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与他的马一浮研究
一、怎样看待近十年的国学热和传统文化热
近十年来的国学热、传统文化热，是文化传承和文化重建的不得不然的现象。它根源于百年以来不间断地反传统，特别是对十年内乱期间“大破四旧”、“跟传统彻底决裂”思潮的一种反弹。
但传统文化、文化传统、国学与教育、礼仪与道德，其义理内涵及化迹型态，极为深邃复杂，今之学者分疏起来，犹感匪易，化入现行教育体制或成为可以践行的当代人的生活伦理，更是知难行亦难的艰辛旅程。
好在中国有广大博厚的民间社会，当占据社会主流的价值系统“礼崩乐坏”的时候，还可以在民间找到那些文化的碎片，即所谓“礼失求诸野”。因此虽经过长期地对文化的大、小传统的污名毁弃，我民族的文化传统仍然还能断而相续、不绝如缕。新儒家将后五四时期的传统文化，形容为“花果飘零”，固为的论。但根脉尚存，只要有培育的土壤，重新著花结果，并非不可期待。
文化的“大传统”则是指社会占据主流位置的思想型态，例如汉代中叶以来的儒家思想。五四“反传统”主要是反思和试图整合文化的“大传统”，民间社会的“小传统”未曾发生深层的动摇。当下我们所致力的，是在民间“小传统”先期重建之后，再一次对大传统的整合与重建。这是一个接续民族文化的精神血脉、重建我国固有文化价值信仰的文化扬厉过程。
我们高兴地看到，百年时日从未曾有过的文化人和国家中枢，正在合力创造文化重建的新世局。新的文化复兴的曙光已经在华夏圣土露出潜发的微茫。
二、马一浮是谁？他的大师气质是什么？
马一浮先生是二十世纪的“儒之圣者”。过去学界常常把熊十力、梁漱溟跟马一浮相提并论，但在这三个人当中，要讲学问的“本我”境界——注意我用了一个词，学问的“本我”境界——马先生要高于梁，高于熊。但梁和熊也都很了不起，人格精神也都是一等的。但是马先生的“本我”境界，比梁、熊要高一筹，这是我的看法。我说马先生是二十世纪大师中的“儒之圣者”，但是你不能讲熊十力是“儒之圣者”，也不能将梁漱溟是“儒之圣者”。他们都是儒学思想现代重构当中的重要人物，但只有马先生我们可以称他为“儒之圣者”。
马先生又不仅仅是“儒之圣者”，他还是“高人”，还是“逸士”，也可以说是一个现代的隐者。在中国传统当中，有品评人物的传统。这个在六朝时期，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发达。出现了很多奇书，譬如刘邵的《人物志》，譬如《世说新语》，一部记述魏晋人物风采面貌、品评人物性格精神的专书。我们如果用传统的方法品评人物，马先生显然不仅仅是大学者，不仅仅是大师级的人物，他还是“高人”。他的眼光锐利，对学问一目了然，对人也一目了然。你刚一进来，想说的话，没想说的话，他都知道。
马先生学问根柢的深厚，他的超越的精神，他的内在精神的净化，少有与之比肩者。他常说的一句话叫“刊落习气”。大家不要以为“习气”就是日常生活中的“庸俗之气”，不仅为我们学者所要去掉，也为一般人所要去掉。每个从事专业的人也有这样那样的专业“习气”。常常我们看到有一些学人，甚至有一些老师，自己做哪一方面的研究，就把这一方面抬到非常高的位置，觉得另外的领域都没有他这个领域重要。这也是一种“专业偏执病”，也是专业的“习气”。专业的成就是好的，专业的精神是好的，专业的“习气”是要不得的，需要“刊落”。
三、国学概念的取义及流变
“国学”这个概念中国历史上就有，《周礼》里面就有，《汉书》、《后汉书》、《晋书》里面，都有“国学”的概念。但历来讲的所谓“国学”，都是指“国立学校”的意思。
“国学”作为一个现代学术的概念，至少我们在1902年，梁启超和黄遵宪的通信里面，就开始使用“国学”的概念了。而在1902至1904年，梁启超写《中国学术变迁之大势》，里面后一节，又使用了“国学”的概念。他说，现在有人担心，“西学”这么兴旺，新学青年吐弃“国学”，很可能国学会走向灭亡。梁启超说，“外学”越发达，“国学”反而增添活气，获得发展的生机。他在这里再次用了“国学”的概念，而且把“国学”和“外学”两个概念比较着使用。
可是，当时对于什么是“国学”，没有人作分疏。
直到1922年，北京大学成立“国学门”，第二年，1923年的时候，北京大学的“国学门”要出版一个刊物，叫《国学季刊》。请胡适之先生写发刊词，他次给国学下了一个定义。他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
“国故”是谁提出来的呢？胡适说，自从章太炎先生写的一本书叫《国故论衡》，“国故”这个词，大家就觉得可以成立了。这是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胡适之先生次对国学的概念作了一次分疏。
