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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序
赖声川
当自己爱子养到二十几岁，拿到生物学博士学位，正要展开充满各种辉煌可能性的人生时，突然有一天，他告诉你，他要出家，而且要到遥远的喜玛拉雅山，你会做何感想？
法国著名哲学家及政治评论家、法兰西学院院士让-弗朗索瓦·何维勒（Jean-FranoisRevel），就碰到这个人生中极为特殊的难题。他的儿子马修·理查德（MatthieuRichard）在诺贝尔生物医学奖得主老师的教导下，以极优异的成绩拿下博士学位，已经开始走向生物学界革命性的突破，突然之间，他决定放下这一切，放下他灿烂的家世（除了父亲之外，母亲是艺术家，舅舅是世界著名的探险家），到遥远的国度，披上袈裟，剃发为僧。
佛教……西藏……印度……尼泊尔……藏传佛法……金刚乘……喇嘛……我们可以想象二十多年前，这些名词对一位西方哲学家而言是多么的陌生而遥远。但是让-弗朗索瓦必须面对，因为他儿子走了，去这些遥远的地方，迎接这些陌生的事情。
马修当年的决定，并不是因为他遭遇到什么不如意或困境。简而言之，他看到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一种充满意义、令他振奋的生活方式。从小，因为他父母的关系，让他有机会接触各种著名的思想家及艺术家，包括超现实大师布列东、音乐大师斯特拉文斯基、舞蹈大师贝夏特等，而他研究所的指导老师就是诺贝尔奖得主法兰索瓦·雅各布（FrancoisJacob）。马修如果想在世俗中走完人生这一遭，成绩必定是可预期的优秀、灿烂。但马修却说：“我一直有很多机会接触许多极有魅力的人士。可是他们虽然在自己的领域中都是天才，但其才华未必使他们在生活中达到人性的完美。具有那么多的才华，那么多的知识和艺术性的技巧，并不能让他们成为好的人。一位伟大的诗人可能是一个混蛋，一位伟大的科学家可能对自己很不满，一位艺术家可能充满着自恋的骄傲。各种可能，好的坏的，都存在。”（章）
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年光阴里，这一对父子各自在选择的领域中努力。让-弗朗索瓦编辑法国影响力的周刊、写书。他所撰写的知识性论述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籍。评论现代民主体系的《没有马克思，没有耶稣》（NiMarxnijesus，英文名WithoutMarxorJesus）早已成为现代政治评论的经典之作。
而马修在同样的二十几年之后，交出了一份迥然不同的人生成绩单。闭关、修行，有十二年光阴，他朝夕跟在本世纪伟大的藏传佛法老师之一顶果钦哲仁波切的身边，直到钦哲仁波切一九九一年圆寂为止。现在，他出版了许多本佛法书籍的翻译本，而他与生俱来的艺术才华并没有浪费：多年来，马修用他的摄影镜头捕捉他周边经常令人不可思议的人与物，拍摄喜玛拉雅山区以藏传佛法为中心的生活及祭典。记录他老师钦哲仁波切的摄影作品《证悟之旅》，前几年以精装本问世，颇受好评。
法国媒体一直对这对父子保持着好奇而不解的眼光，无法了解让-弗朗索瓦和他出家的儿子之间的关系，甚至有报道传出父子之间二十多年来已断绝了关系、未曾说过话的谣言。于是出版家安排了一次父子对谈，让两人开怀畅谈，讨论当年马修离家的原因及心情、讨论他们定义中的生命意义、东西方哲学的异同、西藏的命运、人类的未来……这些对谈成了这本《僧侣与哲学家》，是一次极富感性的理性对谈，两位知识分子之间，一对父子之间。
至于为什么是我翻译这本书，简而言之，是马修指定的。这并不意味着我把这次翻译工作视为一个因朋友拜托而做的事情，反而以极大的热诚拥抱任务，投入到翻译工作中。和马修认识多年，虽然我没有马修的良好因缘，可以和钦哲仁波切朝夕相处十二年。在仁波切圆寂之后，有一次马修到台湾来，在我们家住了一段时间。几年前，当马修的摄影作品《证悟之旅》在美国出版，他曾邀请我帮忙出版中文版。可惜因为牵涉到摄影作品印刷问题，无法与原出版商谈妥合约事宜。去年，《僧侣与哲学家》出版了，马修通过先觉出版社的同仁表示，希望我帮忙做翻译工作。虽然我曾任专业翻译，但佛法的翻译是另一种挑战，对错差距可能造成一位修行者在修行上的偏差，责任非常重大。因为有太太丁乃竺在我身边，就不担心这方面的问题。事实上，没有她帮忙仔细校对，这本书的翻译是无法完成的。另外还要感谢藏语顾问张惠娟女士，以及帮我整理稿子的戴若梅和仇冷。
翻译过程中，我和马修一直通电子邮件，有一次，我跟他说：“不知为什么，我感到你‘指定’我翻译这本书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感到这和我们跟钦哲仁波切的缘分有关。在他这一生中，你完成了你和他之间的缘，可惜，他在世时，我只是开始意识到我的缘。”
马修回复说：“是的，真奇妙，在这一方面，钦哲仁波切一生中所织出的关系，到现在仍然持续地在开花！”
《僧侣与哲学家》法文版出版后，已翻译成二十几种语言，影响甚大。它像是一座搭在东西思想落差之上的桥梁，用聆听的、容忍的、温和的方式疏通双方，让东西方人各自照镜子，看看自己，看看我们这个世界，这个时代。
