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与永久的和平
“1793年，一个新的力量出现，打破了所有的幻想。突然之间，战争变成了人民参与的事业。”
在亲历了这一切的克劳塞维茨看来，这才是 18世纪末的真正遗产。1787年，美国的开国之父们以 “我们人民”作为其宪法草案的开篇词，并非是随意为之的：正是武装了的人民，而非拿薪饷的职业军人或是雇佣兵在独立战争中站出来反对英国人。美国的革命者们缺少资金和组织，无力为军队支付薪饷，只能靠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征召军队，并且率领他们围着死板而缓慢的职业军队绕圈子。在开放的市场和政治之外，开放的秩序现在又带来了有人民的力量参与其中的开放的战争。一场新的军事革命开始了。
起初，人们并没有充分意识到这一点，尽管他们本应想到。许多欧洲观察家们坚持认为，美国独立战争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认为，战争中的美国人根本不是一股团结一致的力量，而仅仅是一盘散沙：如果不是法国和西班牙的舰队以及冯·施托伊本 —一位来自德意志的军官，他将大陆军训练得更接近于职业军队—参与进来，美国人很可能会输掉这场战争。
即便在欧洲人意识到美国人进行了一场新颖的人民战争之后，他们也对此不以为意。他们认为，独立战争后的美国军队简直微不足道。一直到 1791年，以寡敌众的迈阿密印第安人还在沃巴什河的上游附近歼灭了一支美国军队。印第安人杀死了 600名白人士兵，并且把土塞进他们的嘴里，以满足他们对土地的贪婪。很多欧洲人认为，如果这就是人民战争的结果，那么不要也罢。
美国独立战争真正给欧洲人留下印象的，并非他们进行战争的方式，而是这个新兴的共和国发布的关于超越战争的声明。就连比大多数美国人都更称得上知兵的乔治·华盛顿也对法国记者说 “是让骑士精神和疯狂的英雄主义精神终结的时代了”，因为 “商业为人们带来的好处将取代战争和征服……就像《圣经》中所说，‘列国再也不学习战事 ’”。
在 18世纪 90年代中期，欧洲的文学沙龙中热门的话题之一就是有关世界和平的提议，其中很多都受到了美国人的启迪。不过，影响力的还要属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小册子《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康德或许是欧洲为著名的哲学家，他既以其出色而广受争论的专著而闻名［就连其他的哲学家起初也觉得他长达800页的《纯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晦涩难懂］，也以其严谨的生活方式而著称（他餐后都会大笑：并非因为他喜欢笑，而是这样有助于消化）。不过，《永久和平论》既不庞杂，也不严厉，康德甚至在其开篇还开了个小玩笑：他说，这篇文章的题目取自“荷兰一家旅店标识上的讽刺文字，那标识上画了一处公墓”。
除了黑色幽默之外，康德指出永久的和平在当前就有实现的可能。他认为，原因在于开放的共和国比封闭的君主国更善于经营商业。“如果进行战争需要得到公民的同意”，就像在共和国里那样，那么“公民们很可能会对进行这样不高明的赌博持谨慎态度”。而一旦共和国弃绝了战争，那么每个国家“都可能，也应当为其自身的安全考虑而要求其他国家一起加入一个类似于公民组织的组织之中，因为在这样的组织中，每一个国家的安全都可以得到保证。如此就形成了国家联盟”。这样一来，就再也不会有战争了。
直至今日，《永久和平论》仍然颇具影响力，经常在大学的课堂上被要求阅读（有时候同《萨摩亚人的成年》一道）。但就在它问世的 1795年，其中的一些观点就已经很显然是错误的。共和主义非但没有带来永久的和平，反而把欧洲推入了战争之中。
事情的诱因是法国国王路易十六为了削弱英国，而给予美国革命者异常慷慨的军事援助，这简直是整18世纪讽刺性的事件之一。路易十六为此大量举债，到了 1789年，他已经无法支付借款产生的利息了。他试图增税，结果引发了纳税人的反感，这种反感很快演变成了暴力行为。革命者逮捕了国王和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并在不久后将他们送上了断头台。前前后后在断头台上送命的法国人还有16 592人。
惶恐的欧洲大国组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以图恢复局势。1793年，法国革命者们突然感到恐惧，于是发动了一场威力超乎克劳塞维茨想象的人民战争。“整个国家都投入其中，”克劳塞维茨说道，“只要是有用的资源，都被投入战争之中；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战争的发生。”100万法国人就此加入了战争。
