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奥地利存亡之际的斗争
我前往日内瓦的时候，并未哄骗自己相信奥地利争取自治的斗争尚有赢得胜利的希望。
身居高位的政客缺乏反击外国势力的能力；他们根本就不了解其他国家。他们既不懂得那些国家的语言，也不清楚那些国家的心态或者政治观点。他们甚至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向驻扎在日内瓦的外国外交官员和新闻记者提供消息。而在维也纳，外交官们忙于研究“新酒”（Heurigen）的乐趣，享受冬季运动，却将正事都交给代表团的新闻顾问。在这些新闻顾问中间，活跃的是意大利人欧金尼奥莫雷亚莱（EugenioMorreale）。
政府根本就不重视这些外国报界人士。于是，向这些记者提供情报的任务就留给了社会民主党人。
社会民主党领袖们的极度无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18年奥托鲍尔曾经把德奥合并的要求上升到社会民主党政治纲领的一个政策要点的高度。他的根据是：无产阶级的权威地位将在高度工业化的德国得到永久的保证。而在奥地利，由于人口的多数是由农民、农业工人、手工业者组成，他担心无产阶级会被其他阶级击垮。即使在国家社会党攫取了德国政权之后，鲍尔仍然拒绝改变他的政策。由于他的顽固不化，他未能认识到坚持德奥合并计划正是纳粹求之不得的事情。
社会民主党完全没有搞清状况：只有意大利人打算支持奥地利反抗国家社会党的控制。他们激烈反对外交政策的“法西斯化”。1934年1月，陶尔斐斯准备屈服于国家社会党。谈判已经进行得差不多了，在后一刻，意大利投出了反对的一票。意大利“领袖”（IlDuce）派遣副国务卿素威（Suvich）来到维也纳向奥地利政府保证他的支持。就在此时，社会民主党又干了件蠢到极点的事。他们的报刊《劳工通讯》（TheLaborPress）指控素威曾在一战时期擅离职守抛弃奥地利军队。社会民主党组织了轰轰烈烈的街头示威游行，反对“领袖”的代表。全靠大量警察武装和乡团的保护，素威才没有受到人身伤害。为了向素威表示歉意，政府暂停《劳工通讯》发行一个月。社会民主党则以更加激烈的示威游行进行报复，后导致政府军队和对社会民主党领导阶层的镇压，从而结束了社会民主党在维也纳市政府的统治地位。
那些逃往伦敦、巴黎和布拉格的社会民主党领袖，如今公开拒绝在奥地利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给予任何支持。他们觉得奥地利“法西斯”和纳粹之间没有什么区别，而且西方民主国家也没有责任介入两个法西斯集团之间的斗争。
不管怎样，列强没有正面对抗希特勒的念头。自从1933年3月以来，奥地利的命运完全掌握在意大利人手中。如果不是意大利准备干预，希特勒早在1934年就要阻挠奥地利政府反对奥地利纳粹和德国“游客”暴动的战斗。后来英国在埃塞俄比亚问题上的政策导致意大利投入了希特勒的怀抱，于是奥地利的命运就无可挽回了。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政策之荒谬怎么说都不为过。英国人真是不可救药。他们相信自己无论什么事情都比别人知道得多和理解得多。他们不信任任何人；可是他们却相信国家社会党所说的任何事情。
捷克人的所作所为甚至更加愚蠢。直到1938年，贝奈斯（Benes）还把哈布斯堡王朝的复辟视为比德奥合并更大的邪恶。法国采取的立场则是对希特勒直率的同情。几乎所有受过教育的法国人都读《格兰瓜尔》（Gringoire），这是一本公然为希特勒辩护的刊物。“上帝欲其灭亡，必先使其疯狂。”（QuosDeusvultperdere,dementat.）
反对这种愚顽不灵是完全没有希望的。当我刚到日内瓦的时候，我曾希望多少能够贡献一点力量开悟那些手握重权的人物。可是我很快就认识到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英国人，”一个英国工党成员告诉我说，“不想再次挑起战争。”我问：“但是如果希特勒攻击英国呢？”回答令人颇感困惑：“那么我们将被德国而不是英国的资本家统治和剥削。对于人民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同。”
1931年之后，荷兰人罗斯特冯通宁更（RostvanTonningen）出任了维也纳的国际联盟代表。在维也纳，罗斯特公开宣扬赞同纳粹的口号（后来他从国联卸任回国，立刻就被任命为荷兰国家社会党的副元首［deputyführer］）。我的维也纳朋友们无法相信，罗斯特的免职是我不可能办得到的。
欧洲大陆只有一个国家曾经严阵以待反抗希特勒这就是奥地利人民。经过长达五年时间的有效抵抗，在遭到所有人的遗弃之后，弱小的奥地利才终屈服。整个世界都如释重负地松了一口气。现在希特勒终于心满意足了；现在他会和平地对待其他国家了。二十七个月之后，希特勒成了欧洲大陆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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