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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平衡的干扰因素

在美国名声大噪的俄裔犹太作家加里·施特恩加特，少年时期逃离了自己家乡——当时的苏联，而他的第二故乡——曾经的战胜国美利坚合众国，也被预言会和苏联具有相同的命运，这多少有些讽刺。外来移民一度沉迷在无限的美国式自豪感之中，像掩藏自己的移民背景一样，小心翼翼地掩饰着自己的口音。如今他们却冷嘲热讽道：“我穷尽一生向往美国。而现在，当我到达这个地方时，美国已经衰落。我所在的每个国家都面临着瓦解的危机。”在施特恩加特的畅销书《爱在长生不老时》中，他讲述了超级大国美国的经济衰落史。这个国家几乎破产，主导货币角色被人民币取而代之，欧洲盟友为保持欧元价值，也对它弃之不顾。他揭示的这个惊人的“真相”接近现实，这和当时华盛顿的政治家和记者们描绘的完全一致。

施特恩加特在书中讽刺性地虚构出了过度的“后人类劳务”，它对美国人来说终是弊大于利。不只是政治家，就连毁灭辩护卫士或者文化消极人士也能看出，这和已经存在的失控的金融服务行业极其相似。警示经济和社会指数的意义十分重大。虽然美国还未爆发失业人员抗议，但与众多在穷困的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相比，反对社会不公和反赌博资本主义的占领华尔街?运动的主人公，已经是拥有较好生活环境的青年和学生。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社会经济冲突已经让这个国家陷入重大分歧，摧毁了由借贷消费推动美国经济蓬勃发展的美梦。

“下一代生活比上一代更美好”的美国信念，渐渐被“当代青年仿佛是迷失的一代”的恐慌所替代。较之于如今步入晚年的婴儿潮时期出生的黄金一代，美国公民未来呈现的总体趋势是：老年化现象更突出，人口数量更庞大，种族更多样化，受教育程度更低，经济上更贫困。这些因素会导致经济和社会福利形势恶化，终影响整个国家的发展。

移民带来的再生和发展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社会中老年人口比例节节攀升，青年人口却持续缩水。预计1946年至1964年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将在2030年完全退出工作，届时每五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已经达到退休年纪。同其他工业国家一样，美国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几十年间明显提升，期间一度几乎达到80岁。另一方面，因为上世纪70年代以来年出生率持续走低，美国国民数量无法维持。国民数据显示，在工业国家要确保人口总数不变，平均每位女性应生育2.1个孩子。美国人自1971年以来，除2006、2007年以外，均未达到这个再生产指数。尽管如此，美国人口总数仍从1950年的1.52亿翻倍至如今的3.09亿。这么显著的人口涨幅源于上世纪40年代至今从世界各地汹涌而来的移民（如表格1-1所示）。

表1-1　1931—2009美国移民净增值

资料来源：劳拉施瑞斯塔和伊莲海斯勒.美国人口数量的变化.给国会的CRS报告.国会研究服务部.华盛顿特区.2011.3:12.

※移民净增值指外来移民扣除移居国外的人口之后的终值。

2009年近一次官方数据显示，逾百万人刚在美注册了长久居住地，他们主要来自墨西哥（14.6%），中国（6.0%），菲律宾群岛（5.3%），印度（5.1%），多米尼亚共和国（4.4%），古巴（3.4%）和越南（2.6%）等国家。自1971年以来，合法外来移民倾向于在加利福尼亚州、纽约州、得克萨斯州、佛罗里达州、伊利诺伊州和新泽西州定居。此外，非法移民散布在国家的每个地区。来自皮尤研究中心（Pew Hispanic Center）的研究者估计，在美非法移民的数量超过1100万。

在此期间，外来移民在美国生育的人口数量超过了移民数量。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来自墨西哥的拉丁裔移民是移民中的群体，而日益严厉的边境监控和工作机会不足使这部分移民明显回流。墨西哥裔美国人的人口数量在2000年至2010年间增长了1140万。其中420万为新移民，另外720万为新生儿。