康德认为，共和国的公民们对进行战争这种不高明的赌博会持谨慎态度。在这点上他可能说得不错，但一旦公民们决定发动战争，他们就会带着一种在职业军人身上鲜见的暴力的狂热参加战争。在美国独立战争之中，除了在南北卡罗来纳两州进行的大战之外，罕有什么激烈的大战。而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人们却带着一种狂热的正义感投入其中，并把矛头直指战争中的敌人。一位法国军官在1794年写给他姐妹的信中写道：“我们带去了火焰和死亡，一名志愿兵亲手杀死了3名妇女。这无疑是暴行，但为了共和国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在那一年，革命军把25万乡下人当作反革命分子杀掉了。他们嫌枪决和断头台处决的效率太低，干脆把平民绑在一起丢进河里。“卢瓦尔河变成了一条革命的河流，”指挥官揶揄道，“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我将这些恶魔从自由的土地上清除了出去。”
不过，当革命者面对训练有素的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军队时，他们遇到了麻烦；在美国革命者初面对英军和效忠英国的黑森雇佣军的时候，他们也曾遭遇同样的窘境。法国的人民军队人数众多，纪律涣散，指挥乏力，特别是在他们将那些反动军官都斩首或驱逐出境之后。拯救法军的是出色的炮兵部队，因为炮兵部队保留了那些非贵族出身、在革命爆发前就在军中服役的军官们。1796年，这些炮兵军官中的一个 —个头矮小、喜欢争吵、来自外省的拿破仑·波拿巴—找到了将人民军队变为胜利之师的方法。
革命者们声称：“我们不需要策略，不需要战术，只需要火、铁和爱国精神。”而拿破仑的天才之处在于他将口号变成了现实。拿破仑的部队抛弃了经常拖住职业军队后腿的补给线，转而在所经之处购买或是抢夺他们需要的资源。 17世纪以来，就再也没有人这样做过了，因为军队的规模已经太大，无法在行军沿途经过的农场中弄到足够的物资。但拿破仑将自己的部队分解成兵团和建制更小的师，让他们分别沿一条路线独自行军。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每一个兵团或师也可以独立作战，但拿破仑的胜利秘诀是，各支部队要迅速聚集到遭遇敌人的地点，从而可以集中兵力作战。
在战场上，拿破仑采取了相同的策略。他的士兵无法像传统的职业军人那样完美地运用复杂的线性战术，因此他也不要求他们做到这点。相反，成群的散兵会狙击敌人整齐的队列，而大群的法国步兵则在密集枪炮的掩护下排着参差的队列前进。一旦接近敌军，法军阵列就会分散为混乱的战线，对敌军进行齐射，用人数的优势弥补准确度的不足；法军也可能会继续前进，举着固定好的刺刀冲入敌阵。敌人的职业军队也经常会在法军的冲锋下丢下火枪逃走。
就在康德写作《永久和平论》的时期，法国人的人民战争的目标正在不经意地由保卫革命果实演变成了扩大革命成果。 1796年，拿破仑席卷了意大利北部； 1798年，他入侵了埃及； 1800年 12月，法军打到了距离维也纳不到50英里的地方；1807年，也就是康德去世后三年，拿破仑占领了康德的家乡柯尼斯堡。
欧洲的人民战争的方式与美国的截然不同。在英国人于1781年于约克镇投降后，美国人便铸剑为犁。将军们都回到了自家的农场，而杰斐逊和他的同道中人则顽固地抗拒着中央集权、税收、国债、常备军以及利维坦常用的其他工具。
对一些美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与那些腐朽的欧洲人截然不同。而实际上，美国在遇到危险时（比如在 18世纪末，当美国人担心法国人可能入侵时）也回到了利维坦的道路上。因此，美国与欧洲的真正区别可能只是政治地理上的区别。在1781年之后，美国的存在几乎不会面临任何威胁。因此，美国人可以只维持很弱小的军事力量，甚至开始讨论他们究竟是否需要一个利维坦。与此相反，欧洲国家的周遭都是虎视眈眈的邻国。一点点儿的劣势可能就会导致致命的后果，为了生存，共和国也必须像君主国一样拼命战斗。
在美洲和欧洲，爱国热忱的勃发都是开放秩序兴起的一部分。不过，拿破仑发现，人民战争并非必须伴随着共和制度，从而使欧洲的人民战争与美国的人民战争进一步分道扬镳。 1799年一场静悄悄的政变让拿破仑成了法国实际上的君主。1804年，
拿破仑公开加冕称帝。自此，法国大军的战争目标就变成了旧式的帝国扩张。乔治
·华盛顿相信，商业让战争变得不再必要，而拿破仑却不这么认为。事实上，从 1806年开始，拿破仑开始试图做一件截然相反的事情，即利用战争控制商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