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正隆
60多年来，在民间一直流传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180师的种种流言蜚语，诸如“全师覆灭”“军旗被缴”“师长被枪毙”等等。
老友关捷说，他是带着沉重的心情，进行了关于180师的采访与写作的。
鲁迅说：“执着如怨鬼纠缠如毒蛇”关捷为什么要写180师，甚至是放弃了其它的选题？或许就因为他曾经是军人？是的，他说，当他向那些老军人说出自己曾经也是一个兵的时候，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敞开了心扉。
近一年来，关捷采访了180师至今健在的梁玉琳将军、郑其贵师长的家属、王顺秀师长、赵三禄副军长、张泽石老人、赵年智等老人，得出的结论是：民间传说都是胡说。
老军人张泽石讲：“一定要讲真话，要写那些普通士兵的命运。”这句话，一直伴随他写作《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的全过程。
在强烈的震动中，关捷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将听到的真话，如实写出来。这是一个历史记录者的责任。虽然责任现在是那么不好面对，但责任总是在的。总是要有人扛起来的。要不，中国历史怎样往下走？要不，陷在泥坑里的历史怎样爬出来洗净污泥接着上路行军？
我们可以因为胆怯而对历史的真相闭上眼睛，但未来没有历史真相如何发展？我们可以不要历史，但我们怎敢不要未来？不要未来是自绝是自弃，可未来只能在历史真相的大地上一点点长大。
我很欣赏关捷这一观点。这是文化工作者的基本素质。
那么，请勇敢地接受历史真相。
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播音员卢智老师是原180师师长郑其贵的女婿。他是个历史迷，多年来，他也一直在追问这个重大事件。
郑其贵曾对他说——
“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就可以减轻责任……被围的那些天，我脑子高度紧张。当时以为过了公路就是我方，结果还是敌人。我曾派出6个侦察员，没有一个回来。到鹰峰，本来以为是我们的地盘，结果还是美国人。我下令打。打下鹰峰后，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我们两个山炮营发挥了作用。打了一炮，敌人就知道我们有重装备，他们就收敛了一些。到27日那天，不得不扔掉炮，留下一发，把炮炸了……兵团司令王近山有将近三天与我们失去联系，电台炸坏了。他有他的难处啊，不要骂他。”
晚年的时候，郑其贵得了前列腺癌，每天他忍着剧痛，一声都不吭。老战友们来看他，他只讲一句话——“实事求是很难啊……”
郑其贵的警卫员王顺秀说——
“五次战役中180师被围，主要责任不在我们，不在郑其贵，不在韦杰，也不在兵团，更不在志司。当时，很多人头脑发热，要拿6万人的代价去搞美军一个师，打美国人的士气。阶段没搞成。第二个阶段，兵团的电台又炸坏了。我们彼此联系不上。与兵团领导谈话，他自己都讲，口子张得太大了，打远了。事实证明，美国人不是纸老虎。我们还是不能搞大兵团作战，还是要搞持久战。美国人的海空优势，我们不是人家对手。如果我们有他们那样的优势，二次战役一定就把他们推到大海里去了。他们拥有的制空权。轰炸的间隔只有几分钟，他们的抛下的照明弹，带降落伞的。夜间，像个小太阳挂在空中，能燃烧二十分钟，灭了再发。他们的飞行员借助照明弹拍照我们，然后按图片炸我们。我们太被动了。”
梁玉琳将军在朝鲜战场时曾为180师政治部青年干事。谈及那段历史，他说——
“180师是英雄之师是威武之师。在朝鲜战场虽然遭受过挫折但却有极其特殊的贡献。我们以自己的沉重代价，换来了经验和教训，那就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与美军作战，不能搞大歼灭，大迂回、大包围，而要搞阵地战、防御战、打小歼灭战。”
180师在1951年5月，突围后的两年，即1953年夏季，他们奉命进攻949.2高地雪耻。
梁玉琳向正在60军指挥所的三兵团司令许世友请示，要去180师慰问。许司令看了看他，批准了。将军理解他要和老部队一起雪耻的心情。
梁玉琳看到，全师上下几乎没有谁说闲话，就是闷头打。两年了，他们承受了太多太重，现在，全部化成了复仇的子弹。
1953年6月14日晚至15日上午8时，180师一举攻上敌军主阵地，共歼敌1750多名，缴获坦克4辆，汽车7台、火炮55门，各种枪700多支，同时，使我军阵地向前推进了25平方公里。当时，梁玉琳在539团的指挥所对战场上的一切看得特别清楚。
