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
生年：1953
现职：《公共论丛》主编，《社会学家茶座》执行主编
主要著作：《社会思想的视角》
王焱的书单
《学术与政治》，[德]韦伯著，冯克利译，北京三联，1998
《俄国思想家》，[英]伯林著，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
大凡在学问中讨生活的人，对于让外人参观自己的书房这件事，大都心存忌讳。他们视自己的秘密书架，好比金屋里藏的阿娇，或者贪官的银行户头，不到万不得已，那是绝不愿意轻易示人的。
对于古人来说，个中原因不难理解。古代文化传播的条件有限，学人出书、购书、读书都非易事。东汉时的文人蔡邕，原本学问平平，后来忽然学问大进，谈吐生风，舌灿莲花。他的两位朋友猜测他不得异人，必得奇书。某天趁他外出，终于在他卧室的枕头下面翻出一本王充《论衡》的抄本来。蔡邕无奈，只好与他们两人共享此书。而汉代大学者扬雄的“秘密书架”中，据说有一本罕见的词典，别人向他索借，急得他几乎要跳楼。也正因此，近人刘成禺曾说：“凡著述大家，皆有平生用功夹带、手抄秘本，匿不示人。” 有位朋友与我不时谈文论学，不知怎么竟怀疑起我有什么秘本不肯示人。有好几次光临寒舍，未经邀请就径奔我的书房，意图翻检我的“秘密书架”，结果每次都大失所望，怏怏而返。弄得我也很尴尬，恨自己为什么竟不能也拥有几本孤本秘籍，可以拿来与这位朋友共享，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学问大进。
对于现代人来说，由于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大规模传播在社会上成为可能。这对于想要读书的人来说，固然是一件好事，但对于想要拥有独门秘笈的人却又成了一件惨事。试想，在当下信息如此涌流的一个世界上，还能有什么武功秘籍呢？如果有，恐怕说的大都也是些“挥刀自宫”之类的法门，轻易尝试不得，不如不读为妙。
对于一个拥有男性气概的人来说，追求权力、财富、知识、名望乃至女人，本来都是天下正当不过的事，实现这些愿望，各有各的路径。可历来劝学之人，总是竭力渲染读书能够改变命运，一味作虚假广告，使人误以为读书不但可以增长知识闻见，而且可以为官作宦――挣得千钟粟；可以发财致富――获取黄金屋；甚至于还能够抱得美人归――娶来颜如玉，有些穷措大更说些什么“拥书百城，虽南面王不易”之类的疯话傻话。结果，想要当官的，想要发财的，想要泡妞的，一股脑儿都跑来买书、读书，等到后来发现不是那么回子事，后悔入错了行，再想改换门庭也晚了，于是就只好拿学圈当商圈，以学苑为官场，大肆操练起来，结果弄得今天的读书人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不文不武不衫不履，久而久之，连白道黑道也弄不清了。大学与科研机构中更是各种丑闻不断，既同官场，又像商圈，更似柔媚争宠的风月场，却惟独不大像是读书人安身立命的一个所在。
我以为喜欢读书，其实和热衷于斗蛐蛐、玩葫芦之类玩物丧志的事差不多，并无多少神圣之处。古人说寒窗苦读学会舞文弄墨是雕虫小技，其实，这倒是更接近生活世界的真理。所以，读书改变命运之说，实在是误尽天下苍生。
