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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震撼》
中国以西方不认可的模式迅速崛起，给世界带来了相当的震撼。
西方先是预测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场政治风波后中国要崩溃；苏联解体后，又预测中国会步苏联的后尘分崩离析；邓小平去世前后，又预测中国要大乱；香港回归前，又预测香港的繁荣将一去不复返；“非典”爆发，又被描绘成中国的切尔诺贝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又有人预测中国将走向崩溃；2008年金融海啸爆发后，又有人预测中国要出现大乱，结果这一切都成了笑话。一言以蔽之，中国崩溃论崩溃了。
但在国内，由于种种原因，不少人对自己国家的崛起仍心存疑虑；一些只认同西方模式的人甚至认为：如果中国不朝着西方模式演变，只能是死路一条。其实，只要稍有一点国际视野的人就会发现：尽管中国存在不少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已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模式并非十全十美，但其总体的成功令那些采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国家望尘莫及，西方国家本身也因此而受到了震撼。中国模式形成于全世界范围内的激荡和竞争之中，竞争产生的东西就是厉害，所以这个模式不会走向崩溃，只会进一步完善而走向更大的辉煌。从更为长远的历史眼光来看，中国的崛起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崛起，而是一个五千年连绵不断的伟大文明的复兴，是一个人类历史上闻所未闻的超大规模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
如果历史上的古埃及文明、古两河流域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希腊文明都能够延续至今，并实现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它们今天也可能是“文明型国家”，但这种机会已经不复存在。如果当初古罗马帝国没有四分五裂，并能完成现代国家的转型，那么欧洲也可能是一个相当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这只能是一种推演和假设。如果今天数十个国家组成的伊斯兰世界，能完成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并整合成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崛起，那么也可能是一个十亿人口规模的“文明型国家”，但今天看来这也是难以实现的愿景。环顾今日之世界，数千年古老文明与现代国家形态几乎完全重合的国家只有一个，那就是中国。
这种“文明型国家”具有超强的历史和文化底蕴，不会跟着别人亦步亦趋，不会照搬西方或者其他任何模式，它只会沿着自己特有的轨迹和逻辑继续演变和发展；在崛起的道路上它也可能经历磕磕碰碰，但其崛起的势头已不可阻挡，其崛起的方向已不可逆转；这种“文明型国家”有能力汲取其他文明的一切长处而不失去自我，并对世界文明作出原创性的贡献，因为它本身就是不断产生新坐标的内源性主体文明。
这种“文明型国家”不需要别人认可也可以独立存在和发展，它的政治和经济模式在很多方面与别人不一样，过去不一样，现在也与众不同，今后也还是自成体系的。这就像汉语扩大自己的影响，不需要英语的认可；就像《孙子兵法》不需要克劳塞维茨来认可；就像孔夫子不需要柏拉图来认可；就像中国的宏观调控，不需要美联储来认可。而更可能发生的倒是前者逐步影响后者的问题：汉语可能会逐步影响英语的发展，《孙子兵法》已经并将继续影响西方军事思想的发展；孔夫子和柏拉图都为人类社会提供了宝贵的智慧；中国的宏观调控给美国带来不少可借鉴的东西。18、19世纪世界上崛起的批国家，如英国、法国等，其人口都是千万级的；20世纪崛起的第二批国家，如美国、日本等，其人口是上亿级的；而今天21世纪中国的崛起，其人口是十亿级的，超过前两批国家的人口总和。这不是人口数量的简单增加，而是一个不同质的国家的崛起，是一个五千年文明与现代国家重叠的“文明型国家”的崛起，是一种新的发展模式的崛起，是一种独立政治话语的崛起，它给世界带来的可能是新一轮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中国超越》
西方长期以来一直误判中国，其根本原因是根深蒂固的意识形态偏见（特别是“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和“历史终结论”）。为了釜底抽薪地解构西方话语，我概述了海内外不少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结论：首先，在过去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国在绝大部分的时间内都领先西方；其次，欧洲16世纪文艺复兴的一个主要动力来自东方，特别是中国；第三，欧洲17—18世纪启蒙运动的重要起点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第四，西方现代经济学和政治学的一些核心概念和制度安排，如“自由放任”和“文官制度”等均源于中国，所以“欧洲中心论”、“西方文明优越论”、“历史终结论”是站不住脚的。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超越，主要是指中国超越美国和美国模式，在一定意义上它也代表了中国对西方和西方模式的超越。本书探讨了中国在六个领域内对美国的超越，即在经济总量上的超越，在百姓资产上的超越，在社会保障方面的超越，在科技创新领域内的超越，在政治制度和思想理念上的超越。在这些领域中，我们在不少方面已经超越美国，在许多方面不久将超越美国，在另外一些方面，通过继续不断的努力，终也能超越美国。
坦率地说，以“选举”为主的社会将竞争不过把“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的社会。以“民意”治国的国家将竞争不过把“民意”和“民心”结合起来的国家。以市场经济一条腿走路的社会，将竞争不过“市场”和“计划”两条腿走路的社会。以“政体”为导向的制度模式将竞争不过把“政道”和“政体”结合起来的制度模式。以个人利益为核心的社会，将竞争不过能够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结合起来的社会。所以我更看好中国模式，就现在这个水平也可以和美国模式竞争，当然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作为一个“文明型国家”，我们有伟大的历史传承，有辉煌的崛起业绩，我们对此感到无比的光荣和自豪，我们从历史和现实的两个维度获得了自信。我们有家国情怀、大国情怀、天下情怀，我们有“天降大任”的担当，我们主张“王道”，反对“霸道”。我们愿意放飞自己的梦想：随着中国在越来越多的领域超越美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可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的主流版本，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有可能成为世界上竞争力的发展模式，中国社会有可能成为真正属于绝大多数人的“活力社会”、“温馨社会”和“美好家园”。
中国正经历着人类历史上范围广泛、内容深刻的变革，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将继续借鉴世界各国的有益经验，但不会失去自我，不会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作出弥足珍贵的贡献。
“中国从哪里来，中国走什么路，中国往何处去”，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比过去任何时候都需要回答这些大问题。回答对了，我们的国家将迈向，前途无比灿烂；回答错了，我们可能功亏一篑，甚至前功尽弃。我们有些人只会在西方话语中打转转，在“历史终结论”的逻辑下讨论中国，所以他们解读中国的发展永远是从所谓的“极权模式”走向“威权模式”，从“威权模式”走向西方“民主化”模式，但是实践证明这种逻辑是不靠谱的，它只会导致对中国未来一个接一个的误判。
一个“文明型国家”有自己的逻辑。这个逻辑就是：中国历史上长期领先于西方，过去两千多年，中国在至少3/4的时间内是领先西方的，这种领先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一。18世纪开始中国落后了，错过了工业革命，有其深刻的教训，但中国现在又通过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赶了上来，并正在越来越多的方面超越西方和西方模式，这种“赶超”也有其深刻的原因，我称之为原因二。原因二和原因一之间是有继承关系的，这就是“文明型国家”的逻辑。这种逻辑意味着：我们现在的制度安排，融合了中国自己的历史基因、红色基因和西方的有益元素，这种制度安排是超越西方模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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