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马一浮早年生平
节 大师之死
1966年，由中国的一代伟人发动的文化大革命风暴席卷全国，这在后来的历史记载中被称之为十年浩劫。这场革命的特点是：除了“一小撮”九类分子外；每个人都有权革命；除了本人外，可以打倒任何人。全国上下像喝了的茅台酒，日夜处于疯狂的激情之中；又像鲁迅笔下的阿Q,想革命，就革命，想是谁，就是谁。“一小撮”黑九类反革命分子首先被打倒；一批革命的人又被另一批革命的人所专政。今天是革命者，明天就可能成为反革命。正所谓疯狂不是精神病，歇斯底里是激情，羊颠风多只是运动症。直到先革命和革命的四人帮被后打倒，这场史无前列的大革命才算结束。已故的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在评价的功过时曾经说过，一生有两大功绩：一是领导中国人民站起来，二是试图通过文化大革命清除腐败。这可以说是对于文化大革命较有肯定性的一个评价。一个外国人在一篇文章里，对于文化大革命也做了这样同样肯定性的评价，认为正是毛发动的这场革命，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从而为以后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中国三十年改革开放的经济顺利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社会基础和条件。中国在经济转型的初期，能够完全避免拉美和东南亚出现过的寡头政治和军人政权，同时能够有效的抑制迅速膨胀的特权和腐败，这正是文化大革命造就社会平民化的功绩。这位外国人的大意是如此。类似的看法今天看来都很有道理，老人家的确是中国历史上极其伟大的人物，他不仅拯救了中国，而且造就了强大的中国，或者至少，为中国今日和未来的强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烈毕竟也是惊心动魄，更不是外国人所能够体会。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只要想想看，数千万人被扫地出门，一亿多人受到政治的迫害和牵连，社会处于亢奋状态时间长达十年之久，是个什么景象，就不用我多说了。需要说的是，知识分子在这场浩劫里首当其冲，成为倒霉的一群，作为“臭老九”被打入社会的另册，应该说是文化大革命的一个败笔。这个阶层，是这场革命里面受到冲击早、受冲击面广、也是受冲击久的一群人，只有极个别的人能够例外。而马一浮，这位中国现代传统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传统的知识分子的代表，被周恩来称之为“我国当代理学大师”的人，一代国学巨匠，在这场天崩地解的革命面前，也是在劫难逃。
1966年底，马一浮与当时的许多学者一样，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受到了批判。不久被红卫兵赶出他自建国以后一直住的西湖蒋庄，被迫迁至安吉路的一幢简陋的寓所。位于西子湖畔的蒋庄曾是他的一位学生蒋国榜的私人别墅，建国以后，一直让与马一浮居住。马一浮曾在这里每日对着西子湖那碧波烟柳、十里长堤，度过了他晚年悠闲的岁月，可惜他后却不能终老于此，这也是劫数使然，而此时的马一浮已经是84岁的老人了。
这一年的六月，杭州的酷暑似乎亦因社会的动乱而早早的降临，马一浮终因年老体衰、郁积成疾，在那潮湿闷热的简陋寓所内一病不起。据经常探视和照顾过他的楼达人先生说，他是因为胃出血被送去医院抢救。不过，由于他对中国动乱的局面十分忧虑，故去意已决，无法挽留。[1]临终前他作了下面的那首诀别诗。
乘化吾安适，
虚空任所之。
形神随聚散，
视听总希夷。
沤灭全归海，
花开正满枝。
临崖挥手罢，
落日下崦嵫。
——马一浮《拟告别亲友》
大凡历史上的著名诗人都爱在临终时作诗文话别，如陶渊明、陆放翁等等。一方面表达自己超脱生死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也隐含着要向世人说明，吾等非普通人，可以从容就死、自决生死，不必完全假手死神的安排。当然，临终说许多寓意深刻的话，不仅只是历史上诗人的专利，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的革命电影中的英雄烈士往往也是如此，都要说上半天，然后才从容死去，不知是否是受了传统诗坛的的影响。周星驰《大话西游》虽不是革命电影，但是里面的唐僧临终废话威力无比，可以看作是临终遗言的另类。马一浮不仅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极其著名的国学大师，而且也是颇有成就的书法家、和同样有成就的诗人，因此也不能免俗。当然，马一浮一生不以诗作彰名，而且他的诗作流传不广（实话说几乎没有流传），这是题外话。不过马一浮自己肯定认为自己是一个诗人，他一生的许多时间都用在了作诗上。由他的弟子整理出版的《蠲戏斋诗集》以及《避寇集》等等收藏了马一浮的诗词近千首，可以见其在诗词写作上的成果。所以马一浮同样有诗人的毛病（或者应该说是优点?），是可以理解的。
实在而论，马一浮的这首诗写得相当的不错，虽是生死话别，诗中却丝毫感觉不到死神降临时所带来的恐惧和绝望，而是充满了安详、从容、笃定和希望。诗的前半段是说自己将要离开这个尘世，后半段则是对于亲友的慰勉。整首诗除了使用一些佛家和道家的语言如乘化、形神聚散、希夷、沤灭等之外，并不复杂，不过，却寓意深刻。不仅表达了马一浮对待即将到来的死亡的态度，对于亲友的告别，也隐含了他对中国当时的局势以及未来前途的看法。于儒、佛、道德思想中浸淫了一生的马一浮先生，其精神的确已经达到了超脱生死的境界。儒家的正命，道家的达观，以及佛家的堪破一切，都在这老人的生命后时刻圆融贯通，实现了超越和升华。不过，马一浮终究是儒家，因此他的后的这首诗也包含了较多的对于现实的关切。因为道家和佛家是不需要告别亲友的，而且在生命的尽头处也已经没有什么剩下可以告别。儒家则截然不同。生命可以超脱生死，精神可以跨越感官，但生命的关系却不能斩断，现实的逼迫也是无可回避。马一浮尽管对于外面的疯狂和喧嚣早已做到希夷视听，不闻不问，但是内心仍然必须有一个明确的看法和态度。所谓视听希夷，只不过是不忍视听而已。将自己对于生命的态度和对于现实的看法告诉后人，这正是马一浮作为一个儒者的责任。个人的生命虽将结束，而人类的生命仍将延续。马一浮在生命的后时刻，虽对现实仍怀有一种忧虑，但对中国乃至人类之不久的将来，始终持有坚定无比的乐观和信念。诗中的“沤灭全归海，花开正满枝”一句，可以看作是这种乐观和信念的真实写照。
一个睿智的老人去了，留下了对亲友的慰勉；一代国学大师走了，留下了对中国的预言。十年后，中国在邓小平的带领下走出了动乱的困窘和革命的怪圈，迎来了改革的春天；二十年、三十年后，中国的改革已经是花开满枝、硕果累累，中国人昂首挺胸，迈开了全面奔向小康社会的步伐。而马一浮本人不仅重新成为学术界注重的历史人物，他以毕生精力追求的儒家文化、思想、道德和精神，以及创造和拥有这一无上文明遗产的中国，亦同时成为世界瞩目的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