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与腐败：两个模糊的概念
“犯罪”是一个本质上模棱两可的术语。一方面，它指做了法律禁止的事或未完成法律规定必须完成的行为——一旦定罪，罪犯会因这类行为而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它也指那些违反道德准则的不公正、无意识或是有害的行为。法律并不能完全禁止这类败坏道德的犯罪行为。众所周知，有很多“犯罪行为”逃脱了法律制裁。同样，站在某些社会阶层的立场来看，有些人的违法行为是完全合乎道德准则的，但他们仍然遭到起诉并被因此定罪。
“腐败”的概念也很尴尬地介于规定和道德之间。字典对这个词的解释强调的是它道德败坏、心术不正和歪曲事实的性质，让人想起见到一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变质腐烂时的感觉。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完整美好的东西往往是根据既定法律法规来管理公共资源的政府公共部门。对很多人而言，出于个人私利侵占公共资源或是背弃公信力是腐败的关键。约翰森提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构想，即腐败与价值规范子系统间的相互渗透有关。例如，当亲友关系渗透到公用事业或企业管理中时就容易产生腐败。
人类学家通常对不平等条件和世界的不平衡发展十分敏感。他们早就意识到，不论在哪个社会，集财富与权力于一身的人因犯罪而受到惩罚或是其腐败行为被揭发的几率要小于其他弱势群体成员。这些人不仅可以在触犯法律后支配大量资源来为自己辩护（而且由于他们头顶受人尊敬的光环，在一开始便更有机会参与法律法规的制定)。与此相反，社会底层人民则更有可能首当其冲被贴上有色标签。在道德和法律运动中，连他们的日常活动都被重新界定为腐败或是有罪的，就更别提是反抗了。然而，即便对边缘群体或烙印群体来说，犯罪与腐败的现实也超越了他们的社会建构（这关乎社会行为与社会知觉之间的相互作用)。任何指控都可能存在偏见（有关罪责的话题总会遭到质疑)。但是，赦免那些弱小、被污名化或令人同情的群体成员的罪行和腐败行为，也是低估了给他们带来灾难性后果的可能性。
黑手党的形成与政治腐败
黑手党的前身形成于1815年至1860年间。当时，西西里岛的统治者那不勒斯波旁家族正试图废除封建制度，兴建土地市场，并圈起公用地，把集体牧场改成私人耕地。但由于政府经验不足，地主的贪欲和乡间暴徒的恶行无法得到遏制，起义农民提出的要求也未得到有效回应。镇压没能阻止土匪们继续在乡间游荡。土地所有者要么仍旧遭受窃贼和绑匪的侵扰，要么雇用他们来保证自身安全。
在这种裂隙间，黑手党逐渐从由货运马车夫、骡夫、流动商贩、土匪和牧民构成的初的企业家阶层中发展起来。士绅和贵族地主招募这些人来守护和管理自己的庄园，并为其收租。这些走狗们替主子报私仇，却反过来号称是在重建社会秩序——包括惩戒桀骜不驯的农民。尽管他们摈弃了绑架——这种上流社会惧怕的暴徒行径，却因为敲诈又开启了另一种混乱。
黑手党“家族”的数量开始激增，尤其是在穿过西西里西部山区的“暴徒走廊”沿途以及巴勒莫周边富裕的经济果林区。对此，连着几届意大利政权都装作视而不见。墨索里尼曾一度扭转了这种宽容的态度。他特别指定的“完美巴勒莫运动”几乎剿灭了黑手党。然而，在盟军攻入西西里岛后，占据岛屿的军事政府向有影响力的地主寻求建议，与这些精英有联络的黑手党随之被招入了当地政府。在随后建立起的意大利共和国里，黑手党重振旗鼓，保护了拥有土地的精英们免受卷土重来的暴徒行径和农民起义的困扰。他们胁迫甚至谋杀了左翼农民领袖，却几乎很少有人受到法律的制裁。
1950年意大利实行土地改革。但此时黑手党已经有了新业务：在全国范围内支持基督教民主党参选。这项安排被称作是“那项邪恶的交易”，它意味着农民斗争的主要支持者意大利共产党，不论在地方层面或是国家层面都将继续被排除在执政联盟之外。据估计，每个黑手党成员可以依靠朋友和亲戚拉到至少40至50张选票。仅在巴勒莫省就能收获75万至10万张“友情”选票。作为回报，黑手党成员相对来说可以免予起诉或是被判长期监禁。这种心照不宣的许诺也渗透到了一些新领域：对土地改革、城市农产品市场、新房建设，尤其是市政工程的管理领域等。70年代，意大利政府没能阻止西西里黑手党接管全球海洛因的运输，可能是这项“邪恶交易”严重的后果了。
