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作品总序】
《牡丹因缘：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白先勇
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因《牡丹亭》而开始结缘。二〇〇四年由我领队制作的昆曲连台大戏三本青春版《牡丹亭》在台北首演一炮而红，我们在演出的同时由台湾远流出版社出版了《姹紫嫣红牡丹亭》，此书由我策划，收编了我们改编的二十七折青春版《牡丹亭》剧本，并有学者专家的阐释文章。书中汇辑多幅历来饰演《牡丹亭》名角影像，尤为珍贵。此书出版，在台湾反应甚佳，版一售而罄。同年青春版《牡丹亭》赴大陆巡演，到苏州、杭州、北京、上海等地。我们觉得《姹紫嫣红牡丹亭》应该出大陆版。远流找到合作对象：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这也可以说是一种特殊机缘，天作之合。我原籍广西桂林，由自己家乡的出版社来出版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特别有意义。出版后，刚巧五月全国书市在桂林召开，这是出版界的一个盛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刘瑞琳女士邀请我到桂林，为《姹紫嫣红牡丹亭》开新书发布会，我当然高兴，因为又可以乘机返乡一趟。发布会的场面多少出我意料之外，一下子来了五六十家媒体，记者发问非常热烈，《姹紫嫣红牡丹亭》的知名度也就从此散开了。
我觉得这本书的出版有多重意义：首先这是大陆出版本有关青春版《牡丹亭》的书，对这出戏起了先头宣传部队的作用。这部书的特色是用繁体字直排，这样书本身便蕴涵着一种古籍雅意。而这部书的装帧又特别精美，设计大方，图片悦目，难怪二〇〇五年这部书夺得了南方报业集团举办的首届华语图书传媒大奖。这是一份十分难得的殊荣。早些年大陆有些出版社出版古籍采用繁体字直排，这些年比较少见，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姹紫嫣红牡丹亭》竟用了繁体直排，而又获得大奖，我认为有其深远的文化意义。我很佩服出版社领导人的眼光。
接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我的一本选集《青春·念想》，我跟出版社以及出版社的同仁们关系就更加密切了。因为这些年昆剧青春版《牡丹亭》经常到北京演出，我亲自领军到北京就有五次，每次演出我们都需要各界的支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驻北京的同仁在这方面，上下一体，对我们可说是做到仁尽义至，从联络媒体宣传到人员协助，无一不全力以赴，当然，演出时，出版社的同仁们一直是我们热烈的啦啦队。出版社同仁给予我如此坚定的精神支持与鼓励，我想他们一定也认同我们推广昆曲是在兴灭继绝抢救我们的文化瑰宝，他们努力出版，一样在从事文化大业。其实我们的追求殊途同归，所以能够彼此欣赏。二〇〇六年适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成立二十周年社庆，在桂林总部盛大举行。为了替出版社庆祝，我们特地把青春版《牡丹亭》送到桂林，在广西师范大学校园连演三天，那真是盛况空前，每晚演出场里挤得水泄不通。前一年我在广西师大演讲，曾经许愿，有机会我一定要把我制作的《牡丹亭》带到桂林，让广西师大的同学及乡亲们看到这出戏。第二年，我们真的做到了，而且还替出版社热闹了一番。我跟出版社结的可说是“牡丹缘”。
