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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不偏于一端
文_林茶居
回头看自己过去二三十年的阅读史，几乎就是一个充满好奇同时又是硬着头皮接受各种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历史。就个人的印象说，从1980年代中后期到1990年代初，这些“新”主要出自哲学、文学、诗歌、美术诸领域；而整个1990年代，主要出自政治学、历史学及文化研究、文化批评领域；21世纪后，则主要出自教育领域尤其课程与教学方面。
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一方面的原因是，缘于社会发展的波澜起伏，中国在不同阶段对外来文化的引进有不同的侧重；另一方面是因为个人关注点的转移和拓展。
这么多全新话语的集中涌现，难免带来思想、认知及价值观的混乱，这是文化常态，也是文化不断发展、革新的必由之路。但是，对于这各式各样的“新”，大众媒体从来没少冷嘲热讽，认为是故弄玄虚、故作高深，其“有力”且“有利”的理由是：真正的高论，总是深入浅出的。
不能否认，在文化引进、译介的过程中，难免存在信息衰减、意义偏移、价值错位等问题，甚至有一些译著，聱牙佶屈，错漏百出，所以落人口实。但也必须明白，那些原创性的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理论、理念和思想体系，往往无法完全以现成的语言和流行的句式来描述与表达，如此也就难以“深入浅出”—至少，在人文社科领域是这样的。
思想、文化的丰富与更新，往往启动于语言及话语模式的改变—这里的“改变”，当然是指走向开放与辽阔，而非折回专制与霸权。同样，我们认识一种新的理论、新的思想，一般是从触摸一系列新的名词、概念、术语开始的—通过它们，我们得以进入其语境，爬梳其逻辑，体悟其命意，终进入其堂奥。需要强调的是，这个“新”，除了是新词，也包含那些被重新命名的旧词。
从这个角度说，对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的拒绝，实质上是对新思想、新理论的漠然与回避。因为工作的关系，我经常阅读教师写的文章，或参加一些教育论坛，不时会看到或听到有人对这种种“新”的鄙夷，末了一句“玩概念而已”加以否定。似乎，“教育理论没啥用”已成为一种共识。当一个人沉浸于技术太久并藉此赢获诸多现实利益及满足感的时候，他往往会忘记技术背后还有一种更强大的力量在发挥支撑、规约、调节的作用。进一步说，这种拒绝也源自心性的固化和精神的板结。
文化、思想本身自有其运行规律与路线。那些能够与现实问题咬合、与人们的实际需求对接的新名词、新概念、新术语，总会落地生根、抽枝长叶，转化为改造现实的营养和力量，服务于观念更新与社会进步（还有一些伟大的语词，早早蛰伏于未来，等着人类的探问与朝拜）。就教育而言，不是有很多外来的名词、概念、术语被越来越广泛地使用么——如文本、生成、建构、教育力、共同体、终身教育、多元智能、非智力因素、研究性学习、学习型学校等；还有那些被赋予了新意涵的常用语词，如课程、问题、对话、教学方式等，都极大地拓展了意义范围，增强了笼罩能力和诠释能力。它们就像一滴滴奔跃的水珠，在水面上弹奏起一阵阵别样的波纹，让教育之湖春光潋滟。
当你熟练而准确地使用新的名词、概念、术语的时候，实际上已经跳出了原先的思维局限，为自己的思考与言说增添了一种新的视角、路径、框架、方法和工具。这是人的精神成长的标志和方式。经由这样不断丰富与更新的过程，人得以在自己的内心逐步培植能够相互抗衡的不同的力量，使生命充满足够的弹性与张力，从而进入那种可以纵横捭阖地进行自我教育的精神成年状态。我还不敢说，这么多年来，我正是沿着这样的精神进路在不断改善自身，但可以确认的是，我有这样的自省和目标感，懂得时时提醒自己，不拘囿于一孔之见，一时之见，一地之见。
看人论事偏于一端，如果说不是历史惯习的话，至少是一种时代病。与之相互造就的恶症是：敌人感太强，说话充满杀气。“敌人，就是想法不一样的人。”这个据传是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口号，竟在多年以后成了现时代的一个注脚。在我看来，一个缺乏思想更新能力、无力激荡各种想法的人，往往不知或不懂尊重“想法不一样的人”，这样的人，如果有适宜的土壤和机会，很容易就成为一个固执于封闭的自我一端的“精神纳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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