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罗杰斯1987年去世之后，以人为中心的理论有了长足的发展。在这一章里，我们将罗杰斯有关实现倾向的独创理论与心理困扰的产生、默恩斯在扩展罗杰斯的理论上所作的努力，以及沃纳对其发展所作的贡献结合起来，共同进行讨论。
首先要说的就是罗杰斯的动机概念，即实现倾向，他将其描述为：
……机体维护其自身的一种倾向——摄取食物，在面对威胁时表现出防御性行为，实现自我维护的目标，即使实现这一目标的一般途径受到了阻碍。我们所说的是机体朝着成熟的方向前进，而每个物种的成熟定义各不相同。（Rogers，1951：488）
在罗杰斯的人格理论中，实现倾向是的动机概念。它描述了使个体维持、发展并增强其机能的基本驱力。在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基本的“生命力量”，它不会减弱，反而会不断促使个体向前发展。这种实现倾向驱使个体在自身所处的环境中获得好的发展。一些并不理解这一概念的批评者认为，这是罗杰斯过分乐观地看待人类本性——即人们不断地以一种积极方式向前发展——的证据。然而，这一概念实际上并没有与诸如“积极的”或“消极的”价值观相联系，它仅仅只是一种指向持续发展的力量，依据不同观点可以对这种发展给予肯定或谴责。看看下面希拉(Sheila)和奈杰尔(Nigel)的例子：
希拉正被她与莫林的关系所困扰。尽管两人年龄悬殊，但是这一关系持续了15年（希拉35岁而莫林54岁）。但在过去的两年中，希拉不再看重这一关系所提供的安全感，而是渴望一种更令人兴奋的生活方式。
14岁以前奈杰尔一直在身体和精神上饱受父亲的虐待。他的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因为一些小事而将他绑起来痛打一顿——稍有不从父亲就会拿出皮带揍他一顿。伤害不仅仅只是生理上的——奈杰尔在学校表现好的时候却会受到滔滔不绝的辱骂。奈杰尔作为一个人只有“苟且偷生”才能活下来。如今，22岁的他掌管着一家由40人组成的毒品交易组织。他高度控制着自己的组织与员工，有时公然残酷地向员工施加自己的权威。他在帮派争斗中获得了权力，这种权力部分是通过暴力而得，但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很聪明。
希拉和奈杰尔的行为中都表现出了实现倾向。在早期与莫林的关系中，希拉认为安全头等重要，那时候她以此为出发点谋求其他方式的发展。也许希拉以及她的朋友们认为这是“积极的”，但莫林也许并不这么认为，除非她同样也在向前发展。奈杰尔从童年生活中熬了过来，但他必须“苟且偷生”才能活下去。然而，他仍然展示出了实现倾向这一驱力存在的证据，实际上，他在扭曲的环境中尽量使自己发展得好。他没有使自己一直成为“受害者”，而是运用自己的才智来寻求自我表现和发展，尽管受到了亚环境的限制。正如他所说的，“我的校友中并不是很多人22岁时就成了百万富翁”。也许很多读者不会认为奈杰尔的发展代表了任何“积极的”东西。然而实现倾向并不是从社会价值观的角度而言具有指导性。它具有指导性只是从以下意义而言的：它将促使个体尽努力去生存、发展和提高。
当然，实现倾向是永不停止的。在希拉早期的成长中，获得安全感对她而言非常重要，但是现在她却渴望多样化，而这会驱使她朝着不同的目标而努力。如果说奈杰尔获得的不是社会意义上的成功的话，那么他当前的状况代表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发展成功。然而，实现倾向会驱使着他继续向前发展。这种压力并不一定会导致即刻的发展——也许奈杰尔会困惑一段时间，无法朝着他认定的“向前的”任何一个方向前进。有时候挫折和沮丧反而可以成为次级动机（参见罗杰斯的第六个“假设”，Rogers，1951：492494）。也许，奈杰尔在随后的发展中会把自己的聪明才智与管理技巧运用到合法的事业中，也许他会成为一个更高明的罪犯。
