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孔子的自信
孔子一生很不得志。《史记·孔子世家》曰：
孔子适郑，与弟子相失，孔子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曰：“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类皋陶，其肩类子产，然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子贡以实告孔子。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
大意是：有一次孔子到郑国去，与弟子走散了，孔子在城墙东门旁发呆。郑国有人对子贡说：“东门边有个人，他的前额像尧，他的脖子像皋陶，他的肩部像子产，不过自腰部以下和大禹差三寸。看他憔悴疲惫的样子就像一条丧家之狗。”子贡把这些话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孔子。孔子很坦然地笑着说：“把我的外表说成这样，实在是夸过头了。不过说我像条无家可归的狗，确实是这样！确实是这样啊！”
可见孔子当时的落魄，《论语》写孔子失志落魄的章节很多。但不得志的孔子，却一直活得很自信，使我心生无限敬意。
他的自信首先是对自己的好学：
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5.28］
大意是，孔子说：“即使是十户人家的小村子，也一定有像我这样讲忠信的人，只是不如我这么好学罢了。”
我们有专门一篇写孔子的率真，这一章也可见出他的坦率直爽。他认为自己的忠信并不是突出的，能赶上的人很多，哪怕一个只有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也有像他这样讲求忠信的人。但他坦言像他这样好学的人不多。很显然，说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就有像他这样讲求忠信的人是衬托手法，是为了说明没有人能像他这样好学。孔子好学固然不错，但自己这样表扬自己好学，不仅显得率真可爱，而且显出孔子的自信。关于孔子好学，《论语》中亦有多章可见，我们也有专门篇章谈论，这些不再多说。
孔子对德的自信就更不是一般人所具有的，也不是一般人能够理解的。
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7.23］
大意是，孔子说：“上天把如此的美德赋予了我，桓魋又能把我怎么样呢？”《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宋司马桓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
大意是：孔子从卫国去陈国时经过宋国。桓魋听说以后，带兵要去害孔子。当时孔子正与弟子们在大树下演习周礼的仪式，桓魋砍倒大树，而且要杀孔子，孔子连忙在学生保护下，离开了宋国，在逃跑途中，他说了这句话。他认为，自己是有仁德的人，而且是上天把仁德赋予了他，所以桓魋对他是无可奈何的。桓魋，是宋国主管军事行政的官司马，是宋桓公的后代。对这一章，钱穆先生有自己的解读：
其如予何：犹云无奈我何。桓魋纵能杀孔子之身，不能夺孔子之德，德由天生，斯不专在我。桓魋之所恶于孔子，恶孔子之德耳。桓魋不自知其无奈此德何。既无奈于此德，又何奈于孔子。弟子欲孔子速行，孔子告之以此，然亦即微服而去，是避害未尝不深。然避害虽深，其心亦未尝不闲。此乃孔子知命之学之实见于行事处，学者其深玩之。
按此章乃见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智，与不惧之勇。子贡所谓“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盖实有非言辞所能传而达，知识所能求而得者。学者当与文王既没章在陈绝粮章参读。
李泽厚先生也有自己的解读：
【记】这章常被后人引为孔子负有某种神秘使命或具有某种神秘“圣性”，自有上天保护，因此不怕。其实这不过一句普通壮胆的话罢了。何必如此刻板解说，把孔子神化？由某种责任感而生的历史使命感，从而设信有某种客观法则规律在，即此种“壮胆的话”的由来，用以自勉自励，即孟子“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大无畏气概也。
