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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冷战宣言
在杜鲁门日记中，他将1946形容为“做决定的年份”；他现在开始采取一些措施，试图解决如何“不让苏联再为所欲为”的难题。在美国看来，从古琴科事件，伊朗争端的持续，对土耳其施压以求在博斯普鲁斯海峡获得一个军事基地，吞并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到现在的莫斯科大剧院讲话，这一切都标志着苏联变得越来越“咄咄逼人”。由于杜鲁门主政之前对外交政策了解甚少，现在他开始征求顾问意见，以坚定其决心。
人们常说，罗斯福在苏联人面前过于“软弱无力”，“很傻很天真”。但他知道与苏联肯定早晚会发生对抗。虽然他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德国和日本以赢得这场战争，“然后”再着手对付苏联。在他去世之前，他开始表现得更为强硬。
1945年4月1日，罗斯福在去世前不到两周时给斯大林的后一封电报中写道：
对在富有成效的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共同利益的发展，我无法向您隐瞒我的担忧……我们作出了正确的决定，得到世界大多数人民的热烈拥护，正如其所见，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共同理解的基础，以保障战后世界的和平与安全。正由于这些希望和期待催生了我们的决定，而其成果也被密切关注。我们不应让他们感到失望。但迄今为止的缺乏进展令人沮丧……那些我们在会议上作出的政治决定……坦白说我不明白为何会变成这样……我还必须告诉您的是，我对您的政府在许多方面表现出的冷漠态度还无法完全理解。
他接着说，苏联希望统治东欧，特别是波兰的意图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将导致美国人民认为“雅尔塔会议是失败的……对影响盟国军队团结的困难和危险，我们可能还要作更坏的打算。”在去世两天前给丘吉尔的后的话中，罗斯福表示得更为明确：“我们需要尽可能仔细考虑斯大林态度背后的含义和我们下一步应当做什么。”那天他离开华盛顿去佛罗里达的棕榈泉，并在那里去世，他告诉一名信任的记者，《纽约时报》的安妮·麦考密克（Anne O’Hare McCormick）：“斯大林不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或许他并不能掌控苏联政府。”
几天之前的3月24日，罗斯福与一位老朋友安娜·罗森博格·霍夫曼（Anna Rosenberg Hoffman）在纽约州北部的海德公园共进午餐。她回忆说：“他拿着一封电报，怒不可遏。他用拳头猛击轮椅的扶手，说“艾弗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是对的。我们不能与斯大林做交易。他对雅尔塔会议上的每一个承诺都出尔反尔。”身价千万的马球商人艾弗里尔·哈里曼是前驻莫斯科大使，已故总统的老朋友，现在则变成杜鲁门的了。他是一个脸色阴郁，惯于躲在幕后的权力掮客。哈里曼从其父铁路大亨E. H. 哈里曼（E. H. Harriman）那里继承了一大笔财富，在航运、银行和石油业都有大量资产。他原来同情苏联——直到自己到了那里并生活过一段时间，然后开始与苏联官员打交道。“任何谈判……总好像是要重复说两遍。”*
在战争即将结束时，哈里曼怀疑苏联对于未来的野心渐长。他在从莫斯科返回华盛顿的飞机上——他是早拥有私人飞机的美国人之一——私下跟杜鲁门说应当强硬起来，并开始挑战苏联：
这些人自以为凭借武力就可为所欲为。他们以为在没有征求我们和其他国家意见的情况下，就可以其决定强行付诸实施。现在苏联的政策有诸多迹象表明，苏联正在成为肆意欺凌弱者的世界强盗，任何其感兴趣的地方都难逃此劫。要改变这一趋势，唯有改变我们的实际对苏政策……不是虚张声势而要坚定果决……的行动。苏联打算建立卫星国的计划对美国和全世界都是一个威胁。一旦苏联改变主意，欧洲可能面临遭受野蛮入侵。”
在政治上，哈里曼建议继续巩固和加强思想基础。斯大林在莫斯科大剧院发表演讲的两周后，美国国务院收到了堪称冷战为核心的文件之一，所谓“长电报”。当古琴科丑闻愈演愈烈，白宫正在激烈讨论如何对付苏联时，驻莫斯科大使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被问及苏联的下一步行动。凯南自1934年开始对俄国及其历史进行了长时间的仔细研究，毫无疑问是美国国务院重要的俄国问题专家。他发回一封5500字的电报（并非许多文献提到的8000字，但肯定是一封长电报），其分析结合历史背景，有理有据，使人信服。
