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兰·贝格
过去几十年间，世界经济图谱发生了重大改变，它正不断地从发达经济体，向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转移。特别是自2007年的金融危机、全球性经济危机以及紧随其后的欧元区危
机以来，这种趋势变得愈发明显。若单以购买力平价来衡量，中国现在已经是全球的经济体。尽管欧盟和美国的经济总量依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高速的经济增长率，使得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地接近欧美。虽然这两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有所下滑，但是自2007年以来，中国实际人均GDP仍以8.1%的速度增长，这已经远远超越了美国的0.3%与欧盟的－0.2%。
欧盟仍然是世界的经济体。2012年，欧盟GDP为16.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的25％，是美国的1.1倍，中国的2.0倍，日本的2.7倍。2012年，欧盟人口总数为5亿人，占世界人口的7％，是美国的1.6倍，日本的4.0倍。
欧洲经济增长呈现显著的区域差异。2009—2012年，欧盟传统15国的年均GDP增长率为原0.3％。其中，个国家的年均GDP增长率为负：10希腊增长率，为原4.9％；其次是葡萄牙和意大利，分别为原1.5％和原1.4％。只有瑞典、德国、奥地利、比利时和法国实现了正增长，其中德国以0.7％的年均GDP增长率排名第二。除此之外，各方面指标表明，德国经济处于健康状态。
一、经常账户盈余
2010—2014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只有德国、中国和日本有持续的经常账户盈余。德国的平均经常账户盈余为2410亿美元，反映出强劲的竞争力；而同期美国平均经常账户赤字却为4350亿美元；英国的平均经常账户赤字为970亿美元。经常账户盈余通常表明出口大于进口，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和就业。对于德国来说，这一现状也因其实际汇率低于欧元区其他国家所导致，这进一步加剧欧元区内部的紧张。
二、公共财政
2014年年末，德国的一般政府债占GDP的75.5％，在欧盟国家中处于中等水平，远低于美国和日本。2014年，德国成功地实现整体政府预算盈余，不仅低于美国、日本和欧盟其他国家，也低于中国、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较少的公共债务和财政赤字为实施宽松的财政政策留出了空间。一旦德国经济出现下行风险，政府可以采取增加公共支出、降低税收等措施刺激经济。
三、就业率
得益于1998—2004年之间的经济改革，德国的劳动力市场更具灵活性，而失业率一路走低：2005年失业率为11.2％，此后逐年下降，只有2009年受金融危机影响略有上升。2014年，德国失业率达到5.0％，比美国低1.2％、比法国低5.3％，但却比中国高0.9％。2014年第三季度平均就业人口为4290万人，达到历史水平。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劳动者维持生计的基本手段，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重要前提。失业给劳动者造成痛苦，增加社会保障体系的负担，甚至成为社会动荡的诱发因素。较低的失业率通常带来更高的幸福感，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四、高制造业比重
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的制造业保持较高的比重。2012年，德国制造业占增加值的24%，高于美国的12%、日本的19%以及欧盟15国的15%。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出现了去工业化的趋势。2000年至2012年间，欧洲大部分国家的制造业部门，都呈现下滑态势，其中芬兰下降10.3%，英国下降5.6%，法国下降5.3%；而只有德国和立陶宛呈现了明显的增加，分别增加了1.6%和2.0%。与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德国制造业部门的高比重意味着，德国经济更具均衡性，并较少地依赖于服务业；有助于德国增加出口，鼓励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发展高附加值的服务以及增加高技术含量的就业。这些让德国在金融危机后，得以迅速复苏，并实现增长。
德国经济的强劲表现，部分源于欧元体系设计之初的漏洞。由于德国抑制工资增长的政策，德国的产业亦更加具有价格竞争力，从而推动出口以及经常账户盈余。因此，自欧元颁布以来，德国的欧元”“实际上比欧元区其他国家流通的货币贬值30%。
尽管如此，德国依然给自己打造了三大竞争力，从而实现经济成功。他们分别是：独特的社会政治架构、良好的产业政策和世界一流的企业。这些因素紧密联系，互相依托，并且有着很强的文化背景。
一、社会政治架构
社会政治架构是理解德国经济成功的关键之一。