中国出版业竞争激烈，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能够脱颖而出，名列前茅，诚非易事。国外如美国的哈佛、哥伦比亚，英国的牛津、剑桥，这几家名校的出版社在英美以及全世界的学术文化界举足轻重，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影响不仅普及全国并能跨越海外，像余英时、许倬云这些海外学术界大师的作品也被网罗旗下。广西师大出版社能够建立如此优良声誉，绝非偶然，我还没看见他们出版过一本浅俗媚众的读物。家乡能产生如此高层次的文化亮点，我深引以为傲。当总编辑刘瑞琳来跟我商洽出版我的作品集，我欣然同意，并感到义不容辞。刘瑞琳女士刚刚被《中国新闻周刊》选为“十年影响力人物”。在此，我特别要向她致谢，同时也要感谢为这套书花费大量精力的执行编辑刘哲双及曹凌志。
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二日
【研悲情为金粉的歌剧：白先勇小说在欧洲】/ 尹玲
法国书评家雨果·马尔桑（Hugo Marsan）于一九九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法国大报《世界报》（Le Monde）星期五的读书版上，以几乎全版的篇幅，评介白先勇的《孽子》，赞誉这部小说是一出“将悲情研成金粉的歌剧”。此书由法国著名汉学家雷威安（André Lévy）教授译成法文，于今年初由弗拉马利翁（Flammarion）出版社出版，引起相当大的震撼，一下子在欧洲大出风头。读者反应非常热烈，才一出版即已再版。法国第二大报《解放报》（Libération）五月十八日星期四的“外国文学”版上，艾莲·阿瑟哈（Helene Hazera）亦以超过三分之二的版面，图文并茂地评论这本书；另有数种期刊杂志亦先后作了报道或评介。德译版于五月出版（德译版书名Treffpunkt Lotossee，出版社：Bruno Gmünder）。而西班牙和希腊已有出版社接洽表示愿意翻译出版。
一部翻译小说能引起如此广大的注意和轰动是罕见的。马尔桑推崇《孽子》是一部伟大的小说，而且译者的译笔又精彩无比，两者相得益彰。法文读者在阅读《孽子》时心中的那份感动，虽然可能因想到白先勇所描写的是一个卑贱、隐晦、肮脏的世界而变得暧昧，但它却令人想起幼时阅读《悲惨世界》、《苦儿流浪记》等书的奇特快感：同样的不安、同样的乐趣、同样的恐惧。马尔桑认为《孽子》与这些名著一样，它唤醒我们的自我那原始的深邃之处，因为阅读在此已不再是“消遣”，而是以一种强烈的光照亮我们心底深渊。
马尔桑以“令人震惊”形容《孽子》，它有传奇故事的紧张、强烈，却无强加的乐观结局；虽然描述人性被破坏、被蹂躏的一面，但并不划分刽子手和受害者、好人和坏人、拯救者和忏悔者之间的界线，而且也不挑起任何报复的欲望；这是罕见的作品之一。
《孽子》的魅力并不单在动人的情节：固定的，却是以非平铺直叙、非秩序井然那样的手法，混杂着许多小故事细节加以铺衍渲染，一小段一小段地组合而成；一群失去社会位置的青少年在人生旅途上跋涉的回响，他们被交付给一个无法预先计划的生存的运气，在那样的生存方式里，感觉的直接性和幸存的诀窍往往会抹杀意愿和真正的希望；马尔桑以为，《孽子》的成功，其威力更多是来自作者的文笔，丰富而又令人不安，像上涨的江河那样；他诗意地把真实的氛围记录下来，又以黑夜如梦一般的面纱使它改观。我们读者，在缆绳已被截断的情况下，身不由己地投身入这场影子戏，由一群奇特、异常人物表演的严酷、令人痛苦的效果中，白先勇避免了通俗小说的漫无节制，却又适当地切应了当前现实中的焦虑。从这一层意义上看，描述台湾七〇年代的《孽子》与另一部同样出色的小说非常接近，那是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美国作家李奇（John Rechy）的《暗夜城市》（Cité de la nuit），白先勇应该读过。就像纽约时报广场和中央公园的黑暗一样，台北新公园的黑暗掩护着被排斥的青少年，他们是没有出路的冲突的受害者，不过他们仍然是英雄，他们创造了不同的神话；在这些神话中，嘲讽、妄想和狂热痛批虚伪社会的谎言。马尔桑认为白先勇描绘的是一个边缘世界，在被接纳的边缘之内的边缘：“我们这个王国，历史暧昧，不知道是谁创立的，也不知道始于何时，然而在我们这个极隐秘、极不合法的蕞尔小国中，这些年，却也发生过不少可歌可泣、不足与外人道的沧桑痛史。”
