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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等和共产党人恽代英、林伯渠、董必武等联名发表的《讨蒋通电》，咒责蒋介石为“民众之蟊贼”。
由毛泽东领导的全国农民协会，也发出《讨蒋通电》，振臂高呼：“此贼不除，革命群众无幸存之理，国民革命亦无成功之望。”
在武汉，蒋介石简直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
一时间，报界称武汉为“赤都武汉”。
从上海白色恐怖中逃奔出来的“赤色人物”来到“赤都”，顿时扬眉吐气。
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整整半个月叫月27日——武昌第一小学变得热闹非凡，校长王觉新早早穿上笔挺的西装，站在校门口迎候贵客。
来的不是小学生，也不是小学教师，却是一大群“赤色人物”。陈独秀来了，出席过中共“一大”的毛泽东、董必武、陈潭秋、张国焘来了，蔡和森、瞿秋白、罗章龙、罗亦农、邓中夏、任弼时、方志敏、项英、杨匏安、王荷波、向警予、恽代英、蔡畅、苏兆征等也来了。
此外，五辆黄包车鱼贯而来，车上坐着共产国际的三员“大将”和另外两个外国人：
首席代表，40岁的印度人罗易，他在两个多月前受斯大林的指派前来中国。他在共产国际工作多年，担任颇高的职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共产国际主席团候补委员。
共产国际代表，43岁的俄国人鲍罗廷，前来中国已经四年。他担任过孙中山的顾问，不论在中国国民党还是中国共产党内，都享有很高的威信。
共产国际代表、33岁的维经斯基，更是一位“中国通”。1920年4月，第一个受俄共(布)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前来中国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的便是他。
在共产国际的三位正式代表之后的那辆黄包车上，坐着一位年方26岁的俄国小伙子，名叫米夫。虽说年纪轻轻，却不可等闲视之。此人在24岁时便出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这所大学培训了大批中共干部，可以说是一所设立在莫斯科的中共党校。米夫是以“联共(布)宣传家代表团”成员的身份于1927年初来到中国的，他先是到上海，然后去广州，再来到武汉。
在第五辆黄包车上，坐着俄国人罗卓夫斯基，他是赤色职工国际的代表。罗卓夫斯基是老资格的工运领袖，原是苏俄工会负责人，1921年，当赤色职工国际在莫斯科成立时，他便当选为赤色职工国际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以后，在历次代表大会上，他一直被选为总书记，直至1938年赤色职工国际解散。
如此众多的共产党高层人物，会聚在武汉一所小学里，干什么呢？
哦，主席台上高悬着留着络腮胡子的马克思和留着小胡子的列宁的画像。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是大会的当然主席，他大声宣布：“中国共产党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六年前，当中共“一大”在上海召开时，极端秘密。那时，全国只有中共党员50多人。六年中，中共党员猛增了一千倍，达5．79万人。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有80多人。虽说规定对外保密——这不过是指不在报上报道——但大会在“赤都”武汉几乎是公开举行的。主席台上，甚至还坐着国民党的代表徐谦、谭延闽以及孙中山之子孙科，他们是来向中共表示祝贺的。
在陈独秀致开幕词之后，共产国际三位代表一一讲话，徐谦代表国民党中央致贺词。接着，还有工会、学生会、共青团以至童子军代表致贺词。湖北的织布工人、京汉铁路二七罢工领袖之一项英，领着一队湖北工会纠察队入场，向大会表示祝贺。
大会的秘书长，是蔡畅之兄、毛泽东的密友蔡和森。
湖北代表团的主席，则是罗章龙。
开幕式十分热闹，陈独秀的脸上一直挂着笑容。可是，那笑容看来有点不自然。
翌日，大会转入秘密状态，代表们前往汉口近郊的黄陂会馆开会。陈独秀手中拿着一大沓稿纸，代表中共中央作了长达五小时的政治报告。从那一天起，直至5月9日大会闭幕，陈独秀的脸色一直是阴沉的——这位中共的建党领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猛烈批评。30位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一致强烈地批判陈独秀，批判他的政治报告！
六年以来，陈独秀一直是中共领袖，虽说那称谓不时变化着：
陈独秀没有出席中共“一大”，却被一致推举为“中央局书记”，成为中共最早的最高领袖。P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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