罗杰斯发表了三篇主要的理论性论文来阐述自己的人格理论（Rogers，1951：481533，1959，1963b）。在1951和1959年的论文中，实现倾向——而它与困扰的产生有关——这一概念是相当一致的。然而，在他稍后写于1963年的一篇论文中则出现了一种标志性的转变，但这篇文章并不广为人知，他在文中写道：
我已经逐渐开始将这种(存在于自我建构和经验之间的)分裂、裂缝和疏远视为是习得的，是某种实现倾向被错误地导向了没有实现的行为……在这一方面，我的想法在过去十年中发生了变化。十年前，我竭力去解释自我和经验之间、意识到的目标和机体方向之间存在的裂缝，就如同某种必需但却不幸没有的东西。现在我相信个体的行为受到了社会文化的限制、奖赏和强化，而它们实际上却被误认为是单一实现倾向的自然方向。（Rogers，1963a：1920）
较之于先前的文章，从这里可以看到他的观点已经发生了巨变。现在，对于可能抑制实现倾向表现的社会力量，他引入了一个消极的价值判断。当这篇论文在1963年发表的时候，罗杰斯也走完了他奉献给心理治疗的一生。这一工作的大部分是在芝加哥进行的，罗杰斯和比尔·库尔森（Coulson，1987）都将这位来访者称为“芝加哥神经症患者”。（注：当代的读者请注意不要把它看作一个轻蔑性的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临床界，它仅仅用于描述来访者这一群体，以将他们与“精神病”“精神病来访者”等区别开来。）在典型的“神经症”失调中会发现实现倾向与父母的强大命令相冲突，例如：不要相信你的感觉；你的自我表现是危险的；要三思而后行；诸如此类。对于这位来访者，罗杰斯在1963年认为限制了其实现倾向的力量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其副作用是将所有可能阻碍实现倾向的影响力都归于消极的。“正常的”社会制约没有了立足之地：任何社会制约都被视为一种消极影响。正是理论结构上的这一转变为罗杰斯赢得了极大的声誉，标志就是他移居加利福尼亚。罗杰斯成为了20世纪60年代反传统文化的先锋，这种反传统文化挑战了前辈们所强调的对自我表现的压制。
比尔·库尔森(Coulson，1987）对罗杰斯的这一新价值观提出了批评。该批评的更详细内容见其他文章（MearnsandThorne，2000：179180），不过，简言之，库尔森提出，许多社会制约实际上是“正常的”，并且代表了个体与其所处社会环境之间的一种合理调和。然而，作为与这一运动的中心如此密切相关的人（他与罗杰斯在威斯康星州共同工作，之后又同赴加利福尼亚），库尔森提出的挑战被罗杰斯的许多同事认为是异端邪说，尽管在库尔森看来，罗杰斯自己并不这样认为（Coulson，2000）。反对者片面地认为，库尔森仅仅只代表了来自亲子社会化的压制力量。这种反应体现了对新发展的辩护，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认为我们现在可以从一种更确定的立场来重新思考的话，那么这种观点就太狭隘了。对于库尔森而言，社会环境，尤其是家庭，代表的并不是抑制力量而是恰恰相反。它们为自我表现和自我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环境。在社会环境中关注与同伴的对话大大增加了个体自我实现的机会。
罗杰斯对“神经症”的社会化过程的关注限制了他对社会环境的思考。他对社会化不良影响所进行的观察重要而有用，然而这些观察的短期影响则是促使人们在相反方向走得太远——不欢迎所有的社会影响。看看这同一过程如何在来访者身上概括出来是非常有趣的。一旦他们摆脱了使自己无能为力的社会制约，他们常常在一段时期内偏移到另一个方向，并且由于拒绝正常的社会影响而变得“难以相处”。幸运的是，在适当过程后，这种偏移获得了一种更加现实的平衡。
