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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以后，国民政府确立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基本策略，重心在于“安内”。随着日本步步入侵，中华民族的生存受到严重威胁，国民政府逐渐将政策的重心转向“攘外”。1934年，蒋介石曾经做出判断：“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中国生死存亡的关头……临到我们头上！……现在可供我们准备的期间，恐怕多也只有三年了。”蒋介石：《庐山训练集》，新中国出版社1947年版，第448页。 1935年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明确讲：“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如果和平无望，“即当听命党国，下后之决心”。
1936年1月，蒋介石在与全国中等以上学生代表见面时表示：“如果和平交涉不能成功，后当然只有一战，政府方面正在努力准备后的牺牲……我决不怕战争，不过我要做有准备的战争！我们和日本不战则已，战则必胜。”《抗战前国家建设史料——外交方面》，《革命文献》第72辑，第165、166页。 1936年7月，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表示：“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来侵略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事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后牺牲的时候。”全会发表的宣言也明确宣布：“遇有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而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于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荣孟源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12页。 由此可见，国民政府对日态度日趋坚决。因此，国民政府在1936年11月间的绥远抗战中采取了极为强硬的态度，取得了百灵庙大捷。
1935年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加快了对日战争的准备，在内政、外交、经济、社会文化、国防军事等方面都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调整和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政府实施改组，将主张对日节节妥协者逐渐排除出政府；实行币制改革，法币与英镑挂钩，加强与西方国家的政治、经济联系；开展民族文化宣传运动，提高中国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整顿江、海防及作战阵地，加强军队素质和战斗力；尽力扩大武器装备的生产，积极向国外购买军火；加紧铁路、公路等基础设施建设；整顿云贵川三省等。参见黄道炫：《西安事变：不同抗战观念的冲突》，《历史教学》2004年第3期；操申斌、黄延敏：《论“华北事变”前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安徽大学学报》2005年第11期。 所有这些，都为后来的持久抗战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在国民政府的抗战准备工作中，彻底解决中共问题是其中重要的一环。另一方面，在国民政府的外交战略中，恢复与苏联的外交关系，谋求苏联对中国抗日的支持，是蒋介石对日国际战略的重要目标。由于中共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国民政府和苏联恢复外交关系之后，国民政府对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进入后阶段时，蒋介石即萌生了政治解决中共问题的念头。蒋介石在1934年9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以后即用少数部队迫近，与飞机轰炸当可了事。用政治方法招降收编，无妨乎。”
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人员折损将近九成，对南京国民政府的威胁远不如以前。此外，蒋介石注意到中共的政策也在发生转变。在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宣布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1935年10月《救国时报》上发表的中共《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在海内外华人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11月，王明在《救国时报》发表《答反帝统一战线的反对者》，表明了对蒋介石的态度：“中国共产党、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已屡次宣言，表示我们准备与任何军队和任何将领，订立战斗协定区共同进行反日斗争，南京政府的军队当然也在内。至于讲到蒋介石个人，那么，我们公开宣称：虽然他作了无限卖国殃民的罪恶。但是，如果他真正停止与红军作战，并掉转枪头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话，那么，中国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不但给他以向人民和国家赎罪的自新之路，而且准备与他及南京军队一起，在共同的一条战线上，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