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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作为建设性的力量
文 _ 林茶居
近日，在微博上看到著名“三农问题”学者陈里先生发布信息说，人民网邀请其推荐2014年度责任公民候选人，主要对象是对社会发展进步特别是民生和改革方面有突出贡献的团队和个人。“责任公民”一词，让我产生了参与的兴趣，并想到一个人：南京师大附中退休教师王栋生（吴非）。我当即写了如下推荐语：王老师教出了一大批有良知的学生，更影响了众多青年教师，“不跪着教书”，不跪着写作。教书立人，坚持常识和真相，著书立说，清醒而节制，可谓中国教师的高度和良心。
一个中学教师，与大众媒体的“年度人物”似乎不搭界，与“为社会发展进步”似乎也缺乏明显的关联，毕竟，这种评选既强调年度效应，又需要有具体的“贡献”。在人们的心目中，政治精英、商业大佬、传媒巨子、娱乐明星、平民英雄才是合适人选。但我要说的是，这正是教师职业的特点：静水流深，润物无声，不急躁，不喧哗，不追求“头版头条”。王栋生老师通过课堂，通过文字，通过社会交往（包括师生交往），培育有骨气、有担当、有文化的人，影响同气相求的年轻人，发现身边优秀的人或人身上的优秀部分并加以肯定和褒扬。他的教书生活，深含看不见的建设性力量。这是一种极为可贵的职业品质和文化自觉。
我曾经采访过的原《中国周刊》总编辑朱学东先生爱说的一句话是：建设自己，就是改造社会，建设中国。朱学东先生肯定比我更清楚，“建设”一词，因为颇具意识形态色彩，在很多人那里并不受待见。他之所以还这么说，一定是看到了，当下中国严重缺乏“建设”的文化，缺乏那种具有现实价值和历史意义的建设性力量——个人这样，社会亦如此，各个层面都还存在阶级斗争的阴影和冲动，所以才有一些学者如崔卫平，对协商、共存、共生等“社会理性”的深切呼唤。
所谓建设，并不必然就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尤其是在教育场域。这些年的中国教育，给人的印象是“改来变去”，“找不着北”——我想起多年前跟北师大的丁道勇先生交流时曾经说过：人们之所以找不着北，是因为心中没有“南方”。同样的道理，要建设好自己，要建设好教育，前提就是校准内心的“指南针”，弄清楚为什么而建设。否则，愈是“建设”，愈是偏离；愈是“建设”，愈是损坏。
教师内心的这个“指南针”，既指向学生的学习与成长，也指向自己的职业与生活，既指向当下的需求，也指向未来的发展，要校准并非易事，必须善于动态平衡，有时还需有所取舍。换一句比较简明的话来说，就是要超越简单的教育成功学，有比分数、考试更大的关怀，“把成功当作优秀的副产品”（周国平语），把立志成才当作健康成长的衍生物，还原“教人成功的教育”为“成全人的教育”。这个问题解决好了，才可能以明确的立场和思路去考虑从哪里建设和如何建设。
教师作为一种建设性的力量，曾经是以直接参与社会改造的方式显现的，像陈鹤琴、陶行知、晏阳初那一代人，就是如此。在当时，教育被视为社会建设、乡村建设的策源地和原动力。2014年11月底，我到温州市翔宇中学参加“王人驹教育思想研讨会暨民国教育馆筹备会”，得以初步了解王人驹这位民国时期的温州教育家，他在1934年由开明书店出版的专著《地方教育辅导经验谈》中，引述了浙江省教育厅提出的农村中心小学办学标准，其中之一就是要成为“改造社会的中心”。他本人作为小学校长，在教育教学之外，还致力于当地的农业、卫生、文化、娱乐等公共事业。
这个传统，因为社会制度、文化的变迁，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早已失落。不过，近一些年，有越来越多的教师，发起成立面向社会的学术共同体或面向教师的成长共同体，积极参与教育公益及民间慈善活动，推动留守儿童关怀和社区儿童阅读事业，呈现出一种新型的社会介入方式。从他们身上，同样可以看到一种勃勃的建设性力量。
当然，今天的教师主要是通过育人、立人，培育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力量，来参与社会建设的——它不止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还着眼于“建设者和接班人”的人生幸福——在这个过程中，教师同时建设自己并生成源源不断的建设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