这种“读书有用论”所造成的另一个社会后果，就是各色人等一窝蜂地冒出来胡乱写书出书，结果是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如果缺乏别择，难免让人目迷五色，望洋兴叹。小说家昆德拉当年就曾感叹，在于今这个大众社会中，“写作癖好在人群中如此泛滥，其中有政治家、出租车司机、女售货员、女招待、家庭主妇、凶手、罪犯、妓女、警长、医生和病人。这向我表明，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潜在的作家，没有谁是例外，所有的人都有权冲到大街上高声大喊：‘我们都是作家！’”结果，无论阿猫阿狗，长三阿四，几乎所有人都在忙着写书、攒书、出书，这固然体现了现代社会一种文化民主化的大趋势，但无人倾听，无人阅读，写书出书也就变成了一种灾难。昆德拉曾经预言说：“一旦每一个人心中那个沉睡的作家苏醒了（那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那么我们就陷入了一个相互成为聋子和哑巴的世界，一个互相无法理解的世界。”这一天在中国，其实已经提前来到了。
我以为现代学者大多其实并无什么秘本，但是每一个像样的学者都有其基本的学术资源。世上好书无限，但一个学者真正阅读功深的，其实也许就只有几本而已。就凭借对这几本书的刻苦钻研，他就拥有了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capital culturel），能够在学术天地里纵横驰骋一番了。如同当今中国的富人都不愿谈自己原始资本的来历，学者们对自己文化资本的来历往往也都讳莫如深，因为“秘密书架”一旦“走了光”，学人身上的光圈也就暗淡了。
唐代大诗人李义山曾纂辑俗语雅谑，以类相从，名为《杂纂》。其中“杀风景”一条下有“松下喝道”、“花上晒裩”等等，而今而后，如果还要再加上一条，那恐怕就是学人的“秘籍曝光”了：
以赛亚·伯林《俄国思想家》
“狐狸多知，而刺猬有一大知。”伯林从这一隐喻中获得启发，进一步发展出思想史研究的两种理想类型，用以阐释一元论与多元论的不同思想类型。其实，伯林本身便是一位狐狸式的人物。他从不指望用一个的思想体系去解释一切。他由价值论的多元论发展出方法论的多元论，即研究方法可依对象的变化而变化，这恐怕才是他偏爱“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之块垒”，通过思想史来拓展政治理论研究的原因所在。所以，从根本上说，我们便不能用刺猬的标准（一元论的体系）来衡度狐狸的才情（多元论的思想风格）。他月旦人物，裁量文章，不但能够一语传神，而且谑而不虐，饱含智慧与幽默。对于那些观念性情风格绝异，文化背景也迥不相侔的人物，他尤擅内敛于这些不同人物的内心世界去思考体会。牛津爵士一生身泰名遂，可他对于那些笔端老辣多刺，思路狞猛怪异，性情畸零寡合之徒，如马克思、巴枯宁之伦比，偏偏独多精识慧解，犹如老吏断狱，推理层次分明，往往是一掴一掌血，一鞭一条痕。
回看二十世纪群星灿烂的众多思想家，有的思维缜密，有的聪明过人，有的学识渊深，有的功力超群。相形之下，伯林也许并不算特别出众，但我仍愿将他的书列入我的“秘密书架”。
马克斯·韦伯《学术与政治》
韦伯的学术体大思精，我辈凡夫俗子，只能望洋兴叹。前苏联的学术界喜欢对西方学者进行大批判，惟独对韦伯，还是不能不惊其卓识而服其渊博。现在这部书有了冯克利很好的译本。如果力图全面理解韦伯的思想，可以从这本书入手。这是两篇堪称经典的演讲，语言朴质无华，没有修饰，以至有人说就像是“一块未经修饰的岩石”，而单单凭借思想本身的力量，就征服了我。有了韦伯的思想打底，让我看到，很多后来的思想家和学者腾挪躲闪，其实都跳不出韦伯的光圈。雅斯贝尔斯曾说韦伯是哲学的道成肉身，良有以也。
韦伯深知现代社会理性化的进程导致专业化的宿命，他的对治之道是，对自己将要涉猎的领域拥有足够的知识：一方面要比“专家”掌握更多的知识细节，同时又要比所谓“专家”具有更广博的知识结构，更开阔的学术视野，更强烈的人文社会关怀，从而构建出更具本质性的整体性的知识框架。对于这样的学者，我们称之为社会理论家（social theori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