与普通人口相比，来自墨西哥的移民更年轻，生育能力更强。同样的特点也体现在的少数民族群体——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的年龄结构上。儿童和青少年是这个群体的主流，而且他们占到了美国人口的将近六分之一。但是国家研究委员会的研究显示，在美国的伊斯帕尼亚人不仅拥有“年轻的年龄结构”，而且还具有“低下的教育水平”和“高度集中地从事低要求低收入工作”等特点。

老年化和移民的增长趋势所带来的影响日渐显著。外来移民语言能力普遍较差，加之其受教育水平低下，很难在劳务市场上获得较好的就业机会。这也使得从业者与失业者或者与需要资助的居民如老人儿童的比例失衡。从业人员数量逐步减少，且受教育水平日益降低，但是他们所要供养的退休人员的数量却在增多。除关于后代生存和影响的讨论之外，另一个长久以来被普遍关注的问题便是：国家是否应该或者能够承担退休人员的救济金，而不再是个人必须事先为自己的晚年寻求保障。

由始至终的社会不平等

资本主义传统主导着“自由的国度”，它的捍卫者提倡市场高于国家的理念，因为理性行为人了解什么对他们更有利。大多数经济理论都建立于这个假设之上。但是它能成立的必要条件是，这些个体必须具备一些基本要素，即能够阅读，写作和计算。否则他们不能理解市场运作，更无法参与其中。

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教育水平的鉴定结果的话，必须承认的是，在美国有很多文盲存在。而且更令人惊讶的是，即使是在所谓的受教育水平较高的阶层中，很多人都没有掌握基本运算方法和基础经济知识。

2002年2月，时值乔治·布什的个任期，经济和政治决策者就指出根本问题在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秩序”。时任美联储主席的艾伦·格林斯潘也承认，基础的经济课程或许可以保护“易受害的消费者”，使其免受具有破坏性的信贷体系的牵连。在之后2007年和2008年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个体的易受害性和缺乏经济知识引导的弊端展露无遗。其实这也真实体现了整个美国经济受挫的状况。2008年总统通过行政命令成立了金融知识咨询委员会（Advisory Council on Financial Literacy）。2009年经过整修的两个学术机构，达特茅斯学院和沃顿商学院，联合美国智囊团?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建成了金融知识中心（Financial Literacy Center）。为了帮助缺乏教育的人，使其能够做出成熟的经济决策，这个机构设立了一系列课程。

教育水平下降，收入便会随之降低。增强教育能提高人的能力，教育的缺乏则起着反向作用。来自社会底层和教育水平低下的家庭的孩子往往输在了起跑线上，找不到或者很难找到有更好薪资的工作。只有实行切实有效的社会福利政策和教育政策才能帮到他们。

从洗碗工到亿万富翁的几个人的成功经历是无法引导大众的。跟几乎所有经合组织（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其他成员国一样，在移民国家美国的社会中也存在着对外来移民的不公待遇。他们常常只能在学校取得超常的学习成绩，而在工作中他们的机会十分渺茫。他们往往只能以赚钱糊口为目标。这种情况也同样适用于现在美国的第二大少数民族——非裔美国人族群的很多成员。在美国，三分之一的白种美国人拥有大学学历，而十个非裔美国人中只有两个人、十个拉丁裔美国人中仅有一个人拥有同等学历。与此对应，他们的平均年收入也偏低：非裔和拉丁裔美国人的年收入大概为32000美元和38000美元，而白种居民的平均年收入却能达到55000美元。

在经济不景气时，教育水平就是能否得到一个工作的关键所在：如今十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中只有八个在职，这个就业比例在受教育时间更短的高中毕业人群中下降到三分之二，只受过义务教育的美国人中甚至有一半的人处于失业状态。从根本上来说，教育水平较差的少数民族成员非裔美国人和拉丁裔美国人比白种美国人失业比例更高。白种美国人的失业率是8%，非裔美国人的失业率是它的两倍，即16%。拉丁裔美国人的失业率为11%，也明显高出9%的国家平均失业率。在这些官方数据的统计中，已放弃寻找工作的长期失业者大军由于无法统计还未被计算进去。

