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在中国进行长征的英雄儿女，同时献给1984年我们自己长征中的同伴——我挚爱的妻子夏洛特，我的朋友杰克·谢伟思，我的两个可亲的中国同志秦兴汉将军和张援远。
《长征》成书始末
凡革命达成，均须借助传奇的引领。美国革命有福奇谷，爱国者为独立而战时人人心中铭记的传奇。经历这场考验之后，华盛顿和他的战士淬炼成一支铁军，一路走向胜利。
法国革命是攻克巴士底狱，十月革命是攻占冬宫。尽管巴士底狱当时只关押了七个囚犯，而布尔什维克步入冬宫时里面仅有几个十来岁的少年和一些妇女把守，但这不要紧，它们已经成了革命的象征。
中国1934年的长征不仅仅是象征。中国红军的男女战士用毅力、勇气和实力书写了一部伟大的人间史诗。
长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征程”，不是一场简单的战役，也不是简单的胜利。红军置之死地而后生，履险如夷地从蒋介石的手掌心里走了出来。在这场看不到尽头的撤退之中，红军一次又一次在千钧一发之际避免了失败与覆亡。长征没有计划，在筹备时受排挤身处局外，出发前不久还对行动一无所知。而终长征却为和共产党人赢得了天下。在我们这个世纪中还没有什么其他事件能像长征一样让人如此神往，也没有什么事件像它一样如此深远地改变了世界的未来。1934年10月16日红军渡过中国南部的浅河于都，跨出了长征步，之后便一路径直走到1949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宣告共产主义在地球上四分之一人口所生活的土地上取得胜利。
中国革命历经漫漫长路，用了一百年才修成正果。清帝国的垮台缓慢而痛苦，内有自身的衰腐，外有西方军事、技术和经济强国的野蛮侵袭，在双重冲击下一点点倾覆。先是19世纪50年代太平天国假上帝之名起事建立政权，接着是1900年的义和拳，行事之诡秘、狂热和排外与前者如出一辙。直到1911年，孙中山博士才带领组织松散的民主革命者将衰老的帝国终推翻。但接下来中国便堕入自公元前400年的战国时期以来再无比肩的乱世。
1934年10月16日到1949年10月1日之间，中国的舞台上上演着英雄主义的悲剧和勾心斗角的政治迷局，有小丑跳梁也有军事天才闪光，有道德追求也有精神指向，还有阴谋诡计、血雨腥风和人与人之间彻骨的仇恨。莎士比亚也写不出这样的故事。而这一切尚未落幕，也许它永远不会终结。
这场大戏早是由埃德加·斯诺报予世人所知。1936年他前往和共产党人韬光养晦的陕北黄土高原探访。一年之前红军历经6000多英里行军，一路忍饥挨冻、转战四方，穿过世界上崎岖坎坷的崇山峻岭，走过中国偏远荒凉的穷乡僻壤，跨过了二十四条河川，翻越了所说的千座雄山方才到达这个地方。
红一方面军开始长征之时据说有八万六千男女战士，而一年之后的1935年10月19日，随到达陕北的可能只有区区四千之众。
我首次了解长征也是通过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很多中国人初听说长征也是通过这本书的中文译本。长征让我为之神往，还有成千上万的人和我一样。斯诺那时写道：“终有一天会有人把这一精彩绝伦的远征写成完整的史诗。”他曾一度希望自己来完成此事，但出于很多原因一直未能如愿。
经多年努力，在1972年，我首次来到中国。之后不久我向现在已故的周恩来提出重走当年率领红军长征走过的道路并将这一故事记述下来。老中国通杰克·谢伟思也对此附议。十二年间我们一次又一次地重复着这个请求。
但是没有任何下文。那些年正是执政末期的动乱岁月，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还在肆虐。在长征中历经艰难险阻和牺牲奉献而紧密团结到一起的同志业已分崩离析。不少已经过世，还有不少屈从于“文革”的淫威之下。有些人被迫害致死，还有很多依旧身陷囹圄。在这些年月里，力图篡取身后权力的人给长征中的英雄贴上了大反派的标签。
