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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t_product_contenthtml   为什么亚洲没有奥斯维辛

    当奥斯维辛集中营解放六十周年的时候,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到奥斯维辛的时候,当当年的殉难者的姓名一个个被镌刻在史册上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思考一个问题:为什么在日本军国主义肆虐的亚洲却没有类似的“奥斯维辛”?
    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没有犯下那样的罪行吗?是他们没有屠杀那么多无辜的亚洲人吗?是他们没有留下集中营吗?都不是。即使根据现有的相当不完整的记载,仅仅中国人民所承担的苦难、所蒙受的牺牲就不亚于整个“奥斯维辛”。
    当然,首先是日本的态度。尽管日本人中不乏有良知的人,他们和亚洲人民站在一起,清算和谴责军国主义的罪行,但日本远没有像德国那样正视本民族曾经制造的罪恶,承认历史事实,深刻反省悔悟。因此,在日本的“奥斯维辛”不可能保存下来,连一些重要史料也秘而不宣,甚至已不知所终。相反,作为甲级战犯被处死的东条英机等却被供奉在靖国神社,日本几任首相坚持参拜。
    不过,作为的受害者的中国人民,也缺乏犹太人那种坚忍不拔、一丝不苟的精神,对死者和生者负责,对历史负责。对中国3500万的死难者,对南京大屠杀30万受害者,我们能像犹太人那样将他们的姓名一个个列出来吗?
    中国的历史固然有优良的传统,但也过多地承担了政治和道义的任务,而对史实本身却往往忽略,甚至采取完全实用的态度。抗战胜利以后,当时的中国政府一味强调对日本“以德报怨”,却没有及时调查、记载日本具体的侵略事实和所犯罪行,向东京国际法庭提供的证据并不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国际上不断“反帝反修”,在国内政治运动持续不断,愈演愈烈,而对日本侵略的调查和记载也没有足够的重视。相反,出于种种考虑,我们对日本和日本的侵略罪行有意无意地采取了一些今天看来不可思议的做法。例如,一度每年都要派代表团参加日本纪念原子弹受害者的活动,却没有同时纪念我们自己的受难者;在将在押日本战犯全部释放的同时,对他们的罪行没有给予充分的审判;在政府放弃日本的战争赔偿的同时,没有支持民间对日索赔,反而加以限制。在对抗日战争历史的研究、宣传、教育中也存在不实事求是、不严肃的态度,或者片面服从现实需要。例如在与苏联友好时,对苏联与日本存在过的暧昧关系、苏联对伪满洲国的态度等史实讳莫如深,而对盟军支持中国抗战的贡献轻描淡写;对日本侵略者往往着眼于丑化,做情绪化的宣传,却不注意事实和数字的准确性。
    我出生于抗战胜利后的1945年12月,新中国成立后上学,从初中开始就爱好历史,1965年开始当中学教师,教过英语、政治,应该是中国人中比较关心和了解历史的人。但直到1978年成为复旦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时,我对抗日战争历史的了解还相当肤浅。老实说,我还不知道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有30万之多!记得我考高中时的作文题目是《给日本朋友的一封信》,因为那时正在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爱国斗争。我看过记录日本原子弹受害者的影片,廖承志等出席日本广岛的纪念会的镜头也在当时的“新闻简报”中看过不只一次,但我实在记不得当时放过多少反映日本侵略罪行的纪录片。
    如果从1949年开始,我们就认真调查日本在南京的屠杀罪行,让幸存者说话,把遗址遗物保存下来,今天联合国也会来中国纪念“奥斯维辛”。面对幸存的犹太人在奥斯维辛的控诉,我们能不感到对殉难国人的愧疚吗?为什么中国的幸存者不曾有这样的机会?

  刘翔说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

    12月9日《东方早报》体育版上用近四分之一篇幅刊登记者发自北京的报道,大号黑体字的标题写着:“刘翔:研究生论文要自己写”。我几乎怀疑自己的眼睛――什么意思?是记者有了如此重大的发现,还是两个月前已在华东师大办了硕博连读研究生入学手续的刘翔终于明白了这一规定?
    读罢报道,才明白编辑用这样大号的标题,用句时髦话说,是为了“吸引读者的眼球”,因为报道中真正与此有关的内容只有一段话:
    早报(记者问):华师大研究生课程怎么办?到时候会不会自己写毕业论文?
    刘翔(答):这个我还真不知道,现在没跟我说要写论文,如果要写的话,肯定自己写,不过我好像不能去泡图书馆,上网找点资料算了。
    但这段话却不能不使我感叹,我两个月前的担忧真是杞人忧天。当初见到有关报道,我曾写了一篇《请不要为难刘翔》的短文(见《南方都市报》2005年10月10日):
    硕博连读本来适用于特别优秀的研究生,带有试验性质。要在五年内修完规定的课程,通过考试,按规定发表论文,完成学位论文并通过答辩,就是全力以赴,也未必能顺利完成。何况刘翔本科毕业于法律专业,本科期间已是专业运动员?给刘翔定下这样高的目标,并且广泛报道,岂不是给他增加不必要的压力?在今后的五年间,究竟让刘翔以夺冠为主呢?还是以得博士学位为主呢?如果学习与训练发生矛盾,孰先孰后?
    我不禁为华东师大担忧。学校的领导、导师和教授们不会不明白刘翔的实际情况,如果坚持博士学位应有的标准,要让刘翔和其他正规研究生一样在五年内获得学位,显然是不可能的。如果为此而降低标准,让刘翔戴上缩水的博士帽,对他有什么好处?对学校的声誉和学位的严肃性又有什么好处?让院长放下全院的工作,跑到训练基地去为刘翔一人上课,有必要吗?
    现在看来,华东师大当时对外界宣布的话只是说说而已,只怪我当了真。否则,何至于刘翔到现在还不知道拿博士学位要写论文?刘翔的本科也是在华东师大读的,不知他有没有写过毕业论文?在这两个月间,不知道校方有没有给刘翔作过入学教育,告诉他要获得“体育人文社会学方向体育管理学专业”博士应该上哪些课程,要写学位论文。当时说等东亚运动会结束后的“正式上课”开始过没有?他的导师、体育与健康学院院长有没有到莘庄基地为他上过课?
    但是我新的担忧又产生了,要是现在还不安排刘翔上课,2008年奥运会前他的训练、比赛和社会活动只会更忙,规定的课程上得完吗?五年时间够吗?如果到时刘翔的论文只是“上网找点资料”的结果,答辩委员会通得过吗?华东师大准备给他博士学位吗?
    当然,可能我又多虑了,或许一切早有安排,无论如何,刘翔都能在五年之内拿到学位,到时肯定会有皆大欢喜的结果。如果华东师大一定要这样做的话,当然不会有什么困难。但作为一位同样负有指导博士研究生之责的教师,作为同行和朋友,我还是希望华东师大能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原来的计划,让这件事成为一场正剧,而不要演成喜剧或闹剧。
    我也希望关心刘翔的媒体和记者,还是集中精力和版面报道他的体育活动。至于他读研究生的事就听其自然,像对华东师大其他研究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