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前言
中国的近代是一个富思辨的时代，我们的祖辈对前此没有见到和亲历的新事物：轮船，铁路，学堂，地动说，进化论，民约论等等，哪一样不是经过艰苦的思辨而后承认的。千百种刊物和论著，无不是这种艰苦思辨的详尽记录。
前人艰苦思辨的事物，往往是吸引后人论述历史的珍贵内容；那些站在思辨前列的人，更是后人热烈探讨的对象。春秋战国时代的诸子百家，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哲人，尽管年经百代，地异欧亚，人们总不会忘记他们，反复考订他们的生平，咀嚼他们的言论，弃其糟粕，吮其精华，以开创自己时代的思辨。而近代中国是我们祖国刚刚走过来的昨天，与我们的生活如此亲切，它的遭遇和前进更不能不使我们百回千转地思之了。
回忆开始发表文章，已是42年以前的事，那时不怕露屁股、出丑，在战火纷飞、天地玄黄中，随感而发，什么都写，练习了文字。但自己是学历史的，毕了业，又在学校教历史课，教“中国通史”，渐渐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较多地引史或就史发议，把文字归到历史这一行业。在四五十年代之交的新的岁月里，多次讲授“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一类课程，随后专任近代史教学，进入行业的内部分工。近代社会的巨变，时而骇浪滔天，时而峰回路转。国家的前途，民族的命运，人民的疾苦，是那样激励着自己的心弦，便日益以万象杂陈、新陈代谢飞速的近代社会作为自己朝夕思辨的契机。我并不是像思辨哲学家那样由概念推论出存在，而是认真地考察历史的势态，占有资料，从存在去思辨事变的由来及其演进，寻找它的规律。虽然未必尽当，但我是这样努力以赴的。
论史与铺叙地写历史长编不同，论什么，怎样论，作者有较大的选择和自由，不必从头说起，面面俱到，主要在于抓住问题，突破一点，层层剥绎，究其底里。那么，问题从何而来?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在教学准备和阅读史籍中，日积月累，熟悉的东西多了，以此例彼，就会产生疑团，就会有问题从书中跳出来，不容你不去思辨，不去搜集资料进行论证，终至一吐为快。如谭嗣同有冲决一切网罗的民主精神，何以迈不出忠君的改良派道路?“中体西用”是19世纪后期一代人引进西学的宗旨，何以长期归之于洋务派的张之洞一两个人的“乐道”?清朝统治者亟谋自保而编练的“新军”，何以会走向它的反面?我写的这些篇章，大抵由此构思取材而成文的。一是由现实中提出来的理论与实际的问题，或从见闻中一再得来的感触，驱使我去追溯历史，寻求前因，而近代史恰是现实的近亲，现实中的许多事物还有它的影子或残迹，由今及史，探源追流，是了解事物真象的重要途径之一。如“农民战争与人口问题”，“夷”、“洋”之辨，“革命与改良”这类文章，便是循这一思路而命笔的。
代前言中 国 近 代 史 十 五 讲此外，任何学科都有长期存在的争议和经常冒出的分歧。变化大、曲折多的近代社会，论述它的历史更是如此。建国三十余年来在近代史领域中有过多少这样的问题！这些争议和分歧的问题，对专业者来说，没有不乐于去思辨的，并就了解实情而有确见的课目，认真论述，是为学的分内事。如近代史的起讫年限，《李秀成供》的真伪，《瞿秋白年谱》的序言等篇，我写了自己的看法。其间也有自己论文招来的驳议和反驳议，关于探讨冯桂芬思想的两篇，就是这样产生的。如何对待驳议?应该是既不苟同，也不护短，严格按照历史事实及时代脉络立论。
围绕历史的思辨，事实，立论第二，那是让历史说话，也即实践检验真理的准则。让历史说话有两层意思：一层是尊重事实，事实是立论的基础，如果事实不实，游谈无根，立论就没有不歪的；一层是说一切设施，它的成效如何，要让事实表现出来，如果是违背客观规律的设施，就会受到客观事物的惩罚，即是历史说话。但是，用文字撰述的历史是通过人来说话的，撰述历史的人都有他的社会性，也都生活于一定的时空里，他们没有不受社会性的制约，也没有不受所在时空的制约的，不管撰述者如何忠诚于事实，是逃不出那个时空规定撰述者的情感和认识的。而史论比史编沾染的时空色彩更要多一些，如果撰述者立意触及现实，则史论更带政论色彩。“以史为鉴”，史是过去，鉴则今人，它客观地表述了历史和现实的联系。史论是现实的人对历史的感发，它有无深刻的借鉴意义，是其有无价值所在，没有借鉴意义的史论是缺乏生命力的。但借鉴的现实性，应该得自历史的必然逻辑，决不应该是狗尾续貂，强加臆言。强加的臆言，很可能是对历史的亵渎，而对现实则是歪曲。
我们处在伟大的变革时代，一切都在变动和发展中，经常被这样和那样的思潮所吸引和困扰，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素养，没有洞彻事物的能力，仅凭一时直觉，追踪现实，借史发议，纵无恶心，也很难免于乖戾。“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苏轼这两句诗(《游金山寺》)，是说长江的潮势涨到一丈高，潮退了，金山的边岸还留下了一道道沙痕。我们的时代像浪潮一样，奔腾起伏，印在人们身上的“沙痕”就是自己的历史，我们不应该去磨擦“沙痕”，应该让“沙痕”作为省察自己的记录。
(1983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