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敌对的意识形态，冤家对头的和蒋介石，对一个不识相且不为时所用的文化人胡适，却同仇敌忾，相互策应，大动干戈，实为历史所罕见，不仅充满悖论，又意味深长，或正因如此，方显承受误会和扭曲的胡适的思想、文化价值。
胡适是位相对清醒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他是早洞悉强调平等忽视自由会带来危险的人，也是认定只热衷主义、不研究问题会给中国造成灾难的人。后来我们对胡适只有批评，没有研究的格局，便是这种恶果。
刘师培沉默多时，他一直对陈独秀、钱玄同有些偏激的言论不以为然，对他们习惯把对待新文化运动的态度，作为评判时人进步与反动的标准，尤不敢苟同。刘师培认为，陈独秀、钱玄同等那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历史观，非但解决不了复杂的文化问题，更有可能误导国人误读历史，只要西学，摒弃传统。
辜鸿铭在那个时代是一道文化风景，他活着是个传奇，他去天国后留下太多关于中国文人的神话。他是个充满矛盾又极为和谐的学者，他变态地猥亵女性，他又淋漓痛快地大骂政客，他到西方留学却一针见血地批判西方文明的种种弊端。而可贵的是他的骂是出于义理和公心。
就群体而论，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文人为放诞，为淋漓尽致，表现了有操守文人的崇高人性。章太炎将袁世凯授的勋章做扇坠，辜鸿铭拖长辫教训毛姆，金岳霖与鸡共舞，钱玄同“人到四十就该死”……一个个鲜活的灵魂，跃然青史。
“五四”前后，文化的激进派如陈独秀、钱玄同等及文化保守派如林纾、黄侃等，都未能避免偏激。值得深思的是，所有激进派和保守派，在一定历史作用下，常会相互转换。北洋军阀统治中国时，军阀们留给国人的印象几乎都是作恶多端、狰狞可怖的面孔，殊不知他们退出政坛后，面对日本人的诱惑和收买，却显示出铮铮傲骨，坚决抗日。
黄侃桀骜不驯，却才华横溢，思维敏捷过人，国学功底深厚，为一大家。有一次有人求他代写一篇碑文，约好六日以后来取，等人家取时，他却早已将此事忘得干干净净。他忙让其就座，接着研磨铺纸，凝思片刻，挥毫一蹴而就。连上下款带正文刚好到后一格。观者莫不叹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