钱穆先生从中读出“圣人之处变，其不忧之仁，不惑之志，与不惧之勇”，是很有道理的。李泽厚先生的“神化”之说肯定是有所指，但我们不知道具体背景，然而我们是基本同意他的观点的。钱穆先生要我们“深玩之”。我不是学者①，本不在钱穆先生的话语对象之内，但还是有一点自己的想法。我以为，需要深思的是，孔子这样的“大无畏气概”来自哪里？李泽厚先生认为是来自“由某种责任感而生的历史使命感”。我们以为这样的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是来自一种自信，来自一种天赋予其责任的自信，更是来自自以为代表了正义的自信和信心。
“天生德于予，桓魋其如予何？”你听听这口气。生命受到威胁，不仅毫不慌乱，而且能说出这样一番极度自信的话，让人看到了孔子作为圣人的风度，的确很不容易。我们不能不心生敬畏。孔子的自信有三：一是自信自己是有德之人，用今天的话语，有德似乎可以说是代表了正义。更自信的是自己这样的德不是好学而来的，而是上天赋予的，当然不是随便哪个人都可以有的。这就不是一般的德，而成了上天之德。有了前两个自信，第三个自信就水到渠成：小小的桓魋是不能把我怎么样的。
孔子认为自己承担了上天赋予的重任，这并不是的表达，再如下一章：
子畏于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9.5］
大意是，孔子被匡地的人所围困，他说：“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文化不都体现在我的身上吗？上天如果想要消灭这种文化，那我就不可能掌握这种文化了；上天如果不消灭这种文化，那么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理解这一章，要了解背景。《史记·孔子世家》中说：
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惧。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孔子使从者为宁武子臣于卫，然后得去。
孔子从卫国到陈国去经过匡地。匡人曾受到鲁国阳虎的掠夺和残杀。孔子的相貌与阳虎相像，匡人误以为孔子就是阳虎，所以将他围困。孔子外出游说被围困，这不是次，当然这一次是因为误会。这一次，孔子更是表现出不同一般的自信。钱穆先生的解读似乎也是如此：
孔子临危，每发信天知命之言。盖孔子自信极深，认为己之道，即天所欲行于世之道。自谦又甚笃，认为己之得明于此道，非由己之知力，乃天意使之明。此乃孔子内心诚感其如此，所谓信道笃而自知明，非于危难之际所能伪为。
正如钱穆先生所言，孔子实在是一个“自信极深”的老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这是自信“斯文”就在自己。其次是自信“天之未丧斯文”。其实，也就是自信天不亡我。三是自信匡人对自己无可奈何，“匡人其如予何”。三个自信，有着严谨的逻辑。前面两个自信是根本，后一个自信全由此而来；前两个是前提，第三个是结论。这让我想起老父亲。他是生产队里扬场（用板锨把稻谷、麦子抛到高空，借助于风把饱满的稻谷、麦子和干瘪的稻谷、麦子以及草屑分开）和堆草垛的高手。有一次和负责打谷场的干部闹了矛盾，我们担心人家不要他到打谷场干活（打谷场的活比下地干活，要轻巧一点）了。他一点不愁，嗞嗞抽着烟袋说：“他会来找我的。”那语气悠然而平静，却充满自信。我估摸孔子说这话时，也差不多如此。如此自信是要胆识的，也是要实力的。更重要的是，他看到了“天之未丧斯文”，才敢如此放言。我也看到一些专家，在某一方面是一把好手，就以为领导会很在意他，动不动要辞职，结果辞就辞了，领导根本就不当一回事，弄得很不爽。现在还有几位领导在乎你那几下子！
说到底，孔子的自信是来自“天”。老天不撑腰，他也自信不起来的。
孔子的难堪
孔子在他学生心中，在我们心中，是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的。而在当时，很多人并不待见他，很不把他当回事。
说到孔子的困窘和难堪，人们容易想到的是他困在陈蔡的时候。孔子和学生困于陈蔡，饥寒交迫，走投无路，的确很是凄惨。但我想，就内心真正的打击而言，孔子的难堪应该不是在陈蔡，而是被几个怪人奚落。
次是楚狂接舆。
