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一问苍冥
他们为什么要杀人
八个中国军人之死
仇纪《从地狱中逃出》节录：
卢沟桥战争发生，我那时深信北平不会丢；北平丢了之后，我才离开。可是在途中被日本宪兵把我抓住了。我说我是商人，但是他们还是把我在拘留所关押了五天。
我走进一个阴暗的充满着潮湿气味的拘留所，里面一连串排列着七八个人。当我一看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之后，我惊倒了！我晕眩了！他们八个都没有了鼻子，再看一看，耳朵那里紫的血凝成一堆，代替了耳朵原来的位置。七八个人用一条铁丝把他们串在一起，而且把铁丝穿过嘴巴，把面颊穿两个孔，铁丝从牙关中间穿过去，好像系马的绳子一样。
这些中华民族英勇的战士，是北平抗日的保安队，当其他中国军队退出北平之后，他们还是在西郊一带作着顽强的抵抗，后来被俘虏了，就受着这样的待遇。
他们已经捕来了两天，天天拉出去拷问，问不出来的时候，那些日本野兽们就把穿过他们嘴巴的铁丝，换一根烧红了的，这时候，一阵腥臭便钻进鼻子，一阵煎油条似的声音，钻进了耳朵。这还不算，日本有了一种“新发明”，就是割断肋巴骨，他们中有四个人已经没有根肋骨了。据说这是日本一个有名的医学博士的“新发明”，首先把我们中国人做实验，这四个保安队，就是这位残忍医博士的实验成绩。
还有，他们那八个人的小腿肚都割成一条一条的缝，里面放一些什么药，我说不出来。在法堂上的时候，叫他们跪着，把杠压在他们的小腿上，使得肌肉压成扁平的。
奇怪的是，这八个顽强的战士在这样残暴的摧折下，还没有死，他们还能发出低微的呻吟，而且有一个身体曾经是很强的，他还能说话。他对我说了以下的话：“你是能够出去的，我希望你能够出去，好把我们的死……告诉全国人民及全世界，叫全国打日本打到底，只要打到底，我们死了也值得。”他大概是这样说的；因为由于铁丝穿了他的嘴，字眼说的不清楚而且无力。
三天以后，八个中死了一个，他是保安队的班长。他死的时候，还低低的说：“日本强盗！你看吧！”他软了下去，因此铁丝在其他七个人嘴上加了重量，我扶着这死者，使他立着。我眼泪像潮水一样流着，滴在死者的脸上，溶解了他凝结了的血痕。过了一天，日本强盗才把他从铁丝上取下来。他们拉着死者的两只手，像拉死猪一样，把他拖在地上，拖出去了。我按上我的眼睛，我实在不忍看，愤怒在我心里爆炸了，我忍不下去了。
就在这天，开门叫我出去，我安静地等候着枪毙，侥幸的是竟把我放出来了；我逃出了。死倒没有什么，值得侥幸的，是日本所干的意想不到的残暴行为以及我国英勇的八个战士的惨死，能够报道于全中国全世界人民之前。
日本没有从中国学到的是什么
在近现代之前的十几个世纪中，日本以华为师，钦慕神州，全力以赴学习、输入、复制、模仿中国文化，终于成为汉文化圈的一部分，并给人以“中日同文”的印象。
千年以降，日本从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以汉字和中国文化经典为代表，举凡中国的政治制度典章、儒学、佛教、教育、法律、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历法、农业技术、建筑、工艺技术、节庆和风俗习惯等等，几乎无所不学，但又不是什么都学；他们学了许多中国文化的优秀东西，而对负面作用较大的东西却幸运地没怎么学。比如，日本全部模仿唐代的典章制度，独不取残忍而又经常造成黑暗政治的宦官制度；学习中国的教育制度，却没有抄袭僵化呆板而窒息中国人灵性的科举和八股；效法宋明社会礼俗，而未学使一半的中国人变成残废的妇女缠足，等等，这些都在客观上表明了日本人历史的运气和明智。
日本向中国学习，善于选择和消化，既注重实用性，也非常讲究形式。如今的日本社会，虽然已经高度现代化，但许多早年学自中国的文化习俗，甚至保存得比中国本土更其完整。
在学习中国文化的过程中，日本人在形式上尤其长于发展创造，茶道、花道等，都使之更为精致化和礼仪化。
明治维新以来，日本全盘学习西方，“脱亚入欧”，逐步疏远中国文化，但这并不影响形式化和习俗性的汉文化的继续保留甚至发展。
日本的历史和传统赋予了它独特性，不论学中国还是学西方，它的那种内在独特性都没有变。经过消化和改造，那些东西都变成了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儒教是日本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
日本的儒教完全源之于中国的儒学。
但是，落草东岛，它便与中国儒学已经完全不同。
