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世界知识年鉴》一天，我们在报纸上看到有关美国的报道，就很自然地聊起美国。因为父亲曾经送给我们兄弟姐妹每人一本《世界知识年鉴》，让我们了解世界各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军事情况。通过读书，我对美国也有一定程度的了解。看到那篇报道，父亲就跟我对比中国和美国的国情，他说，两国纬度相似，面积相似，但是国家的自然条件相差很多。美国山很少，大片的平原，可耕地面积非常大；中国可耕地面积要少得多，大片的沙漠、荒滩，寸草不生，人也无法居住，还有戈壁滩等生活条件非常恶劣的地方。美国的石油、煤矿资源非常丰富，人口也很少；中国的人口对国家来说是一个很沉重的负担，要每个人都有饭吃，有衣服穿，确实不容易。他对比了中国和美国的农业和农业的生产方式。
在江西那段日子，我跟他一起生活了大概八九个月，他跟我谈了很多很多，从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到对我家庭生活的、关心。
他反复通读了马恩列斯的著作后，又反思了自己几十年的工作实践，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说，过去我只是有实践经验，现在我又有了理论。又有理论，又有经验，将来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我都不怕了。
那段时间，他思考自己的前半生，对自己从事的经济工作做了一个总结。他说，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他确实不如，在这方面是个天才；但是在经济方面，因为他介入得很早，几十年积累下来一点经验。
他总结他有关经济工作的实践，说他的经济管理经验完全是从实际工作中，根据中国国情逐步积累起来的。他是根据中国的国情制定经济政策的。从江西苏区开始到陕甘宁边区，到建立东北根据地，到全国解放，地域逐渐扩大，人口也逐渐增多，经济结构也逐渐复杂。他一直没有间断地搞经济工作，经验积累从简单到复杂，变得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全面。
他跟我们反复说过，全国人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都在他肩上，这个担子非常重，责任非常重大，作为主管经济的他一定要让老百姓的生活有所改善，稳步前进，要一年更比一年好。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觉得共产党好，觉得共产党真是为他们的利益着想。他说，我管理经济的经验主要是从实践中来的，是根据中国的国情逐步发展起来、丰富起来的。
有一次，父亲和我讨论了一个和汇率有关的问题，我们争论来争论去，谁也说服不了谁，后也没搞清楚。我记得回到北京后，父亲特地把当时人民银行的一位副行长叫到家里请教这个问题。副行长给父亲讲得非常清楚，父亲听明白了以后，又告诉了我。
父亲还提到香港问题，因为他一直主管全国经济工作，他很清楚香港在我国贸易中占有怎样的位置。
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主要靠出口少量的农产品、工艺品换取外汇，购买国家急需的机械设备和药品，而香港在我国的国际贸易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所以他说，即便是到了香港回归的时候，我们也要保留它的位置，不改变它的性质，因为中国需要外汇，中国需要和国际上进行经济交流。我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早在1938年就安排人到香港建立了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并开始利用香港进行国际贸易，为根据地解决一些药品和收发报设备。办事处就是华润公司的前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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