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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外的村上
村上春树认为他写小说就好像打开一扇秘门，独自走进黑乎乎的门内去观察去体验去鼓鼓捣捣。因此我们通过小说看到的村上应该说是门内的村上，影影绰绰，扑朔迷离。而现在这本随笔集，终于让我们看到了门外的村上。而且要看门外光天化日下的现实中的村上，也只有翻开他的随笔。因为村上一般不接触出版界以外的媒体，不上电视不上广播不上讲台，不接受记者采访。这一方面是他“怕见生人”的天性所使然，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护他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匿名性”。
幸好村上除了写小说和搞翻译，还写了不少随笔，也幸好在随笔中他是个他所欣赏的那种“心不化妆”、“精神上不化妆”的人，由此使我们得以看到“门外”村上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看到不同于小说主人公“我”的“我”，看到他与常人有异而又无异的喜怒哀乐以及人生旅途中的种种际遇。
在这本随笔集《终究悲哀的外国语》中，村上坦言自己高中时代不怎么用功，一味和女孩厮混、泡酒吧、打麻将，甚至吸烟，补习了一年才考进早稻田大学文学院的戏剧专业。考上后还是不太用功，找工作面试时被人一口回绝，气得他差点儿破口大骂(《“金字塔”景观》)。他自嘲几年大学生活“惟一的收获”就是谈恋爱得到了现在的夫人阳子(有人考证说是《挪威的森林》中绿子的原型)。而且他没毕业就结了婚，婚后东筹西借千辛万苦开了一间酒吧，像“拉车的马”一样起早贪黑干了七年。每天“一大早就要把一袋子元葱细细切碎”，因而练就了一手切元葱不流泪的绝活(《远离卷心菜卷》)。他还详细谈了四十岁以后为保持“男孩”形象所做的般般努力和由此产生的种种烦恼。他指出“男孩”形象同年龄无关，但须符合以下三条：(1)穿运动鞋；(2)每月去一次理发店(不是美容室)；(3)不一一自我辩解。他认为条自己符合，一年有三百二十天穿运动鞋。第三条至少可以做到“不使用文字来为自己辩解”。伤脑筋的是第二条——“我的头发有点不听话……一旦失手就非常麻烦。”一次从伦敦一家理发店回来往镜里一看，“怎么看都不像我的面孔。原本脸长得就无人欣赏，可又给糟蹋到如此地步……以后我好长时间都没情绪外出，刮胡须时尽量不打量自己的脸。”(《穿运动鞋去理发店》)
当然，这本随笔集是作者九一年至九三年旅居美国期间写的，主要篇幅写的是美国，其中有关日本和美国的比较读来尤其有趣。例如关于钱，村上说日本人总是把个“钱”字挂在嘴边，动不动就有人说“村上君写畅销书钱大大的有，花这点儿算什么”(村上心里骂道纯属瞎操心)，而在美国除了迫不得已的场合人们一般不提钱，这种仿佛视钱为陌生物的“绅士氛围”让他大大舒了口气(《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再如男女平等问题。在美国常有人问村上的夫人做什么。村上回答说算是当自己的秘书：校阅整理自己的文稿、接电话、写回信等等。这样的回答若在日本十之八九能得到理解，而美国妇女听了则满脸困惑，似乎在说——“哼，千说万说，说到底书皮上写的还不是你一个人的名字！”后来村上终于明白，原来对方期待的标准答案即美式答案是：“我太太来美国后对流浪汉(homeless)问题发生兴趣每天在流浪汉供食中心参加服务活动还每星期去两次希伯来语学习班准备将来把希伯来文学介绍到日本去。”(《关于精力旺盛的女人们的考察》)
也有对更严肃的问题的理性思考。村上去的是美国东部名校普林斯顿大学(爱因斯坦曾在此任职)。他发现该大学教员是个相当特殊的群体：报纸必看《纽约时报》杂志必订《纽约客》小说加西亚·马尔克斯啤酒必喝进口的汽车必开灰头土脸不显眼的衣服必穿皱皱巴巴半旧不新的。否则就要被视为异类受到排斥。总之大学是不混同于世俗社会的自成一统我行我素的城堡，大学教员乃是不为社会潮流所左右的学究式知识精英，仍不屈不挠地保持着知识人、学者特有的孤高情怀(snobbism)。而相比之下，日本的大学则更为平民化、世俗化，大学老师已同“工薪族”接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本应有的孤高情怀和使命感在日本已经失落。对此村上颇感困惑，但终还是希望“世上也应该在某个地方保留一两处这种游离于俗世之外的天地”，而不喜欢“将阶级性的snobbism的残存记忆作为‘柏林墙碎片’式的商品向大众拆零推销的流通洪流和信息资本。”(《大学村snobbism的兴亡》)此外还有关于日本和美国的价值观、环境保护、美国的种族歧视、美国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的焦虑不安等问题的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得以看到村上春树的另一侧面，看到门外活生生的“村上君”。应该说，这段美国生活对村上还是有影响的，他的小说开始明显带有社会的投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