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费正清篇正式发表的论文是他的博士论文的一个章节，在北京撰写，并发表在北京的英文学术刊物《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上。
这篇题为《１８５８ 年条约前鸦片贸易的合法化》（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Ｏｐｉｕｍ Ｔｒａｄｅ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Ｔｒｅａｔｉｅｓ ｏｆ １８５８）的论文围绕这样一个中心问题展开：为什么鸦片输入中国为合法这一条款会被写入１８５８ 年１１ 月８ 日中英签订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 是由于英国的武力逼迫（这是普遍流传的看法），还是有其他原因？
中国人对鸦片并不陌生，制造鸦片的罂粟早在唐代的文献中就提到过，但只是用来入药。吸食鸦片的方法则是１７ 世纪以来从传入中国的吸食烟草的方法发展来的。一般说来，服用鸦片的其他国家民众都是把鸦片从口吞食到胃里去，唯有中国人是吸食的。外国鸦片流入中国始于１８ 世纪初葡萄牙人的贩运，开始时每年只有几百箱，但随着中外贸易特别是中英贸易的扩大，鸦片的进口量越来越大，到１８３６ 年已经达到一年两万箱之巨。③ 鸦片不仅毒害中国人的身体和精神，而且导致大量白银外流，国内银价上涨，所以清朝皇帝自雍正起就屡申禁令，但只是收效于一时，而无法彻底杜绝，直到１９０７ 年１２ 月，中英两国终于达成《禁烟协定》六条。１９１１ 年５ 月中英又达成《禁烟条约》十条，同意在中国禁烟确有成效时停止对华鸦片输入。中国由此开始了近代历史上次成功的禁烟运动。
费正清的论文共分六个小节：一、１９ 世纪５０ 年代的间歇期；二、英国政府的鸦片政策；三、中国实施禁烟；四、中国对鸦片贸易课税的建议；五、中国地方当局征收烟税的情况；六、一点阐释。在文章的开篇，费正清明确指出：“鸦片贸易是１９ 世纪的一件大事，历史学家迟早都应该分析其原因、活动和影响。它同中外关系的各个方面———商业、政治和文化息息相关，因此它的具体情况应该和其他方面一样考订出来，并把两者之间的关系阐述清楚。”①他写这篇文章正在于利用掌握的资料，揭示事实，引起更多学者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在文章的小节，费正清指出，１９ 世纪５０ 年代英美商人为了能在条约口岸买到更多的丝绸和茶叶，必须在口岸外销售更多的鸦片，以便筹集必要的资金。“由于中国人不买外国制成品，外国商人购买中国产品方便的方法，要么像１７、１８ 世纪那样使用带来的成船的白银，要么像１９ 世纪初以来日益普遍的做法那样，使用成箱的鸦片。”②这样丝、茶贸易和鸦片贸易就像一个连体婴儿那样不可分离，但问题在于前者是合法的，而后者是非法的———１８４２ 年的《南京条约》没有给予鸦片贸易以法律根据。在接下来的两个小节中，费正清考察了１８４２—１８５８ 年中英双方的政策，中国是厉行禁烟，而英方则采取不予支持和保护，实际是放任自流和纵容的政策。但中方的禁止也不是各地都一样，“禁烟在北方较为得力，特别是京畿地区，一直坚持到较后的日子；在南方各省，鸦片输入与日俱增，种植鸦片也已经开始，而镇压措施却越来越少”③。在鸦片泛滥，难以禁止的情况下，中国官员开始陆续建议将鸦片作为合法贸易进行征税。费正清在文章的第四小节对此进行了考察，他指出，个建议征收烟税的官员是湖广监察御史汤云松，时间是１８５１ 年１ 月１６ 日，但这位御史的奏疏未见下文。两年后张炜、吴廷溥两位御史上了同样内容的奏折，这次得到了皇帝和军机处的重视，但他们的意见未被采纳，军机大臣在答复中强调补救的办法不是使鸦片合法化，而是更严厉地镇压。但不久太平军占领了南京（１８５３ 年３ 月）并席卷东南几个富庶的省份，造成了清政府的财政危机，于是征收烟税的问题再次提出并在一些地区得到了部分实施。在文章的第五节，费正清以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四个口岸为例，具体说明了１８５５—１８５８ 年征收鸦片烟税的情况。１８５３ 年以来尽管北京政府还在强调禁烟，但地方政府为了解决军饷等财政问题已经开始悄悄地向鸦片征税，而福州、厦门则更把征税公开化（１８５７ 年），这些都成为在全国范围内将鸦片贸易合法化的前奏。通过以上分析，费正清在结论部分指出，那种认为１８５８ 年英国强迫清政府使鸦片贸易合法化的流行说法是不完全正确的，只说出了一半事实。另一半事实是“中国人希望通过对鸦片贸易全面征税，增加收入”，所以“应该承认鸦片贸易也是中国内政问题产生的结果”。①