他看到了180师指战员的英雄气慨。炮击一停，潜伏在敌人鼻子底下的七个支队千余名指战员，只用三五分钟就冲了上去。有的战士身负重伤，忍着巨痛鼓励战友，说：“别管我，只管给我狠狠打，为死去的战友报仇！为我们师的名声，你们冲啊！”有的指挥员带着伤，率领部队往前冲，警卫员拉都拉不住。
战后，三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说：“180师打了翻身仗，180师雪耻了。”180师的干部战士听了这话，好多人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1953年7月13日至19日的反击战中，180师打进敌人纵深18公里，打垮了韩军第三师，把我军阵地向前推了十余公里，受到的称赞。
180师雪了耻，受到了上级的表扬，可是，在民间，人们还是只记得的失利和败绩。
针对“全师覆灭”说
梁玉琳将军驳斥道：“什么叫全师覆灭？这是明显的胡说。整个师机关还在，540的二营、539团的三营大部分突围出来，还有一个完整的营在包围圈的外面的兵站，这怎么能叫全师覆没呢？”
针对“军旗被缴”说
梁玉琳将军说：“这种说法很无知。我军是以志愿军的身份出国作战的，当时包括军旗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标志性物品，全部留在了国内。哪里有什么军旗？”
针对“师长被彭总枪毙”说
梁玉琳将军说：“那就更是胡扯了。郑师长是一个有特殊贡献的老红军，对党和人民有着高度的忠诚。既是优秀的政治干部，也是杰出的军事指挥员。五次战役被围，不是他个人的责任，连都讲，大家都有责任。当时，都是急于求成。郑师长就是忠实地执行命令。他在战争时期负过伤，是伤残军人，胳膊粉碎性骨折，左手不灵便。突围的时候，因为九天没睡觉，他坐在地上就睡着了……他在职的时候，许多老部下都去看他。但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极其冷静的首长，对那场战争，他很少谈。顶多说一句，我对不起那些战友。李德生在沈阳军区当司令员的时候，他提出回老家合肥安居。于是，他走了，多少年来，我一直很想念他，1990年，得知去世的消息，我难过了好一阵子……”
这就是180师在朝鲜的真相。这就是关捷采访到180师在朝鲜的真相。
关捷对我说：“写历史的，必须要眼睛死死盯着真相。必须要对历史有着高度负责的精神，特别是对那些在悲壮的历史中被指定去演绎悲剧的人物，那些被误解的人物，那些被冤屈的人物，那些被淹没的人物，还有那些被以讹传讹了的历史事件。谁的说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真相。”
他说得真好。
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止是还一支英雄部队的清白，这更是还原一段历史的真相。
书稿，突出亲历者口述的特色。同时，具有强烈的文学色彩，人物形象鲜明生动，特别是对普通士兵的还原与塑造，如王大胡子、刘铁柱、王小亮等人物，是那么朴实亲切，表现了人民战争的特点，也表现了作者内心里深深的大地情怀。作品整体风格富于英雄史诗的色彩，并且悲壮中，反复渲染人性的美。
尤为让我兴奋的是，这本书竟是父子联手写作。父亲负责采访修改润色，儿子利用三个月时间，一气呵成初稿。没有想到，80后的小青年出手不凡。贤侄关霄汉我见过，一个军事迷，同时也是一个文学青年。初次试笔，竟能成功驾驭如此重大题材，足见其诗外功夫。
祝《我们没有全军覆没——180师在朝鲜》写作出版成功，并插上翅膀飞遍世界每一个地方。
2012年5月14日上午，微雨。在上海的博茶堂，我们如约见到郑其贵的女婿卢智。他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著名的播音员。下面，是他谈的郑其贵——
卢智是1979年春天次见到了郑其贵。当时，他正和郑其贵的女儿郑青渝谈恋爱。郑其贵正好要去杭州疗养，他从合肥先来到上海相看姑爷。当时，他住在上海警备区招待所。在大世界附近的一家餐馆，郑其贵请女儿和未来女婿吃饭，卢智看到的郑其贵是慈祥、和霭、可亲。话不太多。他看了卢智一眼，便似乎了然于胸了。
饭后，卢智和郑青渝送老人回招待所。到了招待所，郑其贵对他们说：“回去吧，你们要好好学习，好好过日子。”
郑青渝看了一眼卢智，传递了一个信号，就是：你过关了。
第二天，郑其贵去了杭州。卢智感到这未来岳父有点神秘。他只知道他是个老红军，老革命。关于180师，当时他一无所知。
1981年夏天，卢智和爱人旅行结婚。他们来到安徽六安，当时郑其贵住在那里。
有一天，他们上街，参观金寨爆动纪念馆。郑其贵看完后，对孩子们说：“这里面有很多人，后来被张国焘杀掉了。应该给他们平反哪。”说罢，敏锐的卢智看到了岳父的表情特别凝重。似有千言万语，但又都咽了回去。
卢智问二姐夫（他的连襟）：“老爷子他？……”二姐夫说：“老爷子是以前的180师师长呀。”卢智瞪大眼睛，然后，摇头。二姐夫问：“抗美援朝时的180师呀？怎么，青渝没跟你说？那算了，没说你就不要问老爷子了，这是他的一块心病。”
