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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诞剧原来这模样
《等待戈多》
爱尔兰Gate剧院
2004年5月首都剧场
导演：瓦尔特?阿斯姆斯
5月13日晚，首都剧场的舞台上只有一棵枯树，一块石头。黯淡的灯光下，爱斯特拉冈费力地脱他的靴子，然后弗拉基米尔走过来，这两个最著名的流浪汉开始东拉西扯，与观众一同等待着始终不会出场的戈多。这是爱尔兰Gate剧院的《等待戈多》，让我第一次见识了荒诞派戏剧的真正面貌。
开演之前，我和同伴看着人艺门口的海报，猜测那个张开双臂、神情有点疯狂的人是剧中哪个角色。我们都猜是爱斯特拉冈，因为另一主角弗拉基米尔应该是个“相对理性”的人物。结果我们错了，海报上竟然是幸运儿。后来我发觉，这个错误源于从前中国版《等待戈多》的演出风格留下的印象。Gate剧院的演出令我对贝克特这出“荒诞派”名剧豁然开朗，同时也意识到从前看过的中国版本比“荒诞”走得更远——简直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
1998年任鸣导演的《等待戈多》和林兆华导演的《三姊妹?等待戈多》我都看过，但我从未意识到这是一出喜剧，至少是要用喜剧的方式去表演。爱斯特拉冈和弗拉基米尔闲得无聊、相互斗嘴的饶舌表演，掉了裤子、换戴帽子的幽默段落，正是对爱尔兰传统喜剧的模仿（方式有点像中国的相声），演员甚至做出了杂耍艺人抛接物品的手势。波卓盛气凌人的派头，幸运儿胡言乱语的大段独白，喜剧色彩也十分鲜明。正如荒诞派剧作家尤涅斯库所说：“喜剧性是对于荒诞的直觉。”
喜剧表演方式剥掉了从前国内笨重的版本留给我的混乱印象，那些看似毫无意义的台词，第一次清晰地浮现出了它的内涵。笑料之轻，衬托出主题之重，使这场漫长的等待变得更加令人绝望。观众接连不断的笑声证明，《等待戈多》从来就不是一出难懂的沉闷戏剧，贝克特的天才赋予它绝妙的轻松效果。然而逗趣也绝不是《等待戈多》的目的，幽默成为反抗常规、自我批判和自我解救的方式，不知不觉间，斗嘴的笑料上升为抒情诗——
弗拉基米尔：你说得对，咱们不知疲倦。
爱斯特拉冈：这样咱们就可以不思想。
弗拉基米尔：咱们有那个借口。
爱斯特拉冈：这样咱们就可以不听。
弗拉基米尔：咱们有咱们的理智。
爱斯特拉冈：所有死掉了的声音。
弗拉基米尔：它们发出翅膀一样的声音。
爱斯特拉冈：树叶一样。
弗拉基米尔：沙一样。
爱斯特拉冈：树叶一样。
关于《等待戈多》的文本意义以及戈多的象征，关于弗拉基米尔与爱斯特拉冈、波卓与幸运儿这两组互补的人物形象，戏剧史上已经研究烂了——时间流逝的无奈，个体迷失的焦虑，相互沟通的障碍等等，任何单一的理解都会损害这出戏的复杂性。但我觉得，尤其无法回避的是宗教信仰的困境，“拯救”这一西方文化母题，在“上帝死了”之后再次彰显了它的强大力量。全剧贯穿着众多基督教典故，幸运儿虽然大说胡话，却直接点题：“……有一
个胡子雪雪白的上帝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确确实实存在他在神圣的冷漠神圣的疯狂神圣的喑哑的高处深深地爱着我们……”上帝的恩典冷漠遥远、变幻无常，使获救的希望变得毫无意义，使日常生活变成无聊的闹剧，使我们感到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焦虑，自杀是终结等待的唯一出路，然而我们不是忘了带上吊的绳子，就是扯断了裤带，或许等待拯救根本就是我们避免自杀、凑合活着的借口，于是信仰成了荒诞，荒诞则成为我们对世界的意识，成了新的信仰。
深刻的文本要依靠出色的表演来呈现，这是戏剧的魅力所在。从当年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的《威尼斯商人》，到Gate剧院的《等待戈多》，对比之下令我一次次对中国演员的表演方式充满疑问。外国演员是怎样训练出来的呢？《等待戈多》登场的一般只有两个人，最多不过四个人，竟然使一个空荡荡的大舞台生机盎然，他们形体准确，念白清晰，举重若轻，毫不做作，就连送信少年也无可挑剔，让人从眼睛、耳朵一直舒服到心里。幸运儿那一大段著名的独白，其表演技巧比起《天下第一楼》中林连昆的“报菜名儿”有过之而无不及。为什么许多中国演员会把声嘶力竭的念白和砸夯般的笨重动作当成话剧表演？在我看来，这种方式与演员的投入程度无关，相反，它容易营造虚假的气氛，强迫观众去接受，优秀的戏剧容不得廉价的感动。
相对于国人日益豪华的舞台制作，《等待戈多》的布景和灯光都过于简单了，这是由剧本决定的，创作者严格遵守着贝克特的舞台提示。记得当年任鸣导演的《等待戈多》，是不惜把舞台布置成酒吧的。如今中国的话剧制作，有一点钱的，气派都不小，传统派搭景求逼真，布光追变幻，先锋派大用多媒体，或者把马牵上舞台，让水倾泻而下……当然，只要与剧作契合，这些都无可厚非。不过《等待戈多》至少提示了我们，一个花不了什么钱的舞台同样可以生气勃勃。话剧舞台不是晚会演播厅，更不是张艺谋拍电影搭景，钱未必能砸出一个有灵魂的舞台，华丽的外衣有时反而伤害空间的深度。
爱尔兰人或许性格非常直率。《等待戈多》的导演在演出前面见媒体，直言不讳地批评了任鸣导演的版本。他对戏中加入音乐和舞蹈感到不可理解，“怎么能这么演呢？贝克特如果在世，是绝对不会允许的。”
《等待戈多》有两次演出很著名。1953年在巴黎的首演（贝克特写《等待戈多》用的是法文）是法国知识界的一件大事，观众之一、哲学家福柯将这出戏视为他大彻大悟的转折点，是他这一代人突破由“马克思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构成的地平线”的契机。另一次演出是1957年在美国圣昆丁监狱为囚犯们举行的，犯人出乎预料的热烈反映使剧团成员大松了一口气，犯人们说：“戈多就是社会，是外面的世界”。
经典剧作的排演与观看，有许多角度，可以千差万别。但是像任鸣导演那样，将剧场改成酒吧，将角色“创新”为女性并载歌载舞，并名之曰“当代年轻人的角度”，我想是一个要不得的角度，我们没有必要把荒诞的喜剧演变成荒唐的闹剧。
2004年5月19日
附记：本书中《等待戈多》的引文，皆出自施咸荣先生译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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