这样的情况下实在没多少机会来记述历史。即便在1976年去世、其遗孀江青和她在四人帮中的帮手被逮捕审讯之后，重寻长征之路的请求依然未获批准。后来邓小平逐渐掌权，前辈英雄得到平反并在政府内重居高位，重要的是形成了（比较）现实的新历史观，重走长征路这才成为可能。
这些年中发生了很多变化，但只要人力可为，我记叙长征故事的决心就不会改变。1983年8月，北京终于传来了消息：长征之门已经敞开，我可以支配有关资源、档案和历史资料。我可以重走长征之路，重新探寻二万五千里征途中的每一里。后来我了解到这个决策主要是两个人推动的：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将军和前外交部长黄华。
1984年3月1日，我和妻子夏洛特飞往北京，旋即对在世的高级将领、中共领导人（他们中有些是“文革”中的受害者）的遗孀，档案保管员和历史学家开展了一系列采访。不久以后杰克·谢伟思加入了我们的行列。在北京待了一个月后，我们出发前往探寻长征的路线，一行人中还有长征专家、时任北京中国人民军事革命博物馆副馆长的秦兴汉将军和外交部资深译员张援远。
我们飞至江西省府南昌。这个省份就是长征开始的地方。我们前往共产党早扎根的偏远山区探寻，采访了十来个长征的男女幸存者，在脑海中深深印下了当时促成这次险些成为致命逃亡的矛盾和危机。
而这才仅只是开始。我们一路追寻红军当年走过的路线，却并非每一里都走的原路。我们跳过了一些路程，特别是红军当年在贵州走过的一些穿插迂回的地方。我们选取了非主力部队行进的路线，爬上了距西藏不远、从金沙江渡口一路经火焰山和狮子山前行的崎岖山道，亲身体会了红军征途中的浑身疲累是何滋味。我们坐马骡从山中走出，又翻上了大雪山，路边的田野在5月底还是积雪累累。接着到了草地，这里同一战中的帕斯尚尔一样，曾将不计其数的战士拖入了无底的泥淖，连同那些伸出援手的人一起吞没，裹入永恒的黑暗。
我们在各种道路上总共行走了7400英里（约12000公里），主要乘坐吉普、面包车和军用汽车，全程历时两个半月。之后是越来越多的采访。1984年秋天又来了一次中国。
只有在当年红军行进的路上走过才能体会到和红军战士曾经承受过的苦难。这里依旧是穷乡僻壤，没有城市，没有外国人。路过的一个个镇子都没人记得曾经有过外国人来访。
还没有外国人或中国人走过这条路线。一时之间也不会再有人重复我们的行程。
下面呈上的，就是五十年前长征的历史。这是从数以百计的采访和不尽其数的文件档案中提炼拼接而成。我向中国人提出了自己能想到的难的问题。他们则尽力给出回答，有时要来回在已有的记录中检寻，直到后找到缺失的事实。
这个故事是一部史诗，不仅仅是因为淳朴的战士和指挥员在长征中所体现出的英雄精神，而且是因为长征本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中国革命的熔炉。经历长征锻造的红军情同手足，在的领导下打得蒋介石罢手止斗，再到后来赢取了政权。
晚年的不智举动让这群手足离析四散，给这出英雄的剧作添上了悲剧的一幕。但是到现在，这些长征幸存下来的人又让人吃惊地再次攀上权力。在邓小平的领导下他们将中国推向自己所称的“新长征”——这同老长征相比难度不在其下，也许会成为这个时代伟大的政治和社会试验。但这和“文革”与四人帮之乱将是另外的故事了。大家在本书中看到的是老长征的故事，是我在中国历史学家和在世的长征亲历者的帮助之下全力重构的所有内容。
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情节从这里那里浮出水面，但本书所述已足以让此人间壮举独一无二。长征可能有一点类似犹太人出埃及，有一点类似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有一点类似拿破仑进军莫斯科，我也惊讶地发现它身上还有美国马车大队穿越群山和草原征服西部的影子。
但没有比拟能恰如其分地形容长征。长征举世无双，迸发其中的英雄主义火花燃起了拥有十一亿人口的民族的梦想，使中国沿着无人能够臆测的命运一路向前。
译者序
