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国学课》
代序：国学漫谈（节选）
季羡林
我们中华民族拥有五千年的光辉灿烂的文化，对人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很难想象，世界上如果缺少了中华文化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前几年，弘扬中华优秀文化的号召一经提出，立即受到了国内外炎黄子孙的热烈拥护。原因何在呢？这个号召说到了人们的心坎上。弘扬什么呢？怎样来弘扬呢？这就需要认真地研究。
我们的文化五色杂陈，头绪万端。我们要像韩愈说的那样：“沉浸醲郁，含英咀华”，经过这样细细品味、认真分析的工作，把其中的精华寻找出来，然后结合具体情况，从而发扬光大之，期有利于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前进与发展。“国学”就是专门做这件工作的一门学问。旧版《辞源》上说：国学，一国所固有之学术也。话虽简短朴实，然而却说到了点子上。七八十年以来，这个名词已为大家所接受。
国学决不是“发思古之幽情”。表面上它是研究过去的文化的，因此过去有一些学者使用“国故”这样一个词儿。但是，实际上，它既与过去有密切联系，又与现在甚至将来有密切联系。现在我们不是都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吗？什么叫“特色”？特色表现在什么地方？我曾反复思考过这个问题。我觉得，科技对我们国家建设来说，对发展生产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万万不能缺少的。但是，科技却很难表现出什么特色。你就是在原子能、电脑、宇宙飞船等等尖端科技方面，有突出的成就，超过了世界先进国家，同其他国家比较起来，也只能是程度的差别，是水平的差别，谈不到什么特色。我姑且称这些东西为“硬件”。硬件的本质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特色可言。
特色容易表现在精神文化方面，我姑且称之为“软件”，哲学、宗教、文学、艺术、伦理、道德、经营、管理等等都属于这个范畴。这些东西也是能够交流的，所谓“固有”并不排除交流，这个道理属于常识范围。以上这些学问基本上都保留在我们所说的“国学”中。其中有不少的东西可以说是中华文化、中华智慧的结晶，直至今日，不但对中国人发挥影响，它的光辉也照到了国外去。近听一位国家*的领导说，他在新德里时亲耳听到印度总统引用中国《管子》关于“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话。在巴基斯坦他也听到巴基斯坦总理引用中国古书中的话。足征中华智慧已深入世界人民之心。这是我们中国人应该感到骄傲的。所有这一些中国智慧都明白无误地表露了中国的特色。它产生于中国的过去，却影响了中国和世界的今天，连将来也会受到影响。事实已经证明，连外国人都会承认这一点的。
国学，弘扬中华优秀文化，既然是顺乎人心，应乎潮流的事业，必然会发展下去的。
经学
“经”是什么？它是古代史料的一部分，有的是思想史料，有的是文学史料，有的是政治史料，有的是其他国故的史料。
——钱玄同 新文化运动代表人物之一，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
五经、十三经、四书
汉朝人尊崇儒家古典著作，称为经书。“经”原意是线，所谓经书就是线装书。在古代，有什么事情需要记下来，就刻写在竹简上。事情多了，积累的竹简也多了，就把这些竹简用线编连起来。这些线就称为“经”。可见，“经”初不过是当时记载片数较多而又常翻阅的竹简书，并无深意。
人们首先在《庄子》中发现了“六经”的说法，即《诗经》、《书经》、《礼经》、《乐经》、《春秋》、《易经》这六经，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这六类图书称为“六艺”。但因《乐经》失传，只留存一篇《乐记》，就把它并入《礼经》，成了“五经”。
