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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自信与文化定力
2014年5月23日在山东大众报业集团的演讲
一、我们中国是一个在文化上充满了优越感的国家，是个既吸收各个方面的外来影响，又从来没有怀疑过自己的文化优势的这样一个国家。我们中国过去就不知道，也不相信世界上有和中国一样的很多国家。我们知道中国是伟大的。然后呢，东边和南边是大海。我们对海并不关心，并不重视，海是神仙的世界了。西边、北边、西南边还有一些小番邦，这些小番邦从来没有对中国文化构成过威胁。所以当英国想打开满清政府的大门，想和中国通商的时候，中国的回答是：我们不需要和你通商，我们这里什么都有，我们一应俱全，用不着和你们通商。可是近2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空前的危局。中国文化面临“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当我们一遇到西方的船坚炮利——这种强大的，机械化的军事力量、物质力量、商业力量、商业竞争，和我们中国一直得益于自己所讲的“仁义礼智信”——我称它为古道热肠，就是我们相信的中国好的时期是越古越好，两者碰撞上了，就出现了大变局。全傻了。
孔子向往的是西周，庄子向往的更早，是神农氏以前，是炎帝以前。庄子认为，从黄帝开始事情就坏了，因为那是靠战争取得的权力。他对唐尧虞舜都是猛烈地批判，庄子认为他们经营了自己的名声。一旦权力系统懂得了经营自己的名声，就会出现纷争。所以这是一种以不争、以仁爱、以礼法、以秩序来治国的理念，几千年来，虽然没有完全做到，但一直是这样提倡的。
这里我要说一句话，就是大家不要认为文化是都已经兑现了的东西。文化包含着人的追求、理想，这种追求和理想未必能够百分之百地兑现，尤其是在你的有生之年兑现。比如西方的基督教文化非常好。西方的基督教文化他们都做得到吗？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伸过去？没有哪个西方人你打他的左脸，他会把右脸伸过来。这是不可能的嘛！是不是？见到别人不信基督教，就说是迷途的羔羊，等等。这些东西都是实现不了的。爱敌人，实现得了吗？美国人实现了爱敌人吗？当年的希特勒——法西斯德国，更没有实现。所以文化里头它包含着许多你所向往，但不是完全能够实现的东西。
中国的文化，时间太长了，几千年，越来越多地暴露了向往和现实之间的距离，你的言说、你的理论、你的语录和你的行为之间的距离。譬如说我们看《红楼梦》，它没有受西方思潮影响，既没有受民主、自由、人权这一套的影响，也没有受阶级斗争、革命、暴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理论的影响，可《红楼梦》里的主人公并没有把仁义道德搞得很好啊，反而很差、很恶心。尤其是《红楼梦》里的男人，只有贾政——贾宝玉他爹相信这个。贾琏相信吗？贾珍相信吗？贾敬也不相信，贾敬他炼丹去了，炼完丹，吃到肚子里面都是结石，吃了一肚子结石，后死了肚皮都是硬的。
所以这是一方面的矛盾。尤其到了清朝，除了刚才说的追求与现实，言论与行动之间的矛盾以外呢，更可怕的矛盾出现了，就是在中国文化之外，还有一个非常强势的文化——西方的文化，产业革命带来的文化，科学技术带来的文化，商业文明，商业竞争。所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样一套争出来的文化，不是让出来的文化。我们的固有文化提倡的就是让，谦谦君子。
二、香港回归的时候，谢晋先生执导了一部电影叫《鸦片战争》。这部电影没有受到特别的重视，其实，影片中，谢晋有很深刻的思考。里面有一些令人非常痛心的画面。一个是英国的议会，是在伦敦拍的，请的都是英国的演员。英国议会进行辩论，要不要对中国出兵，一票之差通过了。在这些议员发言的时候，有一个议员拿着一个挺大的瓷器，说你们看见了吗，这就是中国，然后往地上“啪”地一摔——不堪一击。
还有一个场面，鸦片战争失败以后，皇帝撤了林则徐的职务，然后派了琦善到这里主持求和。琦善请英国军舰的舰长司令上来参观，好吃好喝好待承，然后还请人家参观他们的炮台。这英国司令看了以后说，这就是你们的炮台吗？说是。这就是你们的海防吗？回答说是。然后这英国人说，对不起，告诉你们，你们这全是垃圾。这样一种心情呀，太可怕了呀。
《鸦片战争》那个电影结尾的场景，是道光皇帝带着他的儿子、女儿、孙子、曾孙，一大堆，其中还有那一岁的，在地上爬的，在大清的祖宗牌位前哭成一团——说对不起祖宗。
这个整个的，我称之为一种文化焦虑，就是我们由文化的优越感一下子坠入到文化焦虑的深渊。
挫折、焦虑、失败、救亡变成了这一时期文化的主题，在这个时候呢，当然也仍然有一些老爷子，说我们的文化很好啊，很精致啊，我们的汉字很美丽啊，我们的瓷器烧得好啊，我们是讲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啊。西方那些国家连什么叫孝都不知道，他们是一群禽兽啊，他们是畜类啊，是畜生啊。但在大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调子，被认为是昏聩、腐朽。那个阶段，这种观念被延续到后来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人热衷于古书，还在那里摇头摆尾于文言文，简直是人人得而诛之。