美国黑手党的前身当然和他们截然不同，但两者间的相似之处也值得我们注意。南北战争后，来自东南欧的移民涌入了美国东北部及中西部地区的城市，为新兴产业及国家扩张带来了充足的廉价劳动力。这些新社区内不可避免地形成“硬汉”集团，在各自区域内插手解决纷争，掌控工作及其他经济机会，控制住房分配。到了90年代，一些移民组织，尤以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移民为著名，将在旧世界已经形成的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成员招入麾下。这些自发形成的犯罪团伙与更具组织化的犯罪集团之间形成了既互补又竞争的关系。
所有这些都是在一战期间及战后出现劳资冲突的背景下自然形成的。抑制这种冲突的一个核心就是立法禁止所谓的恶习——酗酒、赌博和嫖娼。据说这些做法使劳动阶层陷入危险的境地。在这些措施中，1919年国家禁止酒精法案引人瞩目。这项法案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追溯到19世纪30年代的戒酒运动。当时大约有150万人改变了对饮酒的态度，开始推崇禁酒运动。随后运动轰轰烈烈开展起来，后在20世纪初演变成一场对酒精的道德讨伐。禁酒运动依赖于广大的福音教会与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1903年运动催生了一个特殊的利益协会，即反聚会联盟组织，把大规模生产、运输、销售和饮用烈酒定义为可怕的犯罪行为。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与反聚会联盟的成员都在各州以及国家的立法竞争中支持那些赞成禁酒令的候选人。他们精力充沛地四处游说、请愿，求助于教堂、企业与工会，并在1909年印制出1亿份宣传手册。这些手册显然直接推动了禁酒法案获得通过。
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说，禁酒法案凸显出美国各社会阶层间一触即发的紧张态势。这种局势历来受到种族和民族的影响。一位共和党国会议员瑞奇蒙·皮尔逊·霍布森曾怒喝，“事实上，烈酒会把黑人变成一头畜牲，使他犯下残忍的罪行”。1900年以前，禁酒运动遵循人道主义，旨在帮助穷人，治愈酗酒者。但1900年以后，人们不再怜悯这些人，反而表现出自以为是的愤怒与道德愤慨，要求政府进行强制性改革。酗酒者再也无法得到救赎，反而被加以惩罚。基督教妇女戒酒联合会宣布，禁酒是一项“爱国义务”。禁酒运动变得越来越激烈。道德讨伐是禁酒令的基础，它将城市中信仰天主教的工薪移民阶层的生活方式与小城镇里信奉新教的本土美国人对立起来。后者多为白领阶层与农民，饮酒节制。杨斯顿是美国钢铁业的中心城市，它就是一个绝好的例证。
1900年至一战期间，杨斯顿的人口从4.5万发展到13.2万，其中四分之一是移民。市内超过半数的钢铁工人都在此列，早的一批来自德国、威尔士和爱尔兰，随后一波来自意大利、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立陶宛、波兰和乌克兰。他们大多是未婚男性，居住在工厂附近拥挤的“豆腐渣工程”里，离他们漫长艰苦的轮班厂区很近。开在工厂马路两旁的一溜小酒馆召唤着下班回家的疲惫工人们，在这里他们可以社交、喝酒，小赌一把一种叫“百搭”的游戏中的数字大小，或是在著名的希腊-土耳其游戏“酒吧百搭”中就快速转动的骰子下更大的赌注。1916年，工人们获悉工厂得到源源不断的战时订单，于是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工厂主请来工贼帮忙，他们中有很多是来自南部地区的黑人。这种挑衅引发了一些暴力事件，但当地的历史也强调，这种紧张局势还有另一个来源：罢工者们“有时是喝醉的”。工厂主们极为害怕，于是关闭了酒吧，以免这种情绪变得“更为糟糕”。有份文件记录，工人们占领了位于杨斯顿坎布尔钢板钢管工厂的矿场办公室，放火烧毁了那里的文件。这份文件显示，他们“闯入附近的酒吧，喝光了能找到的所有东西。而一旦被酒精灌饱，他们就试图烧掉眼前的一切”。三年后颁布的禁酒令，显然是一项劳动纪律（同时也是鼓励资本消费的手段，女人会把男人从酒瓶里省下来的钱用来购买家庭和住宅中需要的东西）。