到了唐朝，《春秋》被分成《左传》、《公羊传》、《穀梁传》，《礼经》也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种，便有了“三传”、“三礼”的说法，加上《易经》、《书经》、《诗经》，称为“九经”。再到宋朝，又加上了《尔雅》、《孝经》、《论语》、《孟子》四种，就有了“十三经”的说法。
十三经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的原典，它反映了中国先民对人类所关心的重大问题如自然、社会、人生的思考，具有多方面的原创性，后世许多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初的原型，由此而形成中华民族认识世界和把握世界的思维方式。
宋时的儒学大家朱熹把《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拿出来各刊印成单本书，与《论语》、《孟子》合称“四书”，并给这四本书作了详细的注释，被奉为儒家古籍的菁华。科举考试就依据“四书”出题，同时这四书也就成为读书人的书目了。
《诗经》
《诗经》是一部乐歌集，分风、雅、颂三部分。风大部分是民歌，分十五国，共一百六十篇。雅分《大雅》、《小雅》，共一百〇五篇，以叙事诗为主。颂分《周颂》、《鲁颂》、《商颂》，共四十篇，多为叙事诗和祀神歌，总计三百〇五篇。相传，诗原有三千多篇，经过孔子删削才成今天流传的篇数。
汉代流传的《诗经》有四家：齐国的辕固、鲁国的申培、燕国的韩婴、赵国的毛苌。或取国名、或取姓氏，简称为齐、鲁、韩、毛四家。他们传授、解释的诗经称为齐、鲁、韩、毛四家诗。后来，其他三家都失传了，只有毛诗流传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诗经》就是毛诗一脉，所谓大毛公传授的。《诗经》附有“诗序”，分“大序”、“小序”。“小序”列在每篇诗的前面，说明诗的大意，“大序”连在首篇《关雎》的小序之后，总论全书。序的作者没有定论。
这些诗的来源一般认为是定期采集而来。在古代，有采诗的官职，每年八月周游各地，采录歌谣，上呈天子；天子巡狩各国时，命太师上奏当地歌谣，以了解当地民情。采集的区域以黄河为中心，十五国风主要反映的是今天河南、陕西、山东、山西几省的风情，所以《诗经》可以算是北方文学，有个别的诗，如《周南》、《召南》，有着江汉一带的背景。
诗的修辞方法有赋、比、兴三种。赋是直接叙述，比是完全譬喻，兴是先说背景而后再叙述。
诗的风、雅、颂三种题材分类，加上赋、比、兴三种修辞方法，被称为诗的“六义”。
《诗经》是一部可靠的古书，不但有文学价值，同时也有史料价值，比如《商颂玄鸟》篇，讲述了帝喾的次妃简狄吞鸟卵而生契的传说，契是商的始祖；《大雅生民》篇，讲述了帝喾的正妃姜嫄踩到上帝的脚印后，怀孕生下后稷，后稷是周的始祖，反映了远古社会的情形。《豳风七月》篇以及《小雅》的《楚茨》、《南山》、《莆田》、《大田》诸篇，表现了周代农业的兴盛。到平王东迁以后，社会动荡，矛盾逐渐尖锐，则出现了抒写抑郁愤慨情感的诗篇，如《邶风北门》、《王风黍稷》、《秦风黄鸟》，《小雅》的《节南山》、《正月繁霜》，《大雅》的《板》、《荡》、《桑柔》、《云汉》等篇，都是怨天尤人的口气。《小雅》中的《何草不黄》、《北山》、《出车》、《采薇》、《黄鸟》，《魏风》的《葛履》、《伐檀》、《硕鼠》等篇，揭露了社会的不安。
《书经》
《书经》即《尚书》，“尚者，上也”，有人认为是“上古的书”的意思。在作为历史典籍的同时，向来被文学史家称为我国早的散文总集，是和《诗经》并列的一个文体类别。但这散文之中，用今天的标准来看，绝大部分应属于当时官府处理国家大事的公务文书，准确地讲，它应是一部体例比较完备的公文总集。
《尚书》现代通行的版本包括虞书五篇、夏书四篇、商书十七篇、周书三十一篇，共五十八篇。其中有《尧典》、《禹贡》、《盘庚》等三十三篇，称“今文尚书”，同时也是“古文尚书”。其余都是“伪古文”。这个“今文”、“古文”有什么区别呢？
汉朝初年，经学家伏生传授《尚书》二十九篇，用当时通行的隶书写成，称“今文尚书”。到了汉武帝末年，从孔子居所的墙壁中发现了一部用古体字写的《尚书》十六篇，称“古文尚书”，但没过多久又失传了。