然而，根据罗杰斯的理论，与社会影响有关的防御和判断的立场抑制了它的发展,及其应用于其他文化和信仰系统的可能性，在那些文化和信仰系统中，个体被视为根植于社会环境中并无法与之分离——在这种文化环境中，实现的概念只在这种根植的背景下才有意义。在当今的日本文化中可以找到相关例子。日本人普遍感到团体很重要，并且这种基本感受交织到了现代结构中。因此，举例来说，一些以人为中心方法的学校心理咨询师在日本福冈的九州大学接受过培训，他们不仅与学生本人交流，而且还到学生家中与他的母亲或祖母交谈，然后返回学校会见他的家庭指导老师，甚至朋友。世界上其他地区的学校心理咨询师则可能会对以这种扩大范围进行工作的方法采取谨慎态度，并且会关注保密性。但是不能说这种严格控制范围的工作方式更好或者更坏——它仅仅是反映出了不同文化的差异。在日本，学生来访者希望心理咨询师结合自己的整个团体进行咨询工作，因为作为一个人，他不仅仅是团队的一部分，而且他的团队也是他的一部分（Ide，HiraiandMurayama，2006；Morita，Kimura，HiraiandMurayama，2006）。以人为中心的方法在当代有许多类似的机会，可以将自己应用于各种文化和亚文化，而该工作也面临着许多挑战（Balmforth，2006；Boyles，2006；Chantler，2006；Khurana，2006；Lago，2006；LagoandHaugh，2006；Sembi，2006；Shoaib，2006）。我们同样还在对话中目睹了引人注目的尝试，例如伊纳亚特（Inayat，2005）将伊斯兰教中的自我概念与心理学理论结合起来。这些极有意义的发展表明，正如罗杰斯所做的那样，这个理论需要进行修订和丰富，从而使它从20世纪60年代的加利福尼亚发展到更符合现代世界观。
在论述实现倾向时，罗杰斯说：“终，有机体的自我实现会朝着广义上的社会化的方向发展。”（Rogers，1951：488）对社会维度的这一让步是不够的，它既没有反映出与各种遭受不同烦恼的来访者进行会谈的临床经验，也没有反映出在工作中接触到的世界上各种不同文化。人类是极其社会化的动物，其大部分发展途径在本质上是社会性的。我们与朋友、同事、伴侣，以及子女的关系代表了我们自身成长和发展的大多数潜在环境。因此，在发展罗杰斯的理论时，我们提出了作为实现倾向缓冲器的社会调解这一概念（Mearns，2002；MearnsandThorne，2000：182183）。除了个体具有维持和发展的驱力之外（实现倾向），我们还假设了一种制约力量，它同样也存在于个体内部，寻求与个体的社会环境形成一个整体。换言之，不允许促进成长的力量不经过某种检查或“调解”而不断增强。通过这一方式，个体不仅促进了自身的发展，并且还维持了充足的社会背景，而这些社会背景反过来又为进一步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我们使用了实现过程这一术语来描述实现倾向和社会调解二者之间的结合。在其他地方，我们说道：
在这次理论的修订中，实现过程成为了核心概念，它被描述为实现倾向需要与在个体社会生活空间的不同领域中所进行的社会调解之间的内部平衡状态，以及为了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而对该内部平衡的重构。（MearnsandThorne，2000：184）
换言之，个体将其生活中的他人也纳入到了自身维护和发展的过程中。在罗杰斯的时代，他可能格外注意这种叙述，因为在芝加哥这一主要基地中，他与同事们所遇到的很多来访者都表现出了一种将他人愿望凌驾于自我需要之上的神经质价值观。根据这一新的理论，他们的实现过程失去了平衡，从而导致过于强调社会调解的力量，并低估了实现倾向的促进作用的价值。这类来访者在咨询实践中很常见。他们逐渐产生了这种失衡，以作为一种方式来适应自身经验和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与理解这两者之间的不协调。正如第1章所描述的那样，他丧失了对其机体价值判断过程的觉知和信任，其自我概念的形成也不是通过自我经验与他人观点的对话，而是完全通过将他人关于他是谁的看法进行内化，正如雷切尔(Rachel)的案例所显示的那样，在接受培训的后一年，她已经开始对自己选择做小学教师而提出质疑：