儒家把仁、义、礼、智、信作为重要的美德，其中仁是本质的、居于核心地位的概念；而且，仁又必须与正义连在一起，并由智慧来增强，它才能真正成为美德的核心。
而在日本，仁是被明确排斥在儒教之外的；即使作为学说，也没有被认真研究过。日本儒教的核心是忠。这个忠，是“忠孝一致”、“家国一体”的无条件的效忠和尽忠。
因此，日本儒教与中国儒学对忠的解释也极为不同。
日本为了维持“万世一系”的天皇制家族式国家，不带任何条件的忠和孝是的、必需的。忠即孝，孝即忠，忠孝是臣民对君主的应尽的义务，国民必须地为天皇献出一切包括生命。因此，只要是尽忠，就没有是非曲直行善作恶之分，对日本人都是美德。
儒家文化的集大成者孟子是主张“性善”的，他说：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
孟子之所以认为仁义礼智是“人皆有之”，因为一旦没有了这些，人也就不成其为人，人就与禽兽无异。因此，中国的圣人把这些作为人的不言而喻的基本的德。千百年来，这已经成为中国人民族心理的基调。
与日本的儒教比较，在大陆中国，儒学始终是一种人文主义的学说。
与中国的儒学比较，在岛国日本，儒教终演化为一种民族主义的宗教。
《晏子春秋》云：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
此“水土异也”，亦之为外部条件。
更关键者，则在基因种信。
文化之基因种信，即核心观念。
仁，是儒学的核心观念。
核心观念决定文化，塑造民族心理，引导行为规范。
核心观念的差异，规定了文化的不同、民族心理的不同、行为规范的不同。
笔者在琢磨为什么日本这样一个曾长期从中国输入文化的国家，到后来反而会向中国输出武力暴行这个问题时，便想到了这样一点：
日本固然从中国学习了许多东西，但是，却始终没有学到中国文化重要核心之根本，即没有学“道”——中国文化之道。
从名相来看，日本可以算是个多“道”之国了，神道、茶道、花道、书道、吟道、棋道、食道、柔道、剑道、武士道……以道为名之物之事数不胜数。但这些只是日本式的道。而从中国文化的真精神上说，所有那些和道远远不沾边儿。日本人擅长把形而上的东西搞成形而下，并执器为道。甚至可以说，看重的那些东西越多，越执着于形式与名目，离“道”就越远，就越是“无道”。
道，不在名称，不在形式，不在表面，而在历史和民族心灵的深处。道是中国文化之精髓、灵魂、本来。
中国文化之道，就可见可言的显在层面，为思想上的内圣外王，修身上的知行统一，文学上的淑人淑事，是旋转乾坤的社会正义感，天下为公的人类责任感，文以载道的文化使命感，是中庸忠恕的生活哲学，自然无为的人生态度，还有厚德载物、天人合一的境界，等等，这些构建为东方人文精神之道。
——当然，对中国文化之道逐渐把握与深入，倘真正开始“知道”，便会体味老子的千古不二之论：
道可道，非恒道。
名可名，非恒名。
“天不变道亦不变”。多灾多难的历史未能摧毁中国文化之道，改朝换代的频繁也不能改变中国人心中的道。
它的生命力和统一性就在于：道法自然。
这就是中国之“道”。
尽管中国文化有许多传统的惰性，尽管它有许多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弊端，尽管它不那么实用与灵活，但那道的深厚底蕴，永远给人以无穷力量。无论现在还是将来，它都是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为丰厚、可宝贵、是独特的精神资源。
孔子说：“朝闻道，夕死可也。”闻道即死而无憾，足见道之重要。圣人终其一生，方觉仅止“闻道”；日本人向中国学了一千多年，还是未能“得道”，又足见道之难求。
孟子曾这样表达他对道的信念：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
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这是中国人的求道之心、向道之志、行道之则。
道是气度，道是胸怀，道是心性，道是境界。
道是文化本原。道是精神标高。
道，不在外求，而在明心；道，不在外相，而在本来。
以功利之心求道，所求者为器；以实用主义学道，所学者为术。勤勉好学如日本者，之所以敏求千年而未能得道，皆因其功利实用本身即背道而驰。
二战结束之后，经过几十年和平民主建设，如今日本社会富裕公平，国民文明平和，其需要者，惟道而已。
而当代之中国，社会浮躁功利，民众功利浮躁，心之为物，无人待见，其欠缺者，亦惟道而已。
子曰：道不同，不相为谋。
道也者，其难也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