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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田谦吉批准的“贵人”

他他拉氏家的女孩，原是一位清朝大臣的孙女，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家道早已衰落，连本姓他他拉氏也不敢沿用，一音之转改为汉姓“谭”字。女孩学名谭玉龄，从小失去父母，由婶娘抚养长大。当年谭玉龄妙龄十七岁，是中学二年级的学生，与哥哥谭志元和婶娘住在北京地安门外李广桥西口袋胡同。

立太太向溥仪介绍谭玉龄时用的那张全身“玉照”，一直到这位皇帝成为公民之后，还完整无缺地保存在一个透明的赛璐珞票夹里；并且贴身携带，由通化带到伯力，又从伯力带回抚顺，后还带到了北京。这件事可以说明，溥仪对谭玉龄的怀念之情是极其深厚的。

今天人们还可以清晰地看到照片上那位少女的模样：一位满脸稚气的初中女学生站在花园中的“月亮门”前，梳着齐脖短发，穿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流行的短袖旗袍，两只裸露的小臂很自然地交叉在胸前，白皙的脸上很文静地微露笑意。照片背面是溥仪亲笔写下的几个字：“我的亲爱的玉龄”；见到那工整而又秀气的字体，我们就不难想见那时候溥仪对他的“祥贵人”倾注了多少爱慕和柔情。

就凭这张照片，溥仪画了“可”字。消息传到北京，醇亲王载沣当即召开记者招待会，向新闻界公开了这条引人注目的消息。载沣这样做，是要以既定事实形成不可更改的舆论和声势，迫使关东军当局无法阻止谭玉龄进宫。

然而，这无异于向时任关东军司令官的植田谦吉通报情况，舆论和声势的作用等于零。关于植田干预“康德皇帝”这次婚姻的情况，溥仪曾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告诉来访的潘际坰先生说：“在结婚之前，关东军司令官植田谦吉还特地派人到北京去打听她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一切认为没有问题了，才能把她找来。”^[1]

溥仪一九五八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写的自传中也谈到了这件事，并且讲得更详细一些。他说：

当谭玉龄由北京来到长春和我见了面，彼此都同意结婚之后，也遭到了植田谦吉的干涉，干涉的理由是，必须由他先派吉冈安直赴北京到谭家作详细调查，认为“合格”之后，经过植田的正式许可才行。结果是在“令出如山倒”的情势下，经吉冈赴北京调查认为“合格”并和植田见了一面之后，才允许我们结婚的。

这段文字与史实略有出入。谭玉龄由北京赴长春，并不是在吉冈安直调查之前，而是在这以后，调查毫无问题，才由吉冈亲自安排谭玉龄成行的。因为尚须经由植田谦吉当面敲定，故还不能以特别身份大张旗鼓地前往，乃由吉冈亲自安排，让立太太和谭玉龄的婶娘陪同，悄然北上。直到植田面见之后，认为她完全是个幼稚的满族女孩子，毫无政治因素，遂不再干涉。

谭玉龄先在西花园畅春轩住了一个多星期，随立太太演习宫廷礼仪，继而入宫进见溥仪。

册封典礼是在一九三七年四月六日（旧历二月二十五）举行的，这有当时住在千叶的三格格韫颖给溥仪的信为凭。从这封信中我们看到，溥仪当时很高兴，赏赐三妹许多礼物。而且，那些天里，二弟溥杰刚刚完婚，四弟溥任也要结婚。但对溥仪来说，溥杰的婚姻并非吉事。三格格的信正是溥杰举行婚礼那天写的。那天是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信中写道：

敬禀者：奉廿二三号手谕，敬悉二月廿五日举行册封贵人典礼，颖谨此谨叩大喜。今日是杰之结婚日，连日奉到电话，颖非常高兴。杰等之披露宴，在八时闭宴。润麒大约九时可归千叶。明日下午三时，仍到富士演习去。杰等明日到神奈川旅行去，七日回来。皇上赏颖的别针，颖太爱了，谨此谢恩。皇上赏颖的像匣，是什么样？请画一图样，颖太想现在就看，不知皇上能不能等谁来时，命带来。如能，颖太高兴。颖近日常累，真不是病，千千万万请皇上别惦念。王爷又来信说：任于某月某日结婚。颖现打算给王爷写几个字道喜。余俟再禀，谨此恭请圣安。

按祖制规定，清朝皇帝妻妾分为皇后、皇贵妃、贵妃、妃、嫔、贵人、常在、答应八个等级。谭玉龄进宫后被“册封”为“祥贵人”，是皇帝的第六等妻子。

这次册封典礼不但严格限定于“贵人”级别的范围之内，而且尽量不声张，与溥仪一九二二年大婚就不可同日而语了。外廷赐宴，本是礼仪中所必有的，现在也有两种说法：一说日本关东军司令官以下日籍文武官吏和傀儡政府伪国务总理大臣以下“满系”文武官员都来凑兴道贺了；另一说则认为根本就未曾安排外廷的祝贺活动。在内廷则按清朝规矩行事，谭玉龄从跨进缉熙楼的步就不停地磕头，从一楼磕到二楼，又在溥仪的书房里，面对身穿深色西装并戴一副黑架眼镜的“康德皇帝”行三跪九叩大礼。只听溥仪轻轻说了一句“平身”，又将一柄带有“祥”字的“三镶玉雕龙凤如意”亲手递给谭玉龄，随后领她往奉先殿叩拜列祖列宗，至此礼成。于是，溥仪又把一位十七八的黄花处子娶进家门，也算是有点“艳福”吧，可惜他有福不会享。谭玉龄遂被引领着回到一楼西侧专为“贵人”安设的寝宫，并在那里接见前来请安的内眷和侍女们。颇令谭玉龄感到奇怪的是，没有安排她给“皇后”请安，甚至连婉容的面也未曾见到。其时那位可怜的“皇后”就住在几步之遥的同楼东侧房间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