开始翻译本书是在春节。除了必要的走亲访友之外，推掉了所有其他事，只是专心一意地翻译。家里老人见我伏案太久，就劝我不要工作得太辛苦，我回答说这不是工作，因此没有辛苦。这是实话。阅读、翻译本书，查询各种资料，推敲事实细节和具体文字的过程完全不能用“工作”二字来形容。按说长征对我辈而言已于影视书籍作品和学校教育中耳熟能详，然而从一位对这段传奇抱着异乎寻常热情的美国人笔下重新认识长征，依旧让我时时感到莫名的振奋。
本书原作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美国著名记者，多年来一直对长征心向往之。1984年，几番周折之后，他终于实现心愿，以76岁的高龄重走长征路，遍访在世的老红军，将长征的故事再现于世。出于对长征的推崇，全书充满作者对中国革命者激情、勇气和智慧的赞叹，然而本书对中国革命和长征描述的角度却又独树一帜。除了中国本土党史专家和经历长征的在世老人采访所言之外，作者还从大量中外当事人的回忆录中抽丝剥茧，以还原人物和事件的全貌。这里面就包括了长征初期的决策者、后来出言诋毁中共的李德，中共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在台湾被捕叛变的中共高级干部、长征亲历者蔡孝乾等。对历史存疑的问题如进行长征的决定，一、四方面军的冲突等作者也抱持开放的态度，多方采信，以期客观发掘史实。
因此本书的重点决不在于简单地重述长征的艰辛，为红军树碑立传，而是希望将长征和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可信、全面地展现于读者眼前。全书甫一开始便突出了红军高层的内部斗争，借此揭示红军内外交困的情境和长征的前因。对于长征的领导者、自以下中共立国的诸位国父，书中也均从早期经历开始一一介绍，探讨其思想形成的渊源和走向，并在书末点出了众多长征中坚人物的终结局，使读者可以跨越时间，了解长征对前辈革命者一生的影响。对于长征途径的路线、战斗和其他重要事件发生的地点，作者也一一走访，在书中以后来者的眼光来仔细斟酌和考量，可谓颇具匠心。
本书于1985年在美国出版，经由外交部过家鼎、程镇球、张援远等译界前辈翻译，于一年后出版了中文版。本译版是于长征胜利80年之际重译，试从初译版30年后以21世纪的眼光重新审视这段历史，向80年前的壮举致敬。
由于全书根据大量采访及文献资料整理写出，原作者与受访者和文献的语言又大多不同，因此本书所述与史实记载确有多处出入，译者已在注释中加入了一定解释，出于水平所限，错漏之处，也请读者指正包涵。
译者
2015年2月
章 月夜启程
10月，灼热的阳光倾泻在病房的石灰墙上。外面的院子里，茂密的樟树下一片嘈杂，口令声和军号声此起彼伏，踏步扬起的烟尘在原本静滞的空气中打着转儿弥散开来。病房里，消瘦的病人左腿打着石膏，正伸长了脖子去瞧外面的动静。有情况，这是明摆着的，部队有了新动向，但是却没人知会他。一个护士从门前走过，他叫道：“外面怎么了？”
“不晓得，首长。”她答道，一边向外看去。“没人通知我们。”
陈毅嘴里骂了一句，六周前在兴国县他髋部中弹，从前线抬了下来，一直都没痊愈，他的牢骚也就从没停过。骨头碎片老是取不干净，他要求用X光照一下，但是医生总有种种借口：X光机出问题了，没电源，电池的电不够了等等。
陈毅是红军高级指挥员，今年三十三岁，四川人，一向乐天开朗，出了名的风趣幽默，今天却反常地焦躁不安，满腹心事。外面肯定有情况，但具体状况却弄不清楚。他在病床上翻来覆去，为受伤而气闷。几分钟后那个护士又出现了。“有人来看你，首长。”她一边说，一边赶紧把枕头拍平，把床单拉直。在她身后，陈毅见到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走进了病房。直到后来陈毅还能记得周恩来这次探病的具体日期。1934年10月9日——农历狗年九月初二——那天周恩来告诉了他一个消息，也就是后来的长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