东晋时，一个叫梅赜的人向皇帝献上了一部二十五篇的“古文尚书”，后附一篇《尚书传》，据说是孔子十一代孙孔安国所作，大家都认为古书失而复得了。后来清代著名的学者阎若璩等人考证，断定这部书是伪造的。现在通行的尚书是今古文合编的，篇数也有分有合。
《尚书》讲了很多历史，上自尧舜，下至秦穆公。其中历史年代为久远的《尧典》、《舜典》、《皋陶谟》、《禹贡》等篇，以前的人认为是夏朝时代的人所写，近代学者已证实是儒家学派的人模仿古文所编写，创作时代大约在周代。虽然是伪作，但时代比较早，依据的传说真实性更强一些，比东晋人的伪作更有价值。
《尚书》的篇名，多用典、谟、训、诰等字，文章类似于现在的宣言、布告、演讲集、会议录等，所以被称为记言之史，其中有《洪范》一篇，反映了原始的哲学思想，以水、火、金、木、土这五行为世界万有的基本元素。
水是向下滋养万物，火是向上燃烧，木的性能可弯可直，金属的性质可以通过熔化来改变初形状，土的作用是耕种庄稼。水向下滋润代表咸味，火向上燃烧代表苦味，木可弯可直代表酸味，金销熔变形代表辣味，土耕种五谷代表甜味。
另外文章中又提出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稽疑、庶征、五福、六极等关于政治的原理原则：
敬用五事：一曰貌，即态度要恭谨就严肃；二曰言，说话要和顺，说话和顺办事就顺利；三曰视，认识要清晰就能辨别是非；四曰听，听事要聪敏谋事就能成功；五曰思，思虑要通达，思虑通达就能圣明。
农用八政：管理民食、管理财货，管理祭祀，管理建筑，管理教育，管理司法，接待宾客，治理军务。
协用五纪：要和岁、月、日、星辰、历数协调一致。
建用皇极：树立皇极的威信，并建立遴选官员和赏罚的标准。
义用三德：治理众民要以“正直”为本，同时在必要时又要刚柔并用，或者以刚制胜，或者以柔制胜。
明用稽疑：通过龟卜和诬占以探询上天的旨意，同时，参照卿士、众民和自己的意见做出判断和决定。
念用庶征：通过雨、晴、暖、寒、风等的气候变化以判断年景和收成。
飨用五福：通过寿、富、康宁、好德、善终等“五福”劝导人们向善。
威用六极：通过夭折、多病、忧愁、贫穷、丑恶、懦弱等“六极”警戒和阻止人们从恶。
五行与这些原则通称“九畴”，颇为儒家所重视。
《礼经》
《礼经》在唐朝时被拆分为《周礼》、《仪礼》、《礼记》三部书，现在五经中所说的礼经，指的是《礼记》。在古代，所谓“《礼经》十七篇”指的是《仪礼》，它是孔子门徒附在《礼经》后面的笔记。
《仪礼》原来有两种本子，一种是汉代高堂生所传的今文仪礼，一种是从孔家宅壁中得到的古文仪礼。东汉的郑玄将它们合二为一，成为现在流传的《仪礼》。
《仪礼》简单说来就是各种各样仪式的礼仪，内容包括冠、昏、丧、祭、朝、聘、燕享等典礼的详细仪式，读了之后能了解到古代贵族们的繁文缛节，可以想见古代宫室、舟车、服饰、饮食等日常生活的面貌，以及宗教信仰、亲族制度、政治组织、外交方式，等等。
《周礼》是汉朝初年河间献王从民间抄来献给朝廷的。篇目按照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划分，缺冬官一篇，有人就找了一篇《考工记》来补上。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校理群书，将这部书编入经籍，称为“周官经”。从《周礼》的内容看，大约是战国时的人根据战国前的行政制度写成。
《周礼》是儒家推崇的理想官员制度，也包含了古代事实上的制度。所谓的六官是：
天官冢宰掌邦治。冢宰即太宰、丞相，统领百官。相当于国务院的总理。
地方司徒掌邦教，布五典，安兆民。相当于*兼财政部。
春官宗伯掌邦礼，洽神人，和上下。这是一个宗教官。古代行政，祀神占一大部分，所以特设一个大官来办理。
夏官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相当于陆军部。
秋官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相当于司法部。
冬官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相当于农工部。
