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种起源》导读
詹姆斯D. 沃森
1859年11月2日，达尔文的出版者约翰穆瑞给居住在唐恩老屋的达尔文邮去《物种起源》（以下简称《起源》）的本。次日，达尔文热情地回复说：“这是我的孩子。我为他的出世感到无限的喜悦和自豪。”他的感受理应这样。为了《起源》里的思想，他已经工作了二十年。
达尔文开始构思他的想法，还是在女王陛下的贝格尔号舰上度过的五年期间。作为舰上的博物学者，他记录下自己的观察、解剖和标本，同时也开始把自己的想法和猜测另外记在一系列笔记本上。回到英国后，达尔文继续这样的行径，自得其乐地沉浸在这些笔记本里，因为它们帮助他理清一些关于“演变”的想法，对于当时的许多人，这些想法无疑是离经叛道的。
非常之立说，必要求非常之证据。于是，达尔文开始了一个长长的过程，积累起一宗又一宗事实，解释它们，用进化论的途径胜过其他任何视角。正是在这样的处所，他才需要从全世界征募帮助。达尔文的通信雪片似飞向各地，询问印度的本地马是何颜色；南威尔士的石灰岩地层到底多厚；或者是蜜蜂筑巢步是怎样做法，等等，等等。他也在家里进行试验。远海中岛屿上的植物，是不是通过种子飘过大海，去到该地的？约瑟夫胡克（Joseph Hooker，谢本作霍克）以为不是，说盐水会杀死它们。可是达尔文把种子浸到盐水里做实验，发现许多种子的确能经受长时间浸泡。种子有没有可能是鸟类由脚带去的？达尔文在雨季之后检查了鸟类的脚，在上面的泥巴里找到了种子。
然而，不全是达尔文对于细节的执着延缓了此书的出版。达尔文很明白，进化论定然会引起一些人的恐慌，那些人相信，人在万物当中是特殊的，是上帝照着自己的样子创造的。而进化说却把人确定地打入畜类。他也思虑到出书对他夫人的打击，他夫人爱玛是虔诚的基督徒。两个人婚前通过书信，爱玛对达尔文明显的信心淡薄表示过担心。她在1838年写信给他说：
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没有丝毫忧郁的感觉；可是，你不在的时候，就有一些悲哀的思虑袭上心头：我害怕，在要紧的事体上，我两人的看法究竟大为不同。理性告诉我，真诚而本乎良心的怀疑不会是一桩罪恶，可是我感觉到，在我们之间，免不了会隔着一片痛苦的虚空了。
然而，在两人长期而成功的婚姻生活中，爱玛似乎接受了丈夫的少信。换了旁人，情况就不好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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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达尔文写了一篇长文，勾画出进化说的基本要素：变异和自然选择，然后就置之高阁了。1843年，他把这篇论文扩充为一本小册子的模样。很清楚，他意识到自己想法的意义，认为这篇论文将会是一个重大的成就。尽管达尔文秘而不宣，他还是在1844年7月5日给爱玛写了封信，指示她，如果自己突然死亡，她该怎么做。他说，把论文公之于众，将是他“为严肃的和后的愿望”，并嘱咐爱玛预留四百英镑以充出版之资。
大约与此同时，达尔文也向查尔斯赖伊尔（Charles Lyell，谢本作莱伊尔）吐露了心曲——在达尔文乘贝格尔号旅行期间，赖伊尔的《地质学原理》曾是达尔文倚重的书籍。1856年5月，赖伊尔劝说达尔文动手把他的进化思想写作成书，“高兴的话，可以先写写鸽子嘛”，这样就不至于让别人占了先。“动手吧，先备一说，踩个先儿，然后由人引用，让人理解”，赖伊尔提醒道。