卢智傻傻地问：“怎么回事，到底？”二姐夫说：“给人家包饺子了。老爷子为这事受了处分。”“你怎么知道？”“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南京军区，咱们的姨丈邓世俊清楚这事。得了，你好不要问。”“噢……”
卢智是个历史谜，越是神秘的事，他越是要探一下。
不久以后，岳父一家搬到了合肥市。卢智经常到干休所看望老人家。在干休所里，郑其贵有块地，他栽了几颗果树，闲来无事，他总在在果树林里转。卢智这时就围前围后，与岳父套近乎，有时，见老人家高兴了，他就旁敲侧击，他想听岳父亲口讲出那段埋藏了很深的历史。但是，老人没有开口的意思。老人家是个理性的人，以前抽烟瘾很大，现在说戒就戒了。年轻时喜喝酒，到了老年也改成小酌了。面对他疑问的目光，郑其贵淡然一笑，说：“是的，我很会克制。”卢智听懂了，他这句话的意思，也包括他对于他块伤痛的回忆。
这个时候，有好多人找他，要为不公正的待遇进行申诉。郑其贵说：“这个不是我能申诉得了的。结论是上面做的。我当时就申诉过了，根本不听，不容我讲话呀。”
终于，有一天，岳父经不住他的磨，说道：“事情的真相不是结论说的那样。我对不起战友们，我个人承担了吧。只有我承担了，其他人就可以减轻责任……被围的那些天，我脑子高度紧张。当时以为过了公路就是我方，结果还是敌人。我曾派出6个侦察员，没有一个回来。到鹰峰，本来以为是我们的地盘，结果还是美国人。我下令打。打下鹰峰后，我们把武器集中起来，我们的山炮营发挥了作用。打了一炮，敌人就知道我们有重装备，他们就收敛了一些。到27日那天，不得不扔掉炮，留下一发，把炮炸了……兵团司令王近山有将近三天与我们失去联系，电台炸坏了。他有他的难处啊，不要骂他。”
晚年的时候，郑其贵得了前裂腺癌，每天他忍着剧痛，一都声不吭。老战友们来看他，他只讲一句话——“实事求是很难啊……”
在沈阳市北四经街，有一个小院，里面住着一个传奇的老人。
他身材高大，体魄健壮。虽已83岁高龄，但仍思维敏捷，且谈话充满强烈的激情。
2012年“八一” 建军节到来的时候，他像往年的夏天一样，在院子里养花种地锄草。可是，天空偶有鸽子带着哨音飞过，老将军的目光都会追随而去，那么悠远，那么凝重，久久回不转来。
我们问：“梁老，您在想什么？”
泪光一闪，梁玉琳老将军从久远的历史中缓过神来。他说：“那么多人哪，那么多年轻的生命，都是十八九岁的青年，都牺牲了。他们在哪里？我想念他们，我越是到年老的时候，我越是想那些年轻的战友。那些青春的笑脸呀，他们，他们就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周围。他们拍我的肩膀，他们擂我的胸膛，他们搂我，他们抱我，他们一声声地叫我小梁干事，叫了我六十多年了……我是个幸存者，我也成了历史老人，我能为他们做些什么？我只能拿起笔来，还他们英雄的名声。我只能对你们说出历史的真相……”
梁玉琳，1929年12月出生于山西阳城。1946年在地方入党，而后参军。亲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曾担任沈阳政治部秘书长、军区纪委常委，1988年被中央军委授予少将军衔，1990年离休。
当年，他在180师，是师政治部青年干事、政治部党支部书记。
梁玉琳说：“外界有许多传言说我们180师在朝鲜五次战役全军覆没，这是很不负责任的！我们在后突围出来四千余人，包括师部机关等等，而且战斗骨干都还在。”
老将军走到窗前，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有多少话要说呀。对历史，对那场战争，对死者，对活着的人。
61年前，他与战友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的生死离别，一次又一次的生死相搏。他有很多话要告诉我们，告诉我们那场战争，惨烈的程度甚至超出了人类的想象力所能达到的极限。
抗美援朝期间，梁玉琳，他经历了中美两军在朝鲜交战的全过程。
“美国军人和国民党的兵有什么差别？”我们问
梁玉琳说“在国内作战时候，国民党的士兵他们主要也都是农民，和我们一样都是穷人。可是美国人不一样了，他们的兵文化素质很高，基本上都是大学生，但是吃苦耐劳的精神不如国民党的兵。”“噢？具体体现在哪呢？”梁玉琳说，“他们走路不行，爬山不行，主要都是坐汽车或骑摩托车，一旦没有了车子，他们效率就大大折扣，国民党兵和我们一样基本上都是靠两条腿。”“那美国人怕我们中国军队吗？”梁玉琳将军大笑道：“当然了，尤其是在晚上，天黑了以后，他们都集中在一起或者帐篷里，没有一个人敢单独出来······
180师，全称中国人民志愿军第60军180师，归属志愿军第三兵团。全师下辖三个步兵团。部队经历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由于在国内长期作战，老兵数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