马尔桑同时以为，难能可贵的是，白先勇是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带着理解、默契和温柔的眼光来看男妓问题，他掌握的是基本性欲和以无希望的贫穷及无未来的爱情为其基础的两种骄傲违抗的悲剧美。在处理如此一个超越任何观淫癖之上的棘手主题时，白先勇有如一位大胆的走钢索演员，他也许带着怜悯，但却是一位无先天推理的见证者，滑入了书中买春客丰富的幻觉和猎物伤感的梦想之间。
在谈到本书的读者时，马尔桑说，我们完完全全地沉没在这些“孽子”之中，被一个具毁灭性的台风所吸住、吞没、撞击，我们是一场冒险犯难失败后幸存的真福者。尽管令人觉得非常不自在（我们实在难以因几个酒馆取了看起来轻松的名字如“桃源春”、“安乐乡”等而觉得自在些），但是读者会在那些流传久远的传说和故事中看到抚慰人性的一面，并且使得人性与死亡的不幸彼此取得和解。书中的“孽子”是一些脆弱的孩子，被遗弃在街头、被逐出家门、屡次从家中逃跑或是未被了解，他们聚集在半明半暗的隐秘处，沉湎于为钱而做的爱，屈服于为他们短暂命运设置信标的长者。而终，他们毕竟还是要在彼此宿命的运数中那种粗暴的、剧烈的温柔里相互取暖。听到一则这隐秘王国的传说，他们都会目瞪口呆；这些孩子虽堕落和违反常情，但却又感情丰富且乐于牺牲；前辈的故事在他们身上往往会起一种集体身份认同的作用。这些失落而颈上未戴项圈的孩子，他们因一些从他们的失势中硬拉出来的不可思议的事而存活着。书中的“郭老”，一位性爱市场的享乐者，就在每一位“新人”来到时为他留住影像，他的“青春鸟集”是一本永恒的相簿，留存了在危险之中却又被神化的青春少年。
马尔桑赞美白先勇的才华，认为他在描写节日、盛宴、沮丧、拘禁、到医院探视衰竭的傅老爷子、为了窃取伴侣的心而亲手刺死阿凤的龙子的一切经历等等情节时，就像是把许多不幸和苦难磨成金粉那样完美。《孽子》有如一出巴洛克式歌剧，美化了黑夜，让一轮昏红的月亮高挂在湿煤也似的空中。城市夜间那被掩盖的一面在白先勇笔下是如此完美地被叙述着，以致读者甚至忘掉世上还是有日出的地方。马尔桑特别指出令人激赏的片段，如阿青前往探视临终的母亲的那一幕是梦想的火花照耀着绝望，令人不忍卒读的绝好文字：“一刹那，我感到我跟母亲在某些方面毕竟还是十分相像的。母亲一辈子都在逃亡、流浪、追寻，后瘫痪在这张堆塞满了发着汗臭的棉被的床上，罩在污黑的帐子里，染上了一身的毒，在等死……”而妓院保镖“乌鸦”凶狠残忍地毒打“老鼠”的一幕更是以精确无比的笔墨描绘。作者改变了眼泪的形貌。明显可见的书写和节奏保障了暴力事件的美感；例如下面这一段：“而我一个人仍旧……沉寂地等待着，直到夜愈深，雨愈大，直到一个庞大臃肿的身影，水淋淋地闪进亭阁里来，朝着我，迟缓、笨重，但却咄咄逼人地压凌过来。”此外，像晚香玉后面阁楼上那一场赌牌九的描写读来令人几乎窒息，靠妓女卖身维生的和妓女的嘴脸、偷窃、强暴和肉体的买卖等，黑色小说中的惯用词汇在此都被作者以隐喻手法驱除掉，而令人耳目一新。书中每一个人物都过着几个月可以预见的冒险生活，然而，作为阴影中的神话英雄，他们负着被人类背叛的希望；就像新公园中起伏动荡水池上的莲花那样，他们的纯洁和天真紧紧纠缠这些秘密的叙述者，叙述着这一群被爱拒绝的孩子的惊险离奇经历。
马尔桑在结论部分强调，在心理分析作品贫乏的年代里，白先勇是一位真正的作家，而《孽子》是一部杰出的小说。
另外一位书评家阿瑟哈的评论中，详细地介绍了白先勇的家世背景及他早年创办《现代文学》，出版现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台北人》等经历，并遗憾《台北人》未被译成法文。
阿瑟哈谈起《孽子》在台北出版曾轰动一时以及根据此书而拍成的电影《孽子》。她认为在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中直至《红楼梦》为止，同性恋的主题是存在的，但近一百五十年来却没有哪一部中国小说是以同性恋为书中题材。她提及《孽子》在中国大陆也有广大的读者群，这部书使得反同性恋的巴金十分不以为然。但事实上，阿瑟哈认为这并不是一部鼓励同性恋的作品，它描写的是一个圈子的事情：那是台北新公园水池边的圈子，夜晚，一些离家的青少年围绕在水池四周，寻找或等待愿意买下他们一夜的成年