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18.5］
大意是：楚国的狂人接舆从孔子的车前经过，唱道：“凤凰呀，凤凰呀！你的德行为什么衰败了呢？过去的是无法挽回了，未来的还是可以补救的。算了吧，算了吧！现在当政的那些人危险至极！”孔子下了车，想和他谈谈。他却连忙避开了，孔子没能够和他谈。
接舆，是不是人名，有争议，是楚国的一个狂人，是肯定的。他为什么如此对待孔子呢？钱穆先生认为他是为孔子惋惜：
趋而辟之：接舆急行避孔子，不欲闻孔子之辩白。以下数章，皆见孔子之不忍于避世。接舆诸人，高蹈之风不可及，其所讥于孔子者，亦非谓孔子趋慕荣禄，同于俗情，但以世不可为，而劳劳车马，为孔子惜耳。顾孔子之意，则天下无不可为之时，在我亦有不忍绝之情，有不可逃之义。孔子与诸人旨趣不相投，然孔子终惓惓于此诸人，欲与之语，期以广大其心志，此亦孔子深厚仁心之一种流露。
钱穆先生是衷心拥戴孔子的，他总是用心良苦地为他着想，为他开脱。就连这样的情形，他也能分析出孔子的高大境界。李泽厚先生认为接舆的用意是劝孔子归隐：
“接舆”也有解说并非人名，而是接过孔子的车子。总之歌词意思是说事不可为，政治危险，还是退隐，不必为此栖栖皇皇，四处奔走了。可见道家早于孔子，早有隐者了。
可是，既然接舆的用意是劝孔子归隐，他为什么不愿意和孔子好好交谈呢？似乎还是李零先生的分析更为切合情理：
疯子被排斥在正常社会之外。佯狂也是一种避世之法。
“接舆”，是楚国有名的狂人，很多古书提到他。古代佯狂，有把身体涂上漆，假装麻风病患者的，也有披头散发或把头发剃光好像犯人的。据说，他就是这种形象（《战国策·秦策三》、《楚辞·九歌》）。
接舆也见于《庄子》的《逍遥游》和《人间世》。后者作“孔子适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无伤吾行！吾行曲，无伤吾足’”。歌词比这里更详细。
“凤兮凤兮”，凤鸟见，是古代的祥瑞。孔注说，接舆“比孔子以风”，是因为“凤鸟待圣君乃见”。接舆认为，当时的政治已坏到极点，无可救药。他说，你孔丘怎么这样丢人现眼！过去的错就随它去吧，将来的事还来得及。算了吧，算了吧！现在的从政者都很危险，你还理他们干吗？
这类隐者对时政的批判，孔子很欣赏。照理说，两者应该有共同语言，但他想和接舆谈话，接舆却不想和他谈话，扭头就走了。
《人间世》说孔子是在楚国见到这位狂人。如此说可靠，则事在489年。
李白《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我本楚狂人，凤歌笑孔丘。”他是有名的大诗人，居然以接舆自况，对孔子直呼其名，“凤歌”就是指接舆的歌。
看来狂人并不是要超度接引孔子，就是为了刺激他一下而已。只有这样理解，孔子下车而他急忙避开才比较好解释。然而，站在孔子的立场，那情形是十分难堪的。可以说孔子的态度做到了极其“温良恭俭让”。听到他的歌声，就赶快下车。可这狂徒，也真够狂的，居然理也不理。要知道，孔子好歹也是一个有身份的名人，而且身边还有一群学生。有没有其他人，我们不得而知。估计应该是有的。好在孔子平时和学生的关系还好，而且带在身边的也都是些比较亲近的。否则，岂不脸丢大了。如果是我，真的难以承受。就我自己一个人，受点委屈，难堪一点，也就罢了；如果有其他人在场，我就难以忍受，我曾经为此和行业里的某位上司红了脸。倘若是在学生面前，那简直是致命的打击，一个做教师的，不就是在学生面前有点尊严吗？替孔子想，真的难堪，也真的不容易。但遇到这样的人，除了忍着，又能怎么办呢？
第二次是长沮、桀溺。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于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耰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18.6］
大意是：长沮、桀溺两个人一块耕田，孔子从旁边经过，让子路去询问渡口。长沮问子路说：“驾车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长沮说：“是鲁国的孔丘吗？”子路说：“是的。”长沮说：“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子路又去问桀溺。桀溺说：“你是谁？”子路说：“是仲由。”桀溺说：“你是鲁国孔丘的学生吗？”子路回答说：“是的。”桀溺说：“天下已乱，好像滔滔的洪水，到处都是这样，谁能改变得了呢？你与其跟着孔丘那种躲避坏人的人，还不如跟着我们这些避世隐居的人呢？”说完，就不停地干着活。子路回来把这些告诉孔子。孔子失望地叹息说：“我们既然无法跟鸟兽待在一起，若不跟天下人待在一起又能跟谁在一起呢？天下如果太平，我就不会和你们一起来从事改变现实的工作了。”