晚清以来，中国的有识之士，一方面是忧虑自己的传统文化突然暴露出千疮百孔，难以应对陌生的异己的世界，是否气数将尽；一方面是怕挟着军舰大炮的强势的西洋文化会把自己的文化传统战胜、吃掉。各种对于文化问题的讨论，充满悲情、激动人心、争执不休。这样的紧张性，使人进退都不好掌握。学西方(包括苏俄)学多了，怕是丢了祖宗；学少了，怕是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继承传统，多了，怕是复古封建；少了，怕是丢了民族特色。
你们看曹禺根据巴金先生的《家》改编的话剧，那里面坏的人就是冯乐山，冯乐山是一个糟老头子，糟到什么程度呢？他五十六七岁，怎么个坏法呢？他看上了伺候觉慧，并与觉慧产生爱情的鸣凤，要娶鸣凤当妾，逼得鸣凤自杀了。这个冯乐山是怎么表现的呢？他在自己的客厅里放了一副对联：上联是“人之乐者山林也”，下联是“客亦知夫水月乎”。上联是从欧阳修《醉翁亭记》那里来的，下联是从苏东坡《前赤壁赋》那里来的。话剧中，冯乐山一上来就摇头摆尾，“人之乐者山林也，客亦知夫水月乎”，一副面目可憎的样子。真是死有余辜，老朽不堪。观众在底下就一片哗然，一片笑声，觉得这世界上有此妖孽出现，这能对国家有什么好处？除了残害未婚女青年以外，还能对社会起什么作用？
可以和这个有一比的是，解放后优秀的革命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我记得这个话剧里有一个林小姐，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她对解放军的到来非常欢迎，她还邀请几位战士到她家去做客。那时她正在家里听舒曼的《梦幻曲》，有一个战士问道：“你听的是什么？”她用很嗲的声音说“梦——幻——曲”。当时你就觉得这“梦幻曲”三个字所代表的那种可笑、那种幼稚、那种格格不入、那种距离革命十万八千里、那种毫无用处，让你听着感觉非常可笑。而《梦幻曲》它本身是不是这么可笑？肯定不是。但是在剧场里，观众一听到林小姐说《梦幻曲》，就笑成一团，觉得荒谬、空虚、无聊、愚蠢、神经质，达到了极致。就是文化焦虑会形成人们一种什么样的想法，一种什么样的反应。
三、在这种文化焦虑当中呢，我又引出第三个范畴来，叫文化激进主义——一种高强度的文化焦虑必然会推进选择一种文化激进主义，把已有的文化成果视为毒药，视为垃圾。五四新文化运动就已经够激烈的了，在猛烈批判中国的传统文化上一个赛一个，不管是“左派”“右派”，都是批判传统文化的。当然后来都有变化。胡适等一些人提出了“打倒孔家店”。要跟欧美特别是美国一比较，便知道我们的中国事事不如人，只能误国误民。吴稚晖，国民党的元老，提出来把线装书扔到茅厕里去。鲁迅答记者问，给青年推荐什么书，他说：“我以为要少或者就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他有一个解释：“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人是提倡静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你一定要心静下来。庄子的口号是“虚静”；孔子的说法是“仁者静，知者动。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更激烈的还有钱玄同，说什么“人过四十，一律枪毙”呀，“废除中文”呀。“废除中文”的说法，一直坚持到解放以后。那不是开玩笑的人，那不是“愤青”，那是吕叔湘先生。吕叔湘先生的名言就是，我们中国一定要让汉字加封建专制主义被民主加拉丁化拼音文字所取代。同志以中央主席的身份提出过一句名言，叫“汉字的出路在于拉丁化”。到现在没有人提这个事。国务院有没有正式的文件，我估计有，我找不着了。
这些方面都有一些非常激烈的意见，那就是不但要否定中国的这一套传统文化中的这些东西，而且还要否定西方已有的基督教文明的一大部分。马克思和恩格斯说阶级社会是人类文明的史前社会，只有消灭了阶级以后，人类的文明社会才刚刚开始。那就是说到19世纪、20世纪为止，人类文明尚未开始，因为它有阶级，它有私有财产，这也是很激烈的。在“文革”中，我们常常来回朗诵、背诵、引用马恩的语录，就是要和人类迄今为止的一切所有制的形式决裂，要和迄今为止的人类的一切文明观念形态决裂，那时候常讲的就是“两个决裂”——这也是激进。
文化激进主义还有一个很表面、很通俗的象征，就是全盘西化。胡适就是全盘美化的代表。他不遗余力地、非常真诚地介绍美国怎么好，我们应该学习美国。他甚至于一直在幻想要说服蒋介石，让蒋介石接受美国的这一套政治观念。
我认为中国的全盘西化还有一个代表，不太西，但是比中国靠西，就是全盘苏化，完全俄化，代表人物就是王明。王明就是要按苏联的那一套模式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苏联很久以来不承认中国的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有一个副国务卿，专门负责苏联事务的，当时他和苏联的关系十分密切，因为他们是盟友。当然，苏联人民、苏联红军在打败法西斯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贡献，同时美国给苏联在“二战”中提供了大量军火的援助。所以这个副国务卿常到莫斯科去。有一次斯大林接见他，估计正题已经谈完了，副国务卿就想摸摸底，问斯大林部长会议主席，对中国的事情有什么看法。斯大林说，这样吧，我告诉你苏联共产党是黄油，牛奶提炼出来的黄油，中国共产党是人造黄油。那意思是，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山寨版的共产党。只有苏联共产党，以产业工人为主那才是真正的共产党。这不是我发明的，这是给政治局常委和中央书记处书记上过课的金一南教授，在北京电视台公开讲课的时候讲到的一些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