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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心中的诗
文 _ 林茶居
在我的闽南老家，有“送神”、“迎神”的习俗：每年农历十二月二十四，将平日供奉的诸神送上天庭，过年后的正月初四再接回来。按古人的说法，诸神每年均需向玉帝禀报人间善恶，以定来年人们的吉凶祸福。每到这个时候，各家女性长辈总会备好各种生熟贡品，然后上香、跪拜、叩头、烧纸钱，一边念念有词，感谢上天眷顾，祈福家人安康。
中小学时代，我生活在农村，每逢过年过节，常见的便是如此场景。于是逐渐发现，再凶的婆婆，都归于虔敬、仁慈、小心翼翼。今天回头去看，缘由应该在于：面对上天，她的心中唯有神灵，她生怕自己的倾诉得不到回应。
大概是因为这些印记刻得太深，有一阶段，我特别着迷于写作这样的句子：“在深夜的星光里转身为神”，“雨中丢失的一本书，已经变作爱书的神”……试图以之来通达神与神性。这虽然只是语词上的讨巧，但确实让我感受到全新的诗歌欢愉。
西方哲学中有一个重要命题：诗人即神（上帝）在人世间的代言人。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来说就是：诗（语言）经由诗人而说出。在西方文化的语境中，诗当然也有现实关怀、情感慰藉的内在诉求；同时，诗还是人与形而上存在发生精神勾连的通道，是“栖居”于此岸的人对话彼岸世界的载体和暗码。
理解西方诗歌以及深受西方诗歌影响的中国新诗尤其是当代诗歌，必须有这两个维度的观照，某种程度上说，后者属于更内在的因素。在各种语文教材（读本）出现过的如里尔克、狄金森、波德莱尔、阿赫玛托娃、桑德堡、庞德、穆旦、昌耀、北岛、顾城、海子等中外诗人的诗歌，都应该基于这样的语境来解读。也正是在这个地方，我们的语文教育尤为乏善可陈，显得无比尴尬，十分无能。因为，我们往往只有机械的现实主义（甚至是革命现实主义）的思维，或者是泛化的浪漫主义视角，而没有神性的、彼岸的、形而上的、灵魂意义上的价值关切。这个问题已远远溢出教育的范畴，而是与整个传统和近几十年的意识形态宣传直接相关。
市场经济时代，新诗（现代诗）屡受嘲讽，而且有不少人以调侃诗人为乐事。其中的主要原因是，“新诗”不像人们“心中的诗”。一方面，人们看到的往往是喧哗的、不争气的那一部分——这部分恰恰是大众媒体所热衷“报道”的；另一方面，人们“心中的诗”不是古典的容貌就是革命的模样，不是披着唐装就是穿着“制服”（德国现代著名学者维克多克莱普勒教授在《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书中说，“‘英勇的’这个词，……始终栖身于制服之中……”）。
不过，作为一个有着二三十年诗歌写作经历的人，对此我从来没感到不适。我一直按着自己的诗歌美学，努力在夜色中建设自己的书房。有意思的是，我的身边，总是不乏喜好讨论诗歌的朋友。他们大都已搁笔多年，但每当说起当年的写作生活，便顿时春意勃发。我相信，诗还在他们的心中，只不过是以另外的方式生长。就在几天前，参加一个聚会，素来低调的老友吴君谈到兴起处，举杯站起，要求“通干”，理由是：为了诗歌。随后他一字不差，当场诵读：“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如今我们深夜饮酒，杯子碰到一起，都是梦破碎的声音。”
这些话出自北岛，有深深的叹息，流传甚广，但我仍感喟于吴君有心记下了它。吴君从事过多种职业，一直是大家的“大哥”，他有这份情怀，跟他所受的教育无关，跟他的现实处境无关，而是他“心中的诗”在起作用。从他的身上，我看到了人性的柔韧之处：只要种子是健康的，它总会扎下强大的根系，并终破土而出，打开自己的生命疆域。
当然，我还不至于穷酸而矫情到说，没有诗，非生活。不管写诗与否，都一样可以抱持一份诗的心性；反倒是有些所谓诗人，整日耽于如何把诗歌变现，变成身份、地位、名气和利益的一部分。
诗除了是诗本身，更是一个神圣的隐喻。对于每一个人来说，诗意味着不受困于现实，具有自我超拔的弹性与张力，对着未来开放，心中永怀一个伟大的存在（神，真理，理想，信仰）……这是很多优秀的朋友带给我的启迪，也是我判断教育之于人的意义的重要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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