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早期的图变牵涉到两种基本特征的鉴别：地理的实体风貌（“川泽山林”）和与之对应的仙灵（“螭魅魍魉”）。几乎没有一处山水能免于精怪的盘桓，或仙灵的充溢。这个阶段的地态图写本质上就是记录下这些山妖树怪——即是说，早期的地理学无异于神怪学。对神怪学而言，名一物是降一物的前提。随之而来的是，图变常常采用名册和图录的形式：以文字列举，以图画展示。弗瑞尔美术馆的青铜奁就映鉴了这种特征（参见图3）。山水间聚居着千奇百怪的生物而热闹非凡，有“鹿（有些还带翅）、麒麟、熊、兔子和猎犬、巨鸟、有翼或无翼的狮子、龟鳖、龙、象、会飞的怪兽——从未在已知的地域中谋面，倒更像是《山海经》的神话世界里涌出来的。”[8]参照一些将自然地理与超自然生物紧密相连的古代文献，我们可以将这套浩大的生物图鉴视作对遐方绝域的表述——它们广阔无垠的空间，和深不可测的妄异。这种特质也让我们想起上文引自《左传》的段落——山林与物种同为一体，不可分割。而在后世，两者相互间越来越疏远，终被视作泾渭分明的两种范畴。
“山水”与“物种”在观念上的叠合不仅仅是两种认知范畴的融合问题。它有赖于汉代能_[巧匠们对器物形式特性的睿智设计——也由于后者而变得更容易。这里，仍以弗瑞尔美术馆的青铜奁（参见图3）为例，我们可以在器身上看到卷旋起伏的线条掠过河岸，化作山峦的轮廓——阑干纵横的山形反而又显现出动物交缠的形体。波浪与涡卷同时装饰着地形与生物的形态，也主宰着人们的视觉印象。地理风貌——譬如山川——与动植物呈现为几乎无权拥有本体特征的附属物，因为在这个流变不息的世界，它们也湮灭于千变万化之中。
除去其他因素，推动形式流变的动力源泉是古时中国人所笃信的赋形于万物中的“气”——无时无刻不在造化于一切生物与物质实体的最原初的元素。《淮南子》的作者在《坠形训》中说道：“正土之气也，御乎埃天，埃天五百岁生缺。”新生的形体转而又化为金、龙、泉、云、闪电、海、孔雀石，无始无终。一。“无需赘言”，约翰·梅杰告诉我们，“早期的中国宇宙论者无所谓我们今天对‘有机’‘无机’所做的诸多区分。”［10］这些范畴在他们的观念体系中欣然交融、于是，图中所描绘的种种地态风貌，如山峦起伏与河水流湍，都孕化为动物的形体？占时中国人想象中的地理与生物的领域，相对于我们现代条清缕析的辨识力所能接受的，其相互的交感要密切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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