中文版出版前夕，我到印度菩提伽耶旅行，这里是佛陀的证悟之地，我与马修相会，并参加了一次研习会。从台北到印度的飞机上，我仍忙着做后的校阅。走进德里机场过海关时，在拥挤的队伍中，我的旁边站了一位法国女士。我惊讶地发现，她手上拿的正是法文版的《僧侣与哲学家》。向她招手，取出包裹里的英文版和中文译稿给她看。惊讶之余，我们会心地微笑，仿佛明白了彼此从此书中所得到的深切收获。但愿中文版读者能够得到我在翻译过程中所得到和感受到的一切。
前言
让-弗朗索瓦·何维勒
这本书的构想是怎么来的？我们当初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很多人士要利用所谓“友情的压力”（政治用语），来说服我们考虑这件事？在我们两个之间，我擅自决定写下这个前言，只是为了方便，免得要费很大的力气，来探讨我们这一共同兴趣的话题背后不同的动机。事实上，我们两个人面对相同问题时，不同思考模式所引起的复杂性，也正是这本书的对话想渐渐厘清的。
在此说明对话中所要讨论的事情是多余的。需要的是简单形容一下创造这火花的两个生命和心灵。
我的儿子马修·理查德（MatthieuRicard）生于一九四六年。从杨生·德赛理中学毕业之后，以极优秀的成绩进入大学并进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终于在一九七二年获得博士学位。博士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是杰出的诺贝尔生物奖得主法兰索瓦·雅各布（FranoisJacob）。马修曾在巴斯特学院从事多年的研究，正是在雅各布的研究小组中。而就在这个时刻，马修突然向他的老板和我宣布他决定放弃科学研究，要移居亚洲，跟随着藏传佛法的老师们学习。我们听了这个决定极为震惊，这是一种生命的完全转变，而这条道路也促使他日后成为一位佛教的僧侣。
至于我个人，我在大学主要研究的是文学和哲学，教了很多年的哲学，在一九六三年离开了学术界，全力投入作家和报社编辑的新事业中。但是我一直没有失去对哲学的热忱，这一点可以在我的许多著作中看出来。与许多哲学家不同，我一直对科学的演化有高度的兴趣，于是马修成为一流的科学家是很令我得意的事，因此眼见着他突然之间要结束一个前途无量的事业，令人极度失望。再者，身为一个坚定的无神论者，我无法对佛法太重视。这并不表示我反对它，因为佛教有一种既纯净又直接的方法，让它在众多宗教之中，在某些严格的西方哲学家心目中，享有一份尊敬。
虽然当时我对马修的决定颇为不安，但从来没有跟他闹翻，也没有与他交恶。我为什么要这么说，是因为近许多法国媒体报道说我们父子二十年没有见面，而现在计划一起写一本书，是要重建我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完全错误的报道。事实上，这些年来，虽然大家距离很远，我们一直都有见面。早在一九七三年我就到了印度大吉岭去看他，那时他住在他位心灵导师康居仁波切那里。后来我还到过不丹和尼泊尔去看他。会让我们父子关系罩上乌云的，只有亚洲的梅雨季。时间过去了，马修有更多的机会到欧洲旅行，那是因为佛法渐渐传向西方的关系，他的角色变得非常重要。
想不到佛法如此广泛地散布到西方。这种现象也促使我们希望展开一个关于“佛法和西方”的对谈。原本打算对谈名称就用“佛法和西方”，直到我们的出版者尼可儿·拉特想到一个更好的名字——《僧侣与哲学家》。
到底什么是佛法？这是一个全面的问题，提供答案是马修在这本书中的主要责任。为什么在今日的西方世界中，佛教可以引起如此广泛的好奇，吸引大批的信徒？关于这一点，我的责任是要提出一些假设。是不是因为西方的宗教和哲学，以及西方政治近来一些令人失望的改变，才导致这样的结果？不用多说，我们对谈的特殊价值，在于内容并不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东方智者之间的对谈，而是一位西方哲学家和一位在东方受过训练的西方僧侣之间的对谈，而这位僧侣曾经是一位科学家，以他个人的身份，就足以让他在的层面，做这两种不同文化的比较。确实，在某一方面，马修用了他自己习惯的科学态度面对西藏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二十年来他努力保存和出版基础的藏传佛法经文，不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代的，同时把这些翻译成法文和英文。
长久以来，西方对佛教心存一种刻板的形象：佛教是一种“被动”和“无为”的智慧；“涅槃”被定义为一种向内转的停止活动，根本不去在乎社会和社区的一切运作。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根本不是这么一回事，就像大部分的西方哲学一样，佛教也有它人文、社会和政治的层面。
简而言之，以上就是促使马修和我面对面，探讨彼此所好奇的一切事情，主要的动机和状况。目的是要凸显出我们的相同之处，同时不去隐瞒相异之处。我们于1996年5月相约在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山上，一个叫哈堤班的宁静地方，进行了以下的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