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在全球化的时代审察自己
自序中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究竟是什么人？”这个问题，确实有待思量。我们对于自己是谁，常常视为理所当然。用今天社会学、人类学的名词来说，这是一个认同和归属的问题。归属的圈子，并不一定是国界，因为国界经常会变动。也并不一定是族群的理念，因为族群本身毕竟是按照基因区分的，属于生物学上的判断，而且每一代都可能有外来的血统进入这一个群体，究竟我们是按照哪一种标准来传承：父系？母系？
或者按照语言、文化学上的理念来区分？或者根据文化本身的定义，按照我们的生活方式、共同持有的价值观念等，作为定义的标尺？而上面这几个参照标准，从语言到价值观念各项，也经常在变动。人群与人群之间会互相学习，饮食习惯、生活方式和信仰，包括交谈的工具（语言、文字），两代人之间都未必一样，何况长期的演变更极有可能使得这些因素累积、转变，终发展出完全不同的一套文化体系。
由此可见，上述的大问题，并不是一言两语可解决。这本书就是为了思考这个问题，描绘出一些关于“我们自己何所归属”这个问题的发展过程。从系统论的观念来看，每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内部各种变量之间不断地互动，互动之后能够得到一个总体相。然而，时间永远在前进，没有任何总体相可以长久不变。任何复杂系统，也都不断地扩大或缩小其涵盖的范围—在某一个时期，在界外的部分忽然进入界内；同样的，本来在界内的部分，可以忽然被排除在界外。中国古代的名学，有“飞鸟无影”“轮不辗地”等观念，意指飞鸟和车轮都是具象的观念，然而，他们留下的痕迹却是不可能被定格的。因此，在本书提出关于我们自己所属的系统，我宁可从过程方面着眼，讨论其变化，而不从“定格”着眼，咬定某一个时期的体相作为归属所在。
任何复杂的系统，无论是宇宙或者是花朵，是世界或者是沙粒，都包含不同的部分，其间又不断因为各自力量强、弱而发生对抗、分合等“函数关系”。在一个大的人群体系之中，我打算以文化理念、政治权力、社会力量和经济制度为研究视角，以这四个方面作为考察的基本变量。中国历史观念中的朝代，毋宁代表的是政治权威；可是，任何政治权威都无法独立运作，政权必须倚仗经济、社会和文化理念三个方向的维系，才能具体地将这一个政权所统治之下的人群结合为一个共同体。
共同体也不是旦夕可以形成。以雨滴或者雪片比喻，水分子必须要有一个可以结合的核心，才能扩大成为一个大水滴，其重量才足以降落成为雨滴。大而言之，我们所属的太阳系，也必须有一个太阳作为核心，这一串行星才能构成一个星系。因此，在上述变动的过程之中，我们必须要从“成核”开始。
在本书中，我们从大概一万年前开始讨论。那时候，东亚地区进入新石器时代，人类群体有比较固定的居住点，这个共同体内，开始出现若干文化圈，我们可以将其视为形成中国复杂系统的“颗粒”或“粒子”。考古学上，结合各个新石器时代的地区文化，以及文献传留的传说，二者互相印证以界定这些“粒子”，然后才讨论到由此分合、演化，后形成的一些较大的地方文化。凡此分合、迎拒的过程，在传说部分，呈现为拟亲属的文化群传承谱系。接下来我会再谈到，为何在今天的黄河流域中游会出现一个核心，以及夏商周的连续融合如何将四周的地方文化吸纳于内。接下去，春秋、战国时期两阶段的演化，将这一核心推展到黄、淮、江、汉，形成中国文化共同体坚实的“核心”，堪称为其本部。
秦汉时代，一个庞大的共同体网络终于形成。这一“天下”格局，以其开放性不断吸收与消化外来的影响。这一共同体，从此长期屹立于东亚。在共同体之内，文化、政治、社会与经济四环互相制衡，具有自我调节的功效。东汉以后，大批外族进入中国，同时中国的主流族群转移于南方。这一调整过程经过上百年，吸收了南、北两方面的新成分，开启第二次具有“天下”格局的隋唐时代。在这一时期，亚洲中部和西部出现强大的游牧文化圈，以及由此孕育的伊斯兰文化。位居东亚主流的中国复杂体系，面对西、北两方压力，收缩到这一共同体的本部。宋代中国虽然仍旧以“天下”自居，其实已经缩小为列国体制中的一个国家。