社会市场经济是德国经济的总体框架，是经济成功和社会稳定的前提。社会市场经济的理念是充分发挥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同时为了社会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对自由市场经济加以限制。德国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穆勒-阿尔马克（AlfredMuller-Armack）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定义是“一种将市场自由与社会平等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方式”。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原则有三点：一是保护个人不受过度自由资本主义的影响，建立社保体制，保护工人权益；二是提供免费教育与平等机会，让每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三是保证市场自由公平，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才能为自己和社会创造财富。国家规定市场活动的框架条件并加以调节，通过提高消费者机会、刺激技术进步和创新、按劳分配收入等方式使市场中的各种力量自由发挥作用，在主张市场有序竞争的同时强调社会责任。德国的基尼系数为0.34，低于美国、日本、欧盟平均水平和中国、印度、俄罗斯、巴西等发展中国家。这表明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是成功的：它一方面保证了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控制了财富分化。就增长与繁荣而言，经济自由与社会保障并非完全对立，正确平衡二者之间的关系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方式。德国的传统文化注重共识，有利于为社会福利做出妥协。法律规定，大型企业的监事会包括工会代表，企业、员工、工会和行业工会之间的妥协降低了罢工数量和劳动力成本。2000—2008年，德国平均每年罢工时间仅为4.5天，而美国和欧盟分别为9天和34天。2001—2012年，德国单位劳动力成本仅上升8.4％，远低于美国（18.3％）和欧盟平均水平（24.0％）这使德国产品价格低廉，增强了德国经济的竞争力。
1999—2005年，德国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为德国企业创造了竞争优势，促进了经济增长和就业。劳动力市场改革减少了保护主义倾向，取消了工资限制，增加了灵活性。税制改革降低了企业税和直接税的水平，适度提高了间接税。医疗改革把医疗成本和劳动力成本分开，提高了德国企业的竞争力。福利制度改革缩减了养老金，并在之后的2010年把退休年龄提高到67岁。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改革措施是将企业的资本利得税降至0%，这鼓励了公司之间以及与银
行之间进行资产买卖，从而缓解了“德国公司”的问题。然而，值得提出的是，尽管政府从早前的改革中获得不少经济利益，但是现在也开始取消一些改革政策，例如，引入工资，并且对于那些工作超过45岁的人，把退休年龄降低到63岁等。
二、产业政策
稳健的产业政策是德国经济成功的基础。与其他发达国家相比，德国制造业比重较高。2011年，德国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23％，高于美国（13％）日本、（19％）和欧盟传统15国平均水平（15％）。近年来，发达经济体呈现去工业化趋势。2001—2011年，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下降，其中芬兰、爱尔兰和法国分别下降7.9％、5.6％和4.6％，只有德国、匈牙利、立陶宛、波兰等少数国家的制造业比重上升。较高的制造业比重有利于扩大出口、鼓励技术创新、吸引外国投资、创造高技能工作岗位，是金融危机后德国经济快速恢复和增长的关键因素。
不断增长的研发投入和良好的研发体制促进了技术创新。2011年，德国的研发费用达755亿欧元，GDP的2.88％。占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在研发领域有紧密的合作关系：企业研发投入占研发费用总额的67.7％，大学占17.8％，公共机构占14.6％（数据四舍五入取两位小数）。公共科研机构中既有马克斯普朗·克科学促进协会等基础研究机构，也有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等应用研究机构。技术创新帮助德国工业提升生产效率和竞争力，在产业价值链中地位不断攀升：德国的技术密集型产品贸易额占世界总额的12％；1995年至今，从德国每百万人口的专利数量始终名列前茅，遥遥领先于美国和日本。德国政府在激励创新和提供基础设施支持上发挥了关键作用。政府自下而上地与产业展开紧密合作，而参与研发的目的并不是选出个别佼佼者，或直接确定研发方向，而是为企业创造研发工作的激励框架，提供资金支持以及基础设施支持，同时保证中小型企业和供应商也能参与其中。除了常见的税收激励、大学支持和基础研究支持之外，德国还有一批独特的致力于与产业紧密协作的各科技中心网点，这批网点专攻技术创新。其中成功的即弗劳恩霍夫应用研究促进协会。协会拥有60家技术中心，遍布全国，由政府、企业界共同出资，完全依靠市场驱动运营。从化工多聚物到镭射传感器制造所需的光学精确度，再到新一代IT（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