在一个社会福利救助体系十分薄弱的国家，失业就意味着立即陷入贫困。美国在过去的十年中变得贫困了许多。特别是在乔治·布什（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家庭的平均收入明显下降。当人们开始关注通货膨胀和对比往年的购买力指数时，这个趋势变得尤其突出。2000年至2001年购买力从72339美元跌至67530美元。如果深入平均值数据的表象一窥究竟，问题就变得更加严重：由于收入悬殊巨大，只有极少数“中等收入的美国人”；少数的精英在总收入中占据的比例过大，大多数人却只分配到了极少的份额。衡量一个社会不平等性的标准的基尼指数（Gini-Index）显示，自1970年代以来，美国人的收入高低悬殊不断加剧。如今在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中只有智利，墨西哥和土耳其此项指数仍高于美国。

诚然，经济和金融危机已经加剧了国家分裂，但相比之下，财富分配不均影响更甚。如今白种美国人富裕指数高出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居民18至20倍之多。2009年房地产泡沫破裂以后，一个典型的非裔美国人家庭仅拥有5677美元，一个伊斯帕尼亚裔家庭的积蓄为6325美元，而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一个“白种”美国人家庭却拥有现金、存款、车辆、房屋及地产、股票、债券和养老金等形式的价值113149美元的财富。此时贫富差距达到了有数据记录的25年以来的值。这些平均值的隐含意义又揭示了更绝望的状况：三分之一的非裔或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以及15%的白种居民根本没有财富，他们只有负债。

4600万美国人正生活在贫困之中。这个数据达到了有记录的52年以来的值。儿童和18岁以下青少年的贫困状况尤其令人担忧。在这个据称是世界上富裕的国家，五分之一的未成年人挣扎在贫困线以下。少数民族的社会形势也极其严峻，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美国人的贫困率（27%）几乎是白种居民（10%）的三倍。被贫困压迫的拉丁裔美国人的贫困率也在急剧上升，其中儿童就占了600万人。三分之一的伊斯帕尼亚家庭已经没有足够的食物，用模棱两可的话说，他们正处于“粮食供应不确定”状态。六分之一的美国人，即将近5000万人，再也承担不起医疗保险的费用。他们大多数是少数民族成员：五分之一的非裔美国人和三分之一的拉丁裔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

虽然贝拉克·奥巴马在2010年3月提出的医疗改革引发了激烈争议，但是在未来，这会有利于缓解社会不平等和贫困。要是医改方案在法律方面被法院驳回，或者在总统办公室被奥巴马的某个跟随者否决了的话，这种苦难或许会更加严重。如果数百万美国人未来再领不到失业救助金的话，贫困线以下人口会再增加三百万。为此国家还必须为更多的2600万儿童提供医疗保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人必须依赖医疗补助，以维持生活。”美国家庭（Families USA）的负责人罗恩·波拉克说道。他同时指出，人们应该注意到，在华盛顿的政治家仍然企图缩减补助。面对经济问题坚持推行市场自由化的经济学家在美国“震惊数据”系列中又补充了一个数据：没有政府退休金补助的话，陷入贫困的老年人将是现在的6倍。

19世纪90年代充分展现了经济措施和社会福利政策能够发挥的各种影响。在经济蓬勃发展的1990年到2000年，社会局势明显改善，尤其是少数民族群体的生活状况有了显著改善。在繁荣的克林顿执政时期，人们想工作就能找到工作。因此总统在1996年发表声明称，自1930年来施行的“新条款”（New Deal）和它代表的国家干预政策时期终成为过去：大政府时代已经结束(The era of Big Government is over)。伴随着“众所周知，这就是后的福利”（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 的口号，在比尔·克林顿的带领下，国家救济被削减。

乔治·布什（小布什）领导的共和党的两届任期之后，他看到美国又一次被大规模的社会经济问题笼罩。在上世纪30年代的经济和金融危机中，原本不被重视的经济和金融政策形式的国家干预更加被忽视。但是随着总统竞选者贝拉克·奥巴马的出现，政治议题焕然一新。

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少数民族选民是支持民主党派人士奥巴马的主力军，他们希望改善极度贫困的经济状况。像1992年比尔·克林顿一样，贝拉克·奥巴马在2008年也借助紧张的经济局势在总统大选中抢占了优势地位。奥巴马让中等收入阶层作为经济政策的敏感话题，并且动员了大批非裔和伊斯帕尼亚裔选民支持他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因此他获得了95%的非裔选民的选票，同时他也提升了拉丁裔选民对民主党的支持率。终他赢得了三分之二的伊斯帕尼亚裔选民的选票，这为他在竞争激烈的联邦州比如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和科罗拉多州取得胜利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