费正清这篇文章的重大突破在于使用了中文资料，特别是军机处档案。在费正清之前，马士在《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也讨论过鸦片贸易问题（卷第八章《鸦片问题》、第二十三章《鸦片，１８４２—１８５８》），但马士完全依靠外文材料，没有直接使用中文资料，他所使用的一点中文材料来自《北华捷报》（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Ｈｅｒａｌｄ）、《中国丛报》（Ｃｈｉｎｅｓｅ Ｒｅｐｏｓｉｔｏｒｙ）上英译的清朝文献的片段，所以在讨论中国官方的政策时就显得比较薄弱。费正清的论文一半是讨论１８５３—１８５８ 年中国地方官员如何不执行中央政府的禁烟令而自行征收烟税的史实，这部分内容在马士的书中是完全没有的。利用原始的中文档案进行近代史研究是费正清的一大特色。这一特色的形成除费正清自己的努力外，更大大得益于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蒋廷黻的指导与帮助（详见下一节）。
费正清在写这篇文章时有关清代对外关系的重要中文文献《筹办夷务始末》已经影印出版。《筹办夷务始末》是清代官修的对外关系档案资料汇编，又称《三朝筹办夷务始末》，计道光朝八十卷，文庆等编；咸丰朝八十卷，贾祯等编；同治朝一百卷，宝鋆等编。《三朝筹办夷务始末》编成之后藏于宫中，均系手写稿本，没有刊刻付印。清朝覆亡后，这三种稿本连同宫中其他档案均为故宫博物院所有。故宫于１９２９ 年开始陆续将其全部影印出版，为学者研究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由于《筹办夷务始末》“１８４２ 年以后很少提到鸦片问题”，费正清写此文所依据的材“主要来自藏于北京大高殿未出版的军机处档案”。① 对此费正清在第六条注释中做了这样进一步的说明：“这项资料是从编纂《筹办夷务始末》的同一档案中搜集来的，其中有的文件没有收入《筹办夷务始末》中。得以使用该项资料，我要十分感谢清华大学的蒋廷黻教授。”②军机处是清政府的重要机构，对于和它有关的资料蒋廷黻自然不会放过，他在回忆录中有这样的记叙：“清华五年是我一生中快乐的岁月。我乘便可以接触故宫博物院的档案。有一段时间，我们有好些人在故宫博物院抄录档案，把未公布的重要文件抄录下来。故宫中收藏的重要档案是清代军机处的。自１８ 世纪３０ 年代起到清代终止为止，军机处是大清皇帝的真正秘书处。该处人员管理档案非常制度化，每天来文均有收发登记，这些来文主要的是中央各部及地方首长的奏折。此外，对皇帝批复的奏折也有专人登记。每件档案都详细登录日期及摘要。这种简单小心处理档案的制度，对满清政府说实在是一种光荣。由于革命和武装政变在北平接二连三地发生，有些老衙门的档案均被弃置，无人管理。有些档案在北平当废纸卖。我为清华成吨购买。清华图书馆所存的资料大部分都是清朝军机处和海军方面的资料。”③蒋廷黻本人利用这些资料写了不少文章，是早使用这批资料的中国学者。而在他的指导下费正清则成为利用这一资料早的外国学者。
费正清的这篇论文完成后，发表在《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第１７ 卷第２期（１９３４ 年７ 月）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会（Ｃｈｉｎｅｓ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是１９１５ 年由一批中外人士共同在北京发起建立的。１９１６年该会创办了英文会刊《中国社会及政治学报》，期于４ 月出版，以后每个季度出版一期，四期为一卷，１９４１ 年终刊。蒋廷黻在北京期间一直是该刊的编辑。在蒋廷黻的帮助下，费正清的处女作得以在这份英文刊物上发表。此后，费正清又陆续在这份刊物上发表了其他几篇文章，同样得到了蒋廷黻的关照。
选自P37-P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