但是我们觉得这个概念的内涵太宽，所以胡先生这个定义事实上没有被学术界采纳，后来很长时间，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五十年代，都不见再有人说“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省称。为什么呢？“国故”这个概念太庞杂，古代的社会制度、古代的人物、语言、文字、文学、艺术、礼仪、风俗、习惯、衣饰都包括在里面了。如果“国学”就是研究这些漫无边际的所有中国历史上的这些东西，你很难把握住哪些是这一“学”的主要内容。
所以，事实上，学术界没有采纳胡适先生的定义，学术界不约而同地在三十、四十年代都认可“国学”的另一个定义，就是国学是“中国固有的学术”。
什么是中国的“固有学术”呢？就是先秦的诸子百家之学，两汉的经学，魏晋的玄学，隋唐的佛学，宋代的理学，明代心学，以及清代中叶的“朴学”（“清代汉学”）等。这是一个学术史的流变。这样定义国学，还是太泛。人家会问：你是指哪个时代的学术呢？先秦的、两汉的、魏晋南北朝的、唐代的、宋代的、明代的、还是清代的？还有，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讲中国的学术，不仅有儒学，还有道家，还有道教，还有佛学，你是指哪一家的学术呢？所以，把国学定义为“中国固有学术”，还是太笼统，太宽泛。
四、马一浮重新定义国学
马一浮先生在1938年5月，在浙江大学开国学讲座。他在讲里，就提出需要重新定义国学，他把这个叫“揩定国学名义”。
他提出：“今先楷定国学名义，举此一名，该摄诸学，唯‘六艺’足以当之。” “六艺”就是“六经”，就是《诗》、《书》、《礼》、《乐》、《易》、《春秋》，即孔子之教。这是中国学问的初的源头，是中国文化的形态。马一浮先生认为，国学就应该是“六艺之学”，这是他给出的新的不同于已往的国学定义。
马一浮提出这样一个国学定义，它的了不起之处在哪里呢？它可以跟教育结合起来。你讲“国学是中国的固有学术”，那是关于学术史流变的学问，专业人员研究起来尚且不无困难，你怎么可能叫社会学科、自然学科、其他学科都来关注这样一个“国学”呢？一般民众更不用说了。
可是既然叫“国学”，就不能跟一般民众不发生关联。如果定义“国学”是“六艺之学”，就是国学是“六经”，跟全体民众都有关系了。因为“六经”是中国人立国和做人的基本依据，是中华文化价值伦理的源泉。所以如果把“国学”定义为“六经”的话，它就可以进入现代的教育。
五、国学和“六经”的价值论理
“六经”的文词比较难读，但《论语》和《孟子》实际上是“六经”的简约的通俗的读本，因为孔子和孟子讲的思想，就是“六经”的思想。孔、孟阐述的义理，就是“六经”的基本义理。
我把“六经”的基本义理概括为“敬”、“诚”、“信”，还有“忠恕”、“知耻”、“和而不同”等。我把“敬”放在了前面。 “敬”是什么？就是人的“自性庄严”。“敬”是个体生命的庄严，是人性的至尊至重，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我甚至认为“敬”已经进入中华文化的信仰之维。
这种“自性的庄严”，马先生当然实现了。二十世纪的大史学家陈寅恪先生，一生提倡“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就是“自性的庄严”的表现。那么一般人士、没有文化的人有没有“自性的庄严”？当然有。我们看《红楼梦》，当贾赦要娶鸳鸯做妾的时候，鸳鸯坚决不允，做了很多的举动，包括破口大骂，甚至把自己的头发剪下来，所彰显的就是鸳鸯这个年轻女性的“自性的庄严”。
孟子讲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精神，更是“人的自性庄严”的突出体现。人的“自性的庄严”，就是人的良知，匹夫匹妇都可以做到，男女老少都可以做到，有文化没文化都可以做到。我们当下所缺的，就是这种人的“自性的庄严”。当代文化价值理念的建构，亟需添补的，就中国传统这一块，我讲的以“敬”来带领的这些价值理念，包括诚信、忠恕、仁爱、知耻、和同等，应该是重要的亟待填补的精神价值。
而以“六经”为内容的国学，就可以通过教育的环节，和全体国民联系起来。所以我主张在小学、中学和大学的一二年级开设国学课，在现代知识教育体系之外补充上价值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