禁酒令与反赌博法一道，为杨斯顿有组织犯罪的爆发提供了机会。只要对当地政客有利，政府就允许他们管制这些被禁止的行为。尤其是来自西西里和那不勒斯的犯罪家族不断繁荣壮大。毫无疑问，这有赖于他们掌握的科技以及组织方面的诀窍。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美国资本主义阶级关系的调停者——与西西里黑手党通过斡旋实现农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并无不同。在美国，因为市政府变得更为“民主”，所以这种调解也发展成一种政治角色。
杨斯顿的民主化进程始于20世纪30年代罗斯福执政时期。在此期间，工会日益合法并逐渐具备法律地位，而企业也更致力于改善员工的生活。与当时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钢铁业大亨沉浸在“福利资本主义”当中，试图削弱日益增长的工会的力量。因此，坎贝尔和其他矿场主都为员工建造了（按种族隔开的小型）连排住宅（在为小康家庭建造住宅的土地开发公司中注资)并通过资助游乐园、运动队和职工小卖部建立起一种新的家长制统治。他们构成了该市共和党体制的核心，也冷眼旁观了共和党借助逐渐拥有选举权的移民工薪阶层入驻市政厅的过程。
美国黑手党的发展史使它处于调停阶级关系的位置。与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黑手党不仅能为民主党拉到工薪阶层的选票，而且能将选票集中到某些特定候选人身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美国工业城市中确实出现了腐败的政治“机器”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对立。前者有赖于有组织犯罪集团为其助力，替他们收集移民工人的选票，而后者通常要求进行改革，开展反移民运动。重要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在1916年杨斯顿钢铁工人大罢工中展现出了令人害怕的战斗性，为了寻找能制约他们的力量，产业所有者与管理阶层对政治机器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们相信，这就是为什么，和西西里黑手党一样，美国的有组织犯罪在80年代之前一直在享受令人惊愕的免于起诉的特权。
双城毁灭记：20世纪60年代的现代化进程
二战后，巴勒莫急于推进现代化进程，城市反而因此被毁。因为黑手党强行参与到房地产炒作与建设中，造成城市发展无人监管，投资不足并进一步脱离正轨，终令人痛心地扭曲了巴勒莫的现代化进程。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中叶的现代化转型因此被称之为城市的“浩劫（scempio）”或是 “毁灭”。1957年到1963年是私人建设的鼎盛时期，而之后的70年代与80年代，重心逐渐转向市政工程。总的来说，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反映了二战后西西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进程。因为一方面，土地革命及由此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导致农民大规模外流；另一方面，农村地主——大庄园的所有者——把投资转移到了城市的房地产中。与此同时，国家福利的扩大使得城市更具吸引力，因为在那里能找到政府公职。巴勒莫在1946年成为新设立的西西里岛自治区首府，人口从1951年的50.3万增长到1981年的70.9万，增加了41%。尽管1962年地方政府授权开展一项城市开发计划，但这并没能阻止大大小小的投资者开始各种不受监管的建筑项目。他们都希望能从随之而来的房地产需求中获益。
