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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特达恩顿与新文化史/周兵文
【提要】本文以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及其新文化史研究为题。由其代表作《屠猫记》中所展开的人类学与历史学的跨学科研究入手，探讨其有关新文化史的方法及观念。进而深入到他文化史研究的另一新兴领域——书籍史与阅读史，更尝试思考和展望在进入互联网时代后新媒体对历史学所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罗伯特达恩顿新文化史书籍史阅读史
对于美国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Darnton)，国内学界并不陌生。这位以《屠猫记》-书饮誉史坛的历史学家，是当代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在研究中体现出非常强烈的人类学倾向，甚至将历史学看作为一种“人类学的历史学”或“人种志的历史学’’(ethnographichistory)。20世纪80年代初，达恩顿曾与人类学家克利福德吉尔茨(CliffordGeertz)在普林斯顿大学合作开设了一门尝试进行历史学与文化人类学跨学科交叉研究的讨论班课程，并以此课的讲义为基础于1984年出版了《屠猫记》一书。在书中他提出了一个基本的问题：人类学的方法是否同样可以适用于历史学家对于文本的研究？这本书甫一问世，即很快登上了各大畅销书排行榜的前列，它同时向专业的历史学家和普通读者展示了一种别具一格的历史研究取向，从一个独特的视角、用一种全新的方法对我们过去自以为熟知的历史进行了生动而全新的解读和阐释。在导言中，达恩顿明确地对这种新视角、新方法进行了说明：“本书所要研究的是18世纪法国的思维方式。它试图不仅展示人们的所思所想，还有他们是如何思考的——他们是如何构想世界，并赋予其意义、注入感情的。不过研究并没有遵循思想史的正途，而是走了在法国被称为心态史的这条蹊径。尽管在英语中它还没有一个相应的名称，但还是可以统称之为文化史；因为它采用了一种同人类学家研究异域文化时相同的方法来处理我们自己的文明。这是一种带有人种志特点的历史学。”
如达恩顿在引文中所表白的，他以为的文化史，是突破了传统思想史之后，通过借鉴人类学方法在年鉴学派心态史基础上所作的进一步发展。如果再结合到其新文化史研究中的另一重要领域——阅读史，则亦可以看作是对年鉴学派所开辟的“书籍史”研究的一种拓展。因此，吉尔茨的人类学和法国年鉴学派史学是达恩顿史学思想的两个主要的来源。本文将首先从《屠猫记》一书人手，通过结合对该书研究和写作中的特点的评析，重点探讨达恩顿以人类学为取向的新文化史观；此外，联系其有关文化史、历史人类学和新文化史的其他论述与实践，比较他与新一代年鉴学派之间的联系和发展。
与人类学主要以田野调查、现场访谈作为其研究的基础不同，历史研究需要突破时间的维度，并依靠以文本为主的史料而展开。在达恩顿那里，18世纪法国波旁王朝旧制度下留存的大量珍贵档案就是他所要探寻的异邦他国，是其历史研究中掘之不尽的资料宝藏。西方新文化史研究的勃兴乃至整个当代史学研究的发展，正是建立在大量新材料的重新发掘基础上的，再加上运用新的理论、方法的解读和诠释，从而给历史研究带来了新的面貌。达恩顿写道：“我相信，没有什么方法比徜徉在档案馆更好的了。……通过细细浏览那些晦涩难懂的文件，我们也许能够揭开一个迥异的意义体系。线索甚至会引领我们进入到一个陌生而奇妙的世界观中。”《屠猫记》书的写作正是通过对各种新史料的重新检视而展开的，这些史料有的是新被发现的，有的是在传统的历史研究中被视为毫无价值的，有的是人们熟知并已有定论的，但达恩顿却采用独特的视角将它们诠释出新的意义来。在《屠猫记》一书中，达恩顿以一个个文本作为基础来展开分析，构成了若干项独立的具体而微的文化史个案研究。为了让读者不仅能够了解作者本人的观念和对历史的研究，达恩顿还希望他们能够自己去阅读他所选用的那文本，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不论是赞同的，还是反对的。因此在每一个篇目后，达恩顿都把他所用的原始文本附录于后。这一点充分体现了他将《屠猫记》-书所做的研究作为一项实验性的探索，更多地是强调方法和手段，并不强求读者在结论上同作者达成完全的一致。