《礼记》里的《王制》一篇，也讲官制，和《周礼》大致相同。我国历代官制，多半以此为依据。比如清朝政府的吏（民政）、户（财政）、礼（祭祀和科举）、兵、刑、工六部，就是六官制度。《礼记》大部分内容还是规范风俗礼制方面，如《内则》篇专门规范妇女的行为，《少仪》篇规范青年人的行为。《礼记》中有一些精彩的文章，如讨论教育问题的《学记》，讨论音乐的《乐记》，讨论个人修养的《儒行》，讨论治国的《礼运》。
现在《礼记》也叫“戴记”、“小戴礼”，原本也是河间献王抄来献给朝廷的。后来受命典校古籍的经学家刘向又发现几种，合编起来共两百一十四篇，信都王刘嚣的太傅戴德做了删节工作，整理成八十五篇，这就是《大戴记》。现存的《大戴记》只有残本，没有列入十三经。他的侄子戴圣又删为四十篇，这就是《小戴记》，在此基础上，东汉儒学家马融又增编了几篇进去，合成四十九篇，就成了现在我们看到的《礼记》。四书中的《大学》、《中庸》都是《礼记》中的文章。
相传《大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作，文辞简约，内涵深刻，主要概括总结了先秦儒家道德修养理论，以及关于道德修养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对儒家政治哲学也有系统的论述，对今人如何做人、做事、立业等均有启迪意义。所谓“大学”，就是治国安邦的学问，后人将《大学》的主要内容概括为“三纲领”和“八条目”。
“三纲领”是“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这是“大学之道”的总纲，意思就是，做治国安邦这种大学问的方法在于，提倡和发扬正大光明的德行和德政，广泛地亲近民众和尊重民意，以至善至美为奋斗目标。
“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有关道德修养的具体方法，是一步步实现“三纲领”的具体步骤：古代那些要使美德彰明于天下的人，要先治理好国家；要治理好国家的人，要先整顿好自己的家；要整顿好家的人，要先进行自我修养；要进行自我修养的人，要先端正思想……思想端正了，才能完善自我修养；自我修养完善了，才能让家庭整顿有序；家庭有序了，才能国家安定繁荣；推而广之，达到天下平定。
如果说《大学》是指导人实现政治理想的启蒙书，那么《中庸》便是指导人实现完美修养的启蒙书。其主旨在于通过自我教育，达到“至诚”的境界。《中庸》的思想，主要集中表现在“中庸”和“诚”这两个范畴上。
何谓“中庸”？“中庸”并不是“中立、平庸”，而是“执中、中和”的意思，所谓“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在一个人还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时的平静情绪为“中”，表现出情绪之后经过调整而符合常理为“和”。
“诚”是充分表达个人的本性，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人的天性本来是诚的，若能依着这天性去做，若能充分发展天性的诚，便是“教”，便是“诚之”的工夫。
宋朝以后，《中庸》逐渐成为儒家学者的研读重点，很多儒学、理学的概念和命题都出自《中庸》。许多思想家也都坚持“中庸”的信条，开始用“中庸”的方法论思考问题。
在儒家思想体系里，政治和伦理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整体，但是，从论述的角度出发，两者却有不同的着重点。《大学》比较通俗平易，强调各种伦理规范对于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意义，实践性很强；《中庸》比较高深微妙，把这些伦理规范提升到了天人关系的高度加以考察，思辨性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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