奥巴马获胜的诀窍很简单：他的竞选团队做到了，对执着于同性话题的宗教右翼和共和党派人士以道德问题进行反驳。这更加顺应选民的心意。于是宗教左派（根据天主教的社会教义）把政治基础运动定义为对抗贫困、教育、医疗保险和老龄化等道德议题。奥巴马总统之后也接手了部分解决贫困问题的重任，以兑现他在这方面做出的有关经济和社会福利政策的承诺。但是他还必须将这些承诺付诸行动。

脑部问题——疲软的政治

意识形态的对立冲突，利益集团的影响和政治体系的阻塞极大地限制了政策的实施，其中主要是限制了美国总统施行的政策的发挥空间。这些因素使美国更加难以解决其现存问题。就当前权利形势来看，总统和国会连解决紧急的问题都很困难。而另一方面，经济问题加深了民主党派人士和共和党派人士之间意识形态上的分歧，使政体的机能障碍更加严重。自2011年夏季因提高债务上限而导致的政治体系崩溃以来，美国国家信誉受到了国际市场和评级机构的质疑，终标准普尔(S&P)将其信用评级降至AA 。

当美国民众对其政府的基本信任摇摇欲坠之时，《华盛顿时报》又公布了一项意义重大的调查报告。调查结果显示，十位受访者中有八位对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表达了不满，或者认为政治体系已经瘫痪；每十位美国人中就有七位认为标准普尔对美国信用评级的降级是合理的，如所说的那样，他们的政体确实变得“更不稳定，更没有效率，更无法预见”。同样多的潜在选民们对华盛顿当局能否解决国家的经济问题表示没有信心或者不抱希望。

由于政治合法性危机以及财政及贸易政策受限，美联储成为仍具有行动力的机构，它试图尽力让这个国家摆脱经济危机。在总统竞选者共和党人罗恩·保罗等民主反对派领导人看来，这只能在废除联邦储备系统?的前提下实现。

国家VS市场——意识形态之争

国家在经济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个人在其中承担多少责任？根据“理性行为人理论”经济的自由空间能有多大？在美国，这些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争议。跟欧洲普遍传统的做法不同，美国的奠基者跳出了政府干预的框架。但是在这个新世界中，社会上自由的人们仍需要一个秩序。自由论在美国一直为视为合法的武器拥有权、政教分离和防止个人财产公有化的理论依据。而另一方面当论及美国内战，解放黑人和抗击贫困时，国家干预又十分必要。在这场辩论中，天平随着时间推移一直摇摆不定。

历史学家詹姆斯·艾伦·史密斯在关于美国“思想市场”的研究结果中展示了美国话语结构的根本变迁。19世纪中期，美国高等院校和社会科学仍不完善，慈善事业还不发达，自由放任主义在道德和逻辑上都是毫无争议的。

但是在工业革命时期，随着新式工业技术的到来，欧洲的理性思想果实也传到了美国。美国在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过渡期中，社会弊病开始出现，社会问题更加凸显。当时欧洲的社会学家们看到了事实的力量，从而确定了问题的规模，并让大众对此有了清晰的认知。他们直接面对并解决了这个问题。美国一些来自欧洲并在欧洲受过教育的思想先驱也从俾斯麦的社会立法中得到灵感，开始尝试解决其社会问题。在这个崭新的领域中，社会政策推动了一批社会学者和改革者的诞生。

激进的实践主义者深信，通过实证方法能够克服意识形态上的悬殊和意见上的差异，提出切实的改革方案。于是在20世纪初代以实践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初步建成。布鲁金斯基金会的先驱们——拉塞尔·塞奇基金会、20世纪基金会和政府研究所，通过对事实客观的认知，为促进理性民主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这些思想成果为之后胡佛的科技主义、罗斯福的智囊团、杜鲁门的冷战自由主义、艾森豪威尔的现代共和党、肯尼迪的新的拓荒者和约翰逊时代的大社会建设者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20世纪60和70年代的经济萧条和通货膨胀造成了一系列不可想象的后果，如越南战争、种族动乱和经济停滞，使美国陷入动荡不安的局面。现实的晴天霹雳让人们不知所措，而且如今新的想法看起来也并不能如常所愿。它们匆忙地承诺了过多，对于棘手的社会问题的理解还远远不够。