我突然发觉自己之所以在教学实践中陷入诸多困境，是因为我“不爱小孩子”。经常有人告诉我雷切尔与孩子们相处得如何好。也许这是使我扮演四个弟弟妹妹的保姆这一角色的一种方法。这是一个对我来说可以接受而又恰当的定义——它为我提供了一种简单的方式来了解自己并获得认可。不幸的是，我一直持有这种错觉并且浪费了过去的这四年。在现实的学校环境中，要继续假装不得不把自己视为“热爱孩子的人”是很难的。另外，你无法知道如果你不必喜欢这些孩子们时，你对他们的真实感觉又是什么。
在雷切尔的自我概念中，她对孩子的爱这一特定领域已经被扭曲了，它反映了其他人的看法而不是她自己的自我经验，但是这种扭曲会在自我概念中蔓延，对其产生消极影响。因此，个体在各个方面都逐渐变得脆弱，无法相信他自己的自我体验和自我判断。有时候他甚至无法相信自己的情感体验。他内心的悲伤体验可能不被父母所接受，他们认为对于男孩子来说，这是一种“软弱”。如果他将自己的感觉表现为愤怒并且表达出来，那么他可能依然会陷入困扰，但这是一种可以接受的“男孩式”的困扰。同样，在大多数西方文化中，女孩对愤怒的内在经验会被重新定义并且表现为悲伤。渐渐地，当人们放弃对自己的权威而接受他人的权威，并将其作为自我定义的来源时，前文所提到的个体的评价点就变得更加外化。
罗杰斯十分详细地探究了实现过程中的这一失衡倾向，但这只是困扰形成的一部分。当个体丧失了对其社会调解经验的信任时，另一种失调倾向就发生了。他变得仅仅依赖自我经验，而不是依赖发生在实现倾向的推动与社会调解的警告之间的对话。结果，他的自我概念没有机会以一种通过社会结合的方式而获得发展——能使之成为可能的对话已经丧失，并且他的自我概念是基于其自我防御的需要。一切都以“我”为中心以获得自我保存。他的过程是“以我为中心”的：他只允许自己从自我中心的观点来理解其社会环境，这就是为什么默恩斯（Mearns，2006a）借用了心理学术语自我协调过程来表示这一存在模式。这个术语值得详细阐述。
自我协调过程
自我协调过程的发展基础是情感虐待，尽管并不一定如此，但它有时伴随着其他形式的虐待。个体已经从父母的爱与价值评价是无法预测的养育环境中挺了过来。对结果的预期是积极的，但实际经验却是消极的——这种关系是不可依赖的。要在这种社会性上是不可靠的、具有破坏性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个体需要做三件事：
1.收回自己的情感依赖；
2.找到控制关系的方法；
3.找到在关系中控制自己的方法。
一个电视纪录片讲述了布鲁诺·贝特尔海姆(BrunoBettelheim)在芝加哥奥索杰尼克学校的工作经历，桑迪(Sandy)以前曾是一名患者，如今已经是成功的华尔街股票经纪人，他使我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去洞察作为一个年轻人在该情景中的感觉如何。桑迪曾经是学校里问题严重的学生之一，具有严重的自杀和杀人幻想。他曾经描述过自己是多么想剖开怀孕的心理咨询师帕蒂(Patti)的肚子，并且杀死婴儿。多年以后，桑迪描述了自己以前的感觉：
如果一个人的父亲喜怒无常，那么这个人就会认为世界也是如此。就我而言，我过去就是这样。当我来到学校的时候，我遇到了帕蒂(他的心理咨询师)。她人很好，很和蔼。我无法接受这种关爱，它甚至让我更气恼，因为每个人都渴望这种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