男子。
阿瑟哈以为书中这个圈子充满了佛教的意味，这些卖身的孩子的双亲，都相信他们被送到人世间是为了赎他们前生的罪；阿瑟哈分析说，书中的背景是六〇年代初的台北，是一个还处处残留着中日战争、国共内战、自大陆撤退来台的痕迹的社会。原本在中国古老文明中所容许的事，在此却为一种严峻的清教主义所取代；作者白先勇就像一位昆虫学家，细细地观察台北新公园的迷你社会：一个小小剧场，有主角、配角、跑龙套的，也有故事，有传说。
作者的手法，除直接的叙述，像阿青在头几行所说的：“三个月零十天以前，一个异常晴朗的下午，父亲将我逐出了家门。”也有间接的叙述，用到书信体，也不忽视书中青少年所沉迷的武侠小说。阿瑟哈认为《孽子》是属于我们现代的社会，人们送亚美茄手表给青少年，一面喝着欧美的烈酒，但实际上中国的灵魂及其幽灵仍盘踞着，它的神话或历史的典故、它的礼仪、它的信仰、对长辈的尊敬以及隶属一个家庭的基本需要：因为被家庭排斥驱逐是糟的不幸。小说的部分描绘一个坚定不变的世界，有争吵、爱情、供妓女使用的旅馆、警察的巡逻等，甚至还有一段高尚的爱情，使大家心向往之以死收场的爱情：阿凤和龙子的爱情。在手刃爱人刺着一条龙花纹的心口之后，龙子被家人送往美国；他为阿青叙述他在纽约的游荡以及他所收留的流浪街头的孩子们，他再回到台北，他是他自己的影子。阿瑟哈比喻说：白先勇的小说令读者可能在一瞬间以为他非常喜欢故事中的残酷性——妓女母亲、失踪的父亲，还有不许参加父亲葬礼的儿子，白痴和残废的孩子；但是这种残酷却又精准得像一枚针灸的针，深深地刺进治疗的穴道。
阿瑟哈为小说的第二部分作了一个摘要之后结论说：“合上书本，这些人物仍如在眼前——杨教头一会儿以淫媒为业，一会儿又是大恩人，他那柄大折扇，一杆指挥棒似的，为这隐藏的世界作了布局；有偷窃癖的老鼠，好吃零食的原始人阿雄仔等——于是，整个人性在你心中轻轻响起。”马尔桑和阿瑟哈的评论可以反映出法国读者对台湾小说和中国作家的看法。
《孽子》法译本的译者雷威安教授是一位著名的汉学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翻译家。他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出生于中国天津，一九二七年离开天津返回法国。一九四五年始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正式学习中文，一九七四年获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历任越南河内法国远东学校负责人，法国波尔多第三大学中文组主任，巴黎第七大学中文系系主任，目前已退休。雷威安教授钻研中国通俗文学、传统小说，尤其是历代话本及《金瓶梅》、《西游记》等，有关译著甚丰。一九八五年所译之《金瓶梅全译本》于巴黎出版，轰动一时；一九八九年后陆续出版《西游记》和《聊斋志异》等法译本。雷教授曾数次访台，曾出席一九八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至三十一日在南港“中央研究院”举行之第二届国际汉学会议，雷教授在会中发表的论文为《〈金瓶梅〉与〈西游记〉比较浅谈》，笔者曾于一九八七年一月二日为雷教授做过一次专访，刊于《汉学研究通讯》第七卷第三期（一九八八年九月出版），对雷教授个人的学习汉文经过、教学情形及法国的汉学研究概况等，有较详细的报道和说明。
此次白先勇的《孽子》法译版在欧洲引起如此广大的重视和回响，小说本身的完美出色固然是重要的原因，但雷威安教授精彩的译文也是功不可没。此外，小说题材的特殊，颇能引起法国人的兴趣，弗拉马利翁出版社以其名声和雄厚财力所做的宣传，都是此书成功的原因。
（唯有一点小疏忽，原出版社的名字被误音译为“允农文化”Yunnong wen hu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