凯南可能是二十世纪下半叶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官，如后来对其无比崇敬的历史学家兼外交家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所描述的：“冷战知识分子的官方代表”。傲慢自大、贵族气息、容易动怒的凯南对其同时代的政客总是颇为不屑：“那些华盛顿的国家领导人恐怕都不知道，也无法想象，在苏联占领地区的人们遭受的是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的统治”，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
但他在长电报中还是提供了政客们所希望听到的东西。“实际上，克林姆林宫那些神经过敏的家伙看待世界事务的角度，还是基于俄国人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定意识。从伊凡雷帝到斯大林的俄国统治者都宁愿“让其人民生活在黑暗中，而不必冒着接触光明的风险与西方联系”。甚至像彼得大帝那样的“西化派”也试图“限制与欧洲其他地区的接触；他们感兴趣的是西方的技术，而非政治思想。”
马克思主义是苏联领导人智商的一块“遮羞布”——只不过嘴上说的好听，华而不实。“任何人都不应低估马克思主义在苏联事务中的重要性……苏联的基础本能……是从不与强大武力妥协，直到共产主义力量占据优势地位才能开展建设性工作。我们有一个……盲目的承诺是美国不会永久的妥协。对他们来说，只要苏联武力无虞，扰乱我们国家的和谐局面、破坏我们传统的生活方式、贬低我们国家的国家权威，是令人满意且必要的。苏联人对逻辑和理性无动于衷……只是对武力颇为敏感。因此它很容易出尔反尔——并且经常如此——当遇到任何强大阻力时……西方应当以美国为核心团结起来，阻止苏联的任何扩张行为。”
对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来说，中欧和东欧已被证明是难以消化的，“而且共产主义也不行”……在欧洲各国发号施令的严厉将军和政委与过去沙皇时代的旧总督并没有什么区别。不断的起义会“动摇苏联的统治结构”……苏联的经济体系已经根深蒂固，很难改变，但其他地区的人们“不太可能会接受像苏联人那样低的生活标准。”
凯南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苏联埋下了毁灭自身的种子。帝国的过度扩张意味着“如果苏联想要保住在战争中已经征服的地区，而西方坚定反对其恃强凌弱的行为，可能无法长时间维持版图不变。”*
这催生了“遏制”苏联扩张的想法，杜鲁门坚持了这一原则，美国在今后四十年中也致力于此，直到苏联及其帝国土崩瓦解——正如凯南所预言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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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苏联在美国和欧洲精心建立间谍网络一样，也有美国人在德国和东欧做着类似的事情。他们当中有数百名时刻监视着即将成为新的敌人的苏联。虽然中情局直到1947年春才成立，但美国在中央情报局长霍伊特·范登伯格（Hoyt Vandenberg）领导下已经有大量的独立间谍机构。范登伯格在1946年3月初告诉杜鲁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苏联在欧洲和中东地区“有反常的部队调动和军事活动”。苏联宣称将很快组织军队复员，有可靠情报证明这并非虚言。到1946年底，军队人数减少到仅为280万——大致相当于美国和英国在欧洲的军队总和（245万）。
苏联毁坏了一些从柏林及其占领区向西的铁路，以此作为战争补偿，表明“他们并无入侵西欧的计划”。陆军情报部向杜鲁门报告说：“苏联尚不具备孤注一掷地向美国（或其盟国）发动全面战争的军事实力。”
许多报道的内容如出一辙。德国战区的盟军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回国后，告诉杜鲁门说：“红军不希望发生战争……他们才刚刚得到所有他们想要的，还需要时间来消化”。马歇尔将军（General Marshall），海军上将福瑞斯特·谢尔曼（Admiral Forrest Sherman），海军副总司令和其他联席会议参谋说：“我们的进攻能力明显优于苏联。美苏之间若发生战争，苏联必将付出远远超出我们的代价。”根据陆军部秀的情报人员和后勤专家的预测，他们没有原子弹，无法发动突