐，变换重心使得一边的髋部向前移动：她的一侧似乎比另一侧短――先动哪一侧，哪一侧就显得短。她穿着灰色的裤子和旧毛衣，前面有大大的纽扣，简单而基本的装束。她的身体只是她那相当好的大脑的运输工具。她的鞋子是矫形的，黑色，一大块方形，似乎为了证明那一点。
在机场经过她身边的人们从来不会注意到她。在他们看来，她只是一个小个子的中国老奶奶，矮小、年迈，歪向一边。当她看书的时候――常常这样――她戴着一副上世纪50年代的黑框老头眼镜，又大又笨重。
很少有人有机会知道她于1951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物理学博士学位，她还是中国富盛名的大学的校长。
有一年我们一起在美国旅行了一个月，就是我们两个。她很文静、含蓄且非常聪明，时不时露出俏皮的微笑。那一个月中我们分享着旅行和延误的无尽快乐，有时候，还有我们的东道主盛情提供，但做的不太地道的中国菜，为了让她感觉到家的温暖。这些日子在旅途中所获得的是一种难能可贵、跨越文化的忘年友情：我二十七岁，她七十多岁。
1986年，富布莱特项目为庆祝成立四十周年，邀请了40位杰出的学者出访美国，谢希德是其中之一。因为我学过中文，所以安排我陪同，谢希德为人谦逊，但精力过人。
她告诉我她的故事，每次说起一点。后来我通过自己的研究填补了其中的空白，也就是那些她因为谦逊而没有说起的部分。
1937年，当日军占领北京，她的家人南下逃难，先是到了武汉，接着是长沙，后于1938年秋天来到贵州省的贵阳。在飞行途中，她的股关节染上了结核病。她绑着石膏住院三年，回家后又养病一年。卧床期间，她博览群书，并自学英文、微积分和物理。
我遇见她的时候，她已经成为了“中国的哈佛”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拥有世界上十五个荣誉博士学位的谢女士在中国固态物理发展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旅行那个月里，我们很少在一个地方待很长时间――她应邀在美国各地做演讲－－新奥尔良除外，在那里我们度过了一个悠长的周末。当地一所大学的校长安排我们下榻在费尔蒙酒店，一座杰出而古老的地标建筑。我们登记入住时，酒店工作人员显然因为她的身份而特别重视――他们竭尽所能地为她服务。我呢？很差劲。“给我打电话，”当他们提着她那个又小又旧的箱子送她去她的套房时，我小声说道。
“帕蒂？”电话里传来一个细小的声音，“你的东西放好了吗？”
“好了，你呢？”我问。
“你必须过来一下，”她激动地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这对我来说实在太奢侈了。这里有一大桌吃的东西，我不可能吃得完！过来我们开个派对！”
她的门微微开着。当我推门进入，我看见她坐在金碧辉煌的房间另一头、像是一张宝座的椅子上，像个福克纳小说里的人物似的晃着两条腿，无法碰到地面。他们安排她住在一个1300平方英尺的洛可可式的套房里，里面装点着红色金色的坠饰和天鹅绒。她的身边是一堆我前所未见的、无比巨大的水果、奶酪和红酒。
“看啊！”她说，“我不吃奶酪，所以你要把这些都吃完！”她也不喝酒，于是代表我们品尝这些酒的重任就落在了我身上。我们的派对持续了几个小时，聊个不停。
在那个不可思议的背景之下，她告诉我她在文革期间的生活情况。同中国的许多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她遭遇了下放。
“我被关在低温的实验室里长达九个月，”她说，“我丈夫同样被关押在他的研究所里，所以我们的儿子――当时他十岁――必须自己照顾自己。”被释放之后，她被迫清洁物理教学楼的厕所，并打扫走廊。她还必须在大学的半导体工厂里做工，擦拭硅片。终在1972年，谢希德被允许从事一些教学工作。
五年后，她成立了现代物理学研究中心，得到了资金来建立表面物理学的现代研究实验室。她资助数百名年轻的物理学家，寻求出国培训的机会，从而振兴了中国的物理学；她参与编写了一本中文的教科书《半导体物理学》，这对于培养固态物理学学家非常重要。作为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她还是美国物理学会、意大利的第三世界科学院的成员，并且是美国艺术与科学院的一位外国荣誉会员。
我们在新奥尔良度过了开心的几天，像孩子似的玩耍，把作为重要的成年人、来发表演讲的责任抛在脑后（她讲，我听）。在新奥尔良给予我们的所有事物中――美味的大蒜土豆泥，在法国区的漫步，迷人的柴迪科音乐――我难忘的是伍尔沃斯的折扣商店。她曾提到她的老头眼镜老是从鼻子上滑下来。“来吧，”我对她说，“我们来看看眼镜。”
我们来到眼镜的柜台；我转动陈列架子。“看看这些眼镜！”我喊道，“试戴看看！”她不好意思，但后伸手拿了一副带着严肃和庄重感的黑框老头眼镜。“这些怎么样？”我建议道，拿起一副淡粉色边框的眼镜。“和你的头发很配。”
“哦，不。”她微笑着表示反对，“不行！”
“试试看――没有人看着你，”我说。
她试了，把它滑到脸上并照照镜子。“我马上回来，”我说，并跑去看看杂志，给她一点空间。我走开的时候看见她的眼镜透过那个可爱的边框斜睨自己，还温柔地碰触它，头往两边转来转去，露出些许微笑。她看上去很美，像是一道光芒从她的内在透出来。
“不行！”当我返回问她是否会买那副眼镜时，她说。“我要看上去严肃一点！那副粉红的眼镜让我显得不够严肃！”于是她买了那副老头眼镜，当我们离开那个可转动的眼镜陈列架，我看见她伸手再次触摸那副粉色的眼镜。不久以后，我们离开了新奥尔良，继续我们的行程。当她在旅程结束离开美国的时候，我给她写了一封信，告诉她这次旅行对我的意义，并随信附上一件小礼物。
我可以想象她的微笑，当她打开那个盒子，看见那副粉色的眼镜，一份对于我们共度时光的纪念。
三十七天即时挑战
允许自己戴上粉色的眼镜，或是把它送给那些不允许自己戴的人。无疑，他们会戴上它，当他们独处的时候；也许那会让他们露出微笑，发现自己变得不一样。
动作：
集中随笔：
? 花三分钟回答下面的问题：在过去的十二月中，你对什么东西说了“不”？记住，“不”有多种形式――比如“我不能，”或是“我不应该”。
? 看看你写的内容，现在花三分钟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或者谁在“监督”你，哪些人（包括你自己）或是哪种情形使得你无法说“可以”？你认为你必须获得谁的许可？
? 看看你写的内容。后，花三分钟回答这个问题：说“可以”会怎么样？
行动：
在《即兴创作的智慧》一书中，作者帕特里西亚?麦德森建议我们有一天试着对任何事情说可以、好的。正如麦德森所说，需要说明的是，比如说，如果你有糖尿病，别人请你吃馅饼，你必须先考虑自己的健康。然而在那种情况下，你依然能够用某种方式说好的：“好的，我想把这个馅饼带回去给我儿子吃，他喜欢樱桃。”
试试看，不仅仅是在一天里，而是三十七天里！当你把个人的偏好放到一边并接受别人的建议，那会怎么样？对此有什么困难吗？你不得不放弃你如此喜欢的那种限制吗？这么做你能获得什么？
在你的手上用黑色记号笔写上“可以”来提醒你。那是“长期的记号”，但不要让那阻止你。说好的，说可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