这一次情形似乎好一点。因为孔子没有直接和长沮、桀溺对话，而是由子路代他承受了难堪。其实也真够难为子路了。长沮问：“驾车子的那个人是谁？”子路说：“是孔丘。”——请注意是直接称名，他没有敢说是孔子，也没有敢干脆告诉他是自己的老师。长沮说：“他早该知道渡口在哪儿了。”这其实是讥讽孔子不知以为知，好像天下的事无所不知。子路讨了没趣，又去问桀溺。桀溺滔滔不绝地说了一段之后埋头干活，根本不理子路。我想子路一定是进退不得地呆站了一会儿之后才回来向孔子汇报。我们可以设想，站在那里看着桀溺干活的滋味一定很不好受。而这一切都是替孔子承受的。听了子路的回报，孔子还发挥了一段，申明了自己这样做的理由。我估计长沮、桀溺两个人是听不到的，而且孔子也不想让他们听到。这样孔子的难堪就减缓多了。但不管怎么说，碰壁的感觉都不爽。
第三次是荷蓧丈人。
子路从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8.7］
大意是：子路跟随着孔子，落在了后面，碰见一个老人，用拐杖挑着锄草的工具。子路问道：“您看见我的老师了吗？”老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说完，就把拐杖插在一旁锄草。子路拱着手恭敬地站在那里。老人留子路在他家住宿，杀鸡做饭给子路吃，并让他的两个儿子出来和子路相见。第二天子路赶上了孔子，把这件事告诉了他。孔子说：“这是个隐士。”叫子路再回去看看他。子路到了那里，老人却已经走了。子路说：“不出来做官是不合乎义的。长幼之间的礼节尚且是不可废弃的，君臣之间的大义又怎么能够废弃呢？你只想隐居求得自身的洁白，却不知道这样做便是乱了君臣之间大的伦理关系。君子出来做官，是为了实行君臣之义。至于我们的主张行不通，则是早已知道的了。”
这一次，看上去，子路成了主角。其实核心的人物还是孔子。子路受到冷遇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老师。荷蓧丈人说：“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我知道你的老师是谁？”虽是问句，其实判断是明确隐含其中的。荷蓧丈人完全知道子路是孔子的学生，而且明确指责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所以就把拐杖插在一旁锄草，不再理子路。冷落的看起来是子路，其实是孔子。子路后来受到荷蓧丈人的热情招待正说明这冷落不是冲子路而来的。子路再去找荷蓧丈人，荷蓧丈人隐而不见，显然是知道孔子会叫子路再回去找他，躲子路，其实是躲孔子。子路后一段话，其实也是代孔子发言，句句说的都是孔子要说的话。
对前面这三章，李泽厚先生有一段总结性的分析：
【记】这三章非常著名，都是不同意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精神的隐者的评论和孔子的回应。孔子很尊敬这些人：避世隐居，洁身自好。同时也说明自己积极入世的理由：“吾非斯人之徒而谁与”。应该说，这是情真意深的。“知其不可”是认识，“而为之”则是偏偏不计较成败、因果而去做，正显示伦理“本体”高于现象界的认识，显示了人的尊严，不屈从于因果的自由。
显然，李泽厚先生对孔子的知其不可而为之是肯定的。但当时很多人是不认可的，就连看城门的人都直接予以否定。
子路宿于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14.38］
大意是：子路夜里住在石门，看门的人问：“从哪里来？”子路说：“从孔子那里来。”看门的人说：“就是那个明知做不到却还要去做的人吗？”
“知其不可而为之”，是一种积极生活、乐观向上的精神态度。我们今天的人大多有这种精神。事实上，也是需要这种精神的。不这样，简直没法活。世上十拿九稳会成功的事很少。我们老家有句话：前面的路是黑的。是黑的，就是谁也看不清楚；是黑的，就充满各种危险和可能。但路总是要走的。当然，孔子“知其不可而为之”，孜孜以求的是大事情，而我们孜孜以求的是小事情。但这位看门人对孔子的精神是如何评价的呢？我从语气中听出来的是否定，是讥讽。钱穆先生也认为如此：