一些极度令人不快的事情进一步扭曲了战后的建筑热潮。1943年遭盟军轰炸后，巴勒莫的旧市中心就被当时的政府所遗弃。巴勒莫是意大利南部损毁为严重的城市，市内7万多间房屋被炸毁，近15万人流离失所，栖身拥挤的贫民窟、棚户区，甚至是洞穴中。市内的豪华宫殿受损极为严重。高贵的所有者们在等待土地革命的惶恐不安中也遗弃了它们，任由其屋顶漏水，水管破裂。破坏者从空荡荡的房子中搬走了所有的建筑装饰——雕像、立柱、喷泉，甚至连管道系统都没放过。空袭也影响到了旧市中心周边颇具人气的地方。那里的危险建筑随时有倒塌的风险。它们要么被拆除，要么用密集的长木条十字交叉加固。与此同时，人们不断开发出这些地方的其他用途。非洲和亚洲移民搬进了这些危楼（回廊与院子被改造成了停车场、堆放建筑材料和赃物的仓库，或是工匠们闹哄哄的工作室；各种空旷的地区沦为卖淫与毒品零售交易的场所)。
政府决定放弃对该区域的重建，转而兴建“新巴勒莫”，这简直是雪上加霜。“新巴勒莫”起初集中于老城北面，即19世纪扩张后的新艺术区以北，然后扩展到西面和南面的地区。建筑热潮延伸至此，目光转向不规则的小块农田、荒废的果园、别墅以及小村落。贵族地主显然急切地希望能够将果园和大庄园出手。这加速了这一带由绿地变为钢筋水泥的丛林的进程。与此同时，汽车的数量与郊区人口一同成倍增长，将曾经沉睡的乡村街道变成了拥堵的泥潭。
这还不是“毁灭”或浩劫糟糕的情形。当时的人认为，如果历史中心的建筑继续遭受灾祸，被人无视的话，那就顺其自然吧：终它们可能会被夷为平地，为兴建一个向纽约看齐的现代化闹市区腾出地方。政府出资在偏远地区建设公屋与包括多车道环城公路在内的基础设施。这诱使私人房地产开发商在政府允诺的燃气和供水管道铺设之前，在供电、交通设施与学校等其他配套服务建立之前就来到市郊进行投资。1968年发生在巴勒莫南部的一场地震又一次袭击了这个老市区中心。政府随后出台的决定沿袭了之前的发展模式：更多果园被建成城区，在此基础上兴建大片公共住房，将市中心的居民迁出原住址，而不是修复他们权宜的居所。1951年这片区域有12.5万居民，而在30年的时间里，人口减少到了4万以下。因此，在巴勒莫外围广袤的土地上，一座座多层独立产权公寓和出租房拔地而起，形成一个连一个的单调街区。与东欧同等规模城市那些在阳台上种满仙人掌和天竺葵的居住区形成了鲜明对比。这些出租房在今天看来破旧不堪，表面的水泥层剥落开裂，承重的铁条、护栏与金属装饰经历多年的侵蚀后锈迹斑斑。
回忆起自己经历中那种极具吸引力的现代化场景，有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将这场浩劫怪罪到了“时代”身上。鉴于战后巴勒莫的发展模式，购买新房的人大都是之前的农民。他们或是受到土地改革的鼓励，或靠在北欧的辛勤工作来此购房，梦想着能逃离“落后的生活”——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想象着能得到进化（evoluto）或变得现代。宽松的信贷加上移居国外者的汇款也使他们能承担得起购房款。对当地政府的雇员来说，低成本的贷款是一项标准福利。在这种氛围下，甚至连巴勒莫本地居民都觉得，老东西没有任何价值。当然，那些泛着铜锈的古董除外。当1960年巴勒莫建成了一座“摩天大楼”时，这些现代主义者都激动地跑去看它次点亮的红灯。他们承认，现在回想起来布拉格式的风格也许会比纽约更适合巴勒莫。
但是指责风尚的力量——想要变得现代——也只能做到这些。建筑热潮的叙事更有可能指向腐败情节（intreccio）或是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