辽、金、元与后的满清，几度出现的征服王朝，对中国人的心态产生严重影响。自从秦汉时代以来，中国基本上是编户齐民的社会，没有永久的阶级。征服王朝的主奴区别，改变了统治权力的性质，集权专制的皇权抹杀了儒家人本思想对皇权的约束，也淡化了社会/文化精英的影响力。明代虽是汉人王朝，夹在蒙古和满清之间，但其皇权的专制集权，却与那些征服皇朝的君权并无二致。因此，中国经历了四五个世纪的集权统治，相当程度地丧失了过去政治/社会/文化三环互相制衡的结构。以上各阶段的变化，将在相关各章分别陈述；也将在后论，阐述共同体内各部分之间的分、合、消、长。
我不拿族群作为“变数”来考量，因为族群本身是个人的综合体。由于新陈代谢、个别成员的生死，群体内容不断变化；个人是会移动的，个人成群移动，无论移出迁入，都不断引发族群的内涵及主客间关系的变动。如果按照族群某一时空的情形界定该族群，这个复杂的族群系统将很难被观察。因此，讨论认同与归属，不能仅仅从族群下手。
……
在今天东亚的中国地区，长久以来并没有形成西方“民族国家”的观念。也就是说，政治共同体是一个天下性的大结构，在这个“天下”的下层，才有各种其他的区块。这个区块在没有进入中华圈以前—甚至以后—可能都是以自己的文化作为归属。在中华大圈子之内，所谓“百姓”，这“姓”字其实就相当于英文中的 “nation”，而不是今天的 “surname”。这种基本观念上的差异，使中国人在讨论民族意识时常常有和西文用法不太一致的地方。这是我们这本小书讨论中华民族问题时必须理解的一个大前提。
在下面各章，我们将从新石器时代各个地方文化之间的接触、交流、冲突与融合，讨论到文化的扩散和重组，间接也可以反映人类可能因应文化的开展而发生的各种迁徙与混合。然后，我们会在历史时代找出几个关键的时期，针对这些时期的战争与贸易及因此引发的人群迁移和融合，讨论到各地族群之间的混合，以及一些孤立的“口袋地区”所呈现的地方特色。前面我们提到复杂体系的“成核”过程，也意指此处各种移动与混合。
整体言之，中国五六千年的内外变化，犹如各种不同的豆类被倒在一个锅内，不断地搅和成腊八粥；假如把它们磨成浆，则出现的将是混合的豆浆。这种混合，可能就是新加坡学者报告指陈的：现代中国人基因呈现的高度一致性。长期混合的结果，不同于选择刻意保存某种基因的“纯种”。我们必须理解：天下没有真正的“纯种”，跑马场上的纯种马，都是特意保留的单纯基因组合，有其一定的长处，但是也有更多遗传的弱点。人类将来走的道路，也是在不断地交流与融合之后，逐渐构成一个共同的人类种属。其中，个别的人会呈现不同的外表，而他们的基因却是上述“豆浆型”的混合，那才是所谓“现代人类”。
本书的章节也会讨论到“汉人”或是“汉族”这些字眼发生和演变的过程，以及后来例如“秦人”“唐人”“明人”等类似名称，为何都不像“汉人”这个词一样，有如此长期的生命力。这一串名称，如所众知，乃是从皇朝的名称延伸而来。这些名词并不是根据血统或者基因的不同而产生的，而应当是与文化认同关系密切的社会结构及国家性质有关。在下面有关的各章，我们会谈到，为什么“秦人”在西方文字里面会成为“China”，而在中国的历史里面，“汉代”这一皇朝称谓则存在得更持久，代替了“秦人”成为中国的另一名称，甚至于后世的唐、明皇朝竟不能取代“汉人”。
后，我们也必须要严肃地面对下述问题：为什么过去“中国”有如此强大的吸引力，能将许多外围的文化吸入华夏圈内？从另外一方面看，华夏圈又如何保持足够的弹性，吸纳外围的文化与族群？今日，我们要考察的课题正是，为什么到了近代，中国丧失了过去的弹性和可塑性，以至于到今天，我们不得不认真地审视本书的主题：中华、华夏和汉人？
世界在改变，中国也在改变。在这几千年来世界次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我们审察自己的归属和认同，也审察族群归属和认同的原则，应是非常严肃的课题。庶几我们不被狭窄而偏激的族群狂傲挟持，迷失了自己往前走的方向。中国人能如此自我审察，对世界是有益处的；邻近的其他国家，在中国的自我审察过程中，不能责备中国，认为中国是以民族情绪威胁他们；中国也因为对自己有所了解，不至于产生大国沙文主义，也会因此消减四周邻居的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