此时，科学和理性摇摆不定，传统的实践性的主流思想也陷入质疑。他们的曾经稳固的地位受到政治体系中左翼和右翼党派人士间拉锯战的挑战。

之后，被极权主义纳粹政府重创的经济学家有了话语主导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他们不断警告公众，不要走向“被奴役之路”，并提出构建经济秩序的基本理念应当以个人主义为出发点。随着信奉市场自由主义的芝加哥学派和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的出现，主张大政府和专家治国的凯恩斯主义被取代了，一个崭新的经济自由主义模式初具雏形。市场自由主义先驱亚当·斯密认为，如今在这个新模式下市场的“看不见的手”?应该代替国家干预。

与此同时，反对派机构在经济市场和私人基金会资助下建立起来，其过程中出现了一群转变为右派思想的左派知识分子。正如欧文·克里斯托尔自嘲般所说的那样，他们是“被现实抢劫”，所以才改变了政治战线。他们被曾经的同伴谩骂，被称作新保守主义者。但是正是在克里斯托尔、内森·格雷泽和丹尼尔·贝尔等杰出知识分子的推动下，新兴的思想运动才渐渐扩大了影响力。1965年创办的杂志《公众利益》成为他们影响力的交流平台。

20世纪70年代开始，正统基督教人士也开始参政。他们一直视社会的自由化为洪水猛兽，而且政府开始介入他们不受政治侵扰的遗世独立的生活，这让他们不得不有所反应。因此他们参与了1973年法院对罗伊诉韦德案?有关堕胎合法性的判决和1978年有关基督学校的减免税收政策的决议。

不同于在性道德问题上的分歧，基督教右翼人士对经济议题的看法与共和党人的保守思想完全一致。他们共同的目标是削弱国家对经济的影响力。不过，推行经济自由化的共和党人相信市场的看不见的手，而对新教教徒来说，个人的违规和不道德贸易是导致经济衰退的始作俑者：大约三分之二的新教教徒就认为“黑人的处境是他们自作自受”。国家的社会绩效和福利在他们眼里无足轻重，与此相反，共和党人却一直致力于关注这些方面的需求。

“从政府抽回资金”是他们的口号，其含义是，不给国家留有资助军事和安全策略事务的资金。“减弱国家福利”，“降低税收”是美利坚合众国的保守经济观信条。根据对保守经济观的阐述，经济主体是能够承担责任的自由个体，因此通过经济或者甚至社会政策进行的国家干预是多余的，起反作用的。

通过智囊团推动和“想法是有影响力的”的口号的影响，这些反政府的思想成果在政治中得以实现。这表明了，不只是因为反抗运动代表了积极切实的世界观，思想的发展和良好的氛围使保守派机构代表如智囊团，私人基金会和政治基础运动得以百花齐放。随后，人们从政治右派的决定性胜利中醒悟过来，从此投入支持左派的阵营中，以建立一种拥有知识性人才的对抗力量为目标。其中包括，新民主运动创建者兼1989年成立的倾向民主党的智囊团——进步政策研究所（PPI）首席研究员威廉·华沙。他对比尔·克林顿政府获选和其政府计划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传统的以中心为导向的，即政治倾向不确定的学术型智囊团代表，如享有盛名的布鲁金斯学会，与意识形态机构?形成鲜明对比。意识形态机构以“思想之战”为宗旨，具有鲜明且特定的政治企图。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就是一个明显地被思想主导的机构，它在20世纪90年代企图以保守主义革命先锋的身份登上世界舞台。

毫无疑问，有智囊团相助的保守派运动站稳了脚跟并且收效显著。但可以肯定的是，政治化不只源于政治右派。詹姆斯·麦克甘以“从学术者到思想家”为题，描述了从学术派智囊团的成立至如今大范围扩张的宣传型智囊团模式形成的发展过程。尽管典型的宣传组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就登上了“思想领域”，却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大规模地出现。如图2-1所示，此后美国的智囊团数量总体上升，政治的即思想上的宣传机构也大幅度增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