本章当是孔子周流在外，使子路归视其家。甫抵城，已薄暮，门闭，遂宿郭门外。晨兴而入，门者讶其早，故问从何来。子路答自孔氏。盖孔子鲁人，人尽知之，不烦举名以告。晨门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正见孔子时必在外。若已息驾于洙泗之上，则门者不复作此言。此门者盖一隐士，知世之不可为，而以讥孔子，不知孔子之知其不可为而为，正是一种知命之学。世不可为是天意，而我之不可不为则仍是天意。道之行不行属命，而人之无行而不可不于道亦是命。孔子下学上达，下学，即行道。上达，斯知命矣。然晨门一言而圣心一生若揭，封人一言而天心千古不爽，斯其知皆不可及。
钱穆先生这一说就比较明白了。原来看城门的人也是个隐士。或许还是个大隐。看来孔子很不得这些人的心，他们一有机会就要或明或暗，或当面指责，或旁敲侧击，必给孔子一个难堪而后快。
好在孔子的胸怀和修养还是很不错的。他很想和他们好好交流一下，但没有机会他也不勉强解释，也不愤怒，甚至也看不出生气。有机会了，就说两句，听与不听，信与不信，全由对方。
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无乃为佞乎？”孔子曰：“非敢为佞也，疾固也。”［14.34］
大意是，微生亩对孔子说：“孔丘，你为什么这样四处奔波游说呢？你不就是要显示自己的口才吗？”孔子说：“我不是显示自己的口才，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
我不知道微生亩是个什么角色，这次孔子似乎有点生气。对这个人，钱穆先生是这样介绍的：
微生氏，亩名。或作尾生亩，又说即微生高。观其直呼孔子之名而辞甚倨，盖以齿尊。
钱穆先生的意思是，大概他年纪比孔子要大，所以如此口气。李泽厚先生也说：
从口气看，微生亩大概是个老顽固的前辈，但孔子仍针锋相对地回答了他。
我存疑的是其他人奚落讥讽，孔子都不反唇相讥，而这样一位长者说了不中听的话，孔子为什么要用如此严厉的口气予以回敬呢？“我不是显示自己的口才”是解释自己的行为，“只是痛恨那些顽固不化的人”其实就是在否定对方的行为。一个“疾”字，足见态度坚决而强硬。对此，钱穆先生也是同意的：
疾固也：疾，憾义。固字有两解。一说：固执，执一而不通。孔子言我之席不暇煖，非务欲以辩取信。若知道不行而决意弃世绝物，则是己之固执，不肯多方以求道之行，我所疾在此。一说：孔子言，我之栖栖皇皇，特病世之固陋，欲行道以化之。或疑如前说，似孔子斥微生为执一，有反唇相讥之嫌。然依后说，似孔子脱口自负，语气亦多纡回，不如前说之直而婉，谦而不失其分。今从前说。
经常受到奚落的孔子终于反击了，而且出手很快也很狠。如果知道他和微生亩之间的确切关系，故事一定更有意思。因为这一次孔子的态度实在是反常的。参照下面一章，更能看出这一点：
子击磬于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硁硁乎！莫己知也，斯己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14.39］
大意是：孔子在卫国，一次正在敲着磬，有一位背扛草筐的人从门前走过，说：“这个击磬的人有心思啊！”一会儿又说：“声音硁硁的，真可鄙呀！没有人了解自己，就只为自己就是了。好像涉水一样，水深就穿着衣服趟过去，水浅就撩起衣服趟过去。”孔子说：“好坚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了。”
后一句“果哉！末之难矣。”有不同翻译，杨伯峻翻译为“好坚决，我没有办法说服他了”，钱穆翻译为“这人太坚决了，我没有话可驳难他”，李泽厚翻译为“真坚决，我可没话反驳他了”，也有人翻译为“说得很坚决，我没有什么可以责问他了”。我取杨伯峻的译法。从前句“坚决”来看，隐含的意思是很难改变，而不是一般意义上和对方进行辩说；而且，我觉得这样更贴近孔子的内心想法。孔子的意图，不应该是要驳难对方，证明对方的认识是错的，而是要阐述自己的主张，说明自己的做法是对的。当然看到对方如此坚决，无法改变，也就无话可说了。不过，不说就不说，孔子倒也没有生气。秀才不是遇到兵才说不清，遇到秀才也常常说不清。或者这世上的事就说不清。说不清，就不说。说不清楚，还要说，会更说不清楚。
孔子面对难堪的态度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