各篇的内容虽然看似琐碎庞杂互不相关，但整体的谋篇布局却均统领在达恩顿的新文化史概念之下，旨在说明18世纪法国社会的特性。其研究在时间和空间上主要集中在18世纪的法国社会，依照不同的社会群体和阶级结构，自下而上地审视从普通的农民、工匠，到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等的精神世界。
在章“农民讲故事：鹅妈妈的涵义”中，作者从“小红帽”这个耳熟能详的童话故事人手，通过对童话从民间口头传说到整理成文的过程的追溯，以及对原始的版本中的种种社会与文化意义的解读，展示出了在进人工业化时代之前的法国农民中不为人所知的精神状态。达恩顿认为，在“小红帽”的故事被后来的民俗学家收集整理编纂出版之前，在近代早期的欧洲便口头流传着大量类似的民间传说和故事，尤其在文化相对落后的农村地区更是非常普遍。不同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经过了后人无数次加工修饰过的文学版本，那时的民间故事要朴实直自得多，甚至还有些粗俗和野蛮。达恩顿在书中引用了“小红帽”故事的一个早期版本，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结尾并没有猎人出现杀死恶狼救出外婆和小红帽的圆满结局，而是可怜的小红帽和外婆一起都成了狼的腹中美餐，整个故事听来都是血淋淋的。狼的凶残，人的无知，以及现实世界的残酷，完全展现在我们眼前。细看这样的情节背后，其实正是18世纪以前法国、乃至整个西欧农村生活的真实反映。
如果仅仅从这样一则“小红帽”的故事和文本就事论事地分析其中潜藏的社会心态，并得出某种结论的话，不免流于简单。达恩顿所做的并不止于此，他细细梳理了从心理学家到民俗学家对这样一种原始的文本及其隐含意义所进行过的各种研究，介绍了从中世纪以来西欧各种民间口头文学的流传演变，引用了其他一些民间故事的内容作为旁证，结合当时农村生活的一些基本事实，将之作为在印刷术和教育普及以前法国乃至西欧农村的一种普遍现象来加以讨论。其中所反映出的，正是那时候农民们中所流行的文化，“表现了如今业已消失的一个农民社会的情欲、价值、兴趣和态度。”在文章中所体现出的资料的丰瞻、考证的翔实、分析的细致和方法的运用，无不体现出了一个历史学家的深厚功底。
此后的几章，达恩顿同样是利用史料进行分析，但展现的却又是历史上不同社会阶层的世界观。第二章“工人造反：若圣瑟韦亨的屠猫记”，分析的是一群城市手工业者的民间信仰；第三章“一个资产阶级梳理他的世界：作为文本的城市”，则是从一个外省的资产阶级眼中观察的城市生活，接着他又把视线转向了巴黎和知识分子的世界；第四章“一个警探整理文件：知识共和国的剖析”，通过一名警察保留下的各种文件资料，来看他们表述现实的独特方式；第五章“哲学家修剪知识之树：《百科全书》的认识论模式”，对启蒙运动的重要文献《百科全书》从认识论的角度进行了爬梳；第六章“读者对卢梭的回应：浪漫主义感性的构塑”，根据读者对卢梭著作的反映和回响，颠覆了传统思想史的研究路径，由思想的传播和接受的角度来说明卢梭的作品和思想在当时的读者群中的广泛影响。
达恩顿写道：“阅读的观念贯穿于全书各章，因为可以像读一则民间故事或一篇哲学文本那样去阅读一项仪式或一座城市。分析的模式也许千变万化，但在每一个事例中都可以通过阅读了解其意义——各个时代所刻录下的意义都保存在他们对世界的认识中。”就像人类学家解读一个原始的文化并获知其意义一样，文化史家可以通过解读文本揭示其内在，这是达恩顿新文化史观基本的方法论原则之一。阅读达恩顿的作品，就像是跟随一位人类学家走进一个遥远的文化之中，去释读一个又一个陌生的文化符号与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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