达尔文尽管不大情愿，慢慢吞吞，但还是照着做了。写得很慢，因为还有那么多事情要做：要给通讯朋友写信；温室里有实验要做；还要研究藤壶。达尔文觉得，要想让他的物种起源思想被人认真对待，他必须展示自己在分类学上够专业水平。所以他选择了藤壶这种带壳的小动物，它们纠缠海里任何的坚硬东西，牢牢地附在人家表面上。没承想研究会如此耗费精力，随着达尔文关于藤壶的生涯作出新的发现，工作越钻越深，几乎是无穷无尽，欲罢不能了。一家人如此着迷于藤壶，以至于达尔文有个儿子到朋友家串门儿，竟然问人家“你爸爸在哪儿研究藤壶？”！
时到1858年7月，达尔文还在研究着他的藤壶，不料，一封来信把他推上绝境。写信的人是阿尔弗雷德罗素华莱士，那时候正在地球的另一边，爬梳着马来群岛。华莱士写这封信，是要跟达尔文分享他自己关于进化的描述，并请求达尔文把信转交赖伊尔。达尔文垮了：“这下子，我的所有优先权，不管有多么重要，就要化为泡影了”，他写信这样对赖伊尔说。然而，他还是应华莱士之请，把信转交给赖伊尔。
收到此信，赖伊尔找到胡克商量对策。两人决定，把华莱士的信跟达尔文早许多时写的一些东西在林奈学会上同时宣读，以此确立达尔文的优先地位。对于两人的做法，后人至今议论纷纭。不管怎样，华莱士1862年回到英国时，对胡克和赖伊尔的处置完全首肯。华莱士活到了1913年，终其高寿的一生，从没有停止对于达尔文首功的承认。他一直是达尔文主义的主要捍卫者之一。
《起源》版印出的天之内即告售罄。人气如此之旺，于是穆瑞数天之后即要求再版。达尔文立即动手修订，赶在当年圣诞节前完工。
T. H. 赫胥黎读了《起源》后作出热烈的反应，他说：“没有想到这个，真是愚蠢透顶！”然而即令是他，连同达尔文的其他业内好友，包括胡克和赖伊尔，对达尔文的某些论点也有所保留。赫胥黎认为，自然选择作用于大的变异而不是达尔文所提出的微小变异，认为外部条件所起的作用要大得多。尽管如此，赫胥黎也知道，那个总体构想无疑是正确的，值得为之一战，以打退那些“狺狺狂吠的狗杂种。你要记着，你这班朋友，不管怎样还是有些战斗力……对你有些用处的。我正在磨牙利爪，准备厮打。”
赫胥黎的助战当然是需要的。早的抨击之一来自亚当薛知微，达尔文在剑桥时的地质学老教授。薛知微因达尔文“忽视大自然的道德或形上方面”而表示惊骇。他写道：“一个人要是否认这个，那就陷入了愚蠢的泥沼。”为义愤填膺的可怕对手还数时任皇家外科医师学院亨得利安教授的理查德欧文；达尔文从南美洲带回的骨骼化石就是由他研究鉴定的。欧文基本在幕后活动，威尔伯福斯主教在《书评季刊》发的那篇中伤性书评，其材料就是由他提供的。该文称达尔文的想法“是由彻头彻尾堕落腐臭的猜想和臆测编造而成。”达尔文于1859年拜访了欧文，后来他跟赖伊尔说，“彼人伪装的道貌岸然，其实是地仇恨和蔑视我。”幸而，欧文根本不是赫胥黎的对手。赫胥黎斗志满幅，不管是谁，只要妨碍了英国的科学大业，他便亮出尖牙利齿狠咬不放。
后人一直认为，达尔文温文尔雅，怯生生地，隐居在唐恩老屋，远离那些风风雨雨；那是错的。达尔文乃是运筹帷幄，组织着持久的战争。他给朋友们宣读每一篇有关评论并加以点评，提出己方下一篇评论和论文可以取何种论点。他甚至自费重印来自美国的一篇赞同的评论，分送给一些有势力的朋友。达尔文决意要保证自己的产儿尽可能顺风顺水来到人间。
产儿果然是顺风顺水了。1860年，德文本问世（尽管翻译者不甚尊重原文，至于1862年旋出修订本）；1862年，法文本出版；1864年，连出了荷兰文本，意大利文本和俄文本。再后来，丹麦文本，波兰文本，匈牙利文本，西班牙文本和瑞典文本也相继面世。在美国，则有阿萨格雷为力顶《起源》而大战路易斯阿加西斯，后者可谓是美洲大陆的理查德欧文。对达尔文本人是有誉有毁，但是，进化论思想一旦放出魔瓶就再难收回。有一位伍斯特主教的夫人（她以谈论过从猿到人的想法而出名）曾经表示，“让我们希望，这不是真的；但假如真是这样，那就让我们祈祷：这个想法不要广为人知。”事情恰好相反。它变得非常广为人知。江河到海不复回。世界变了：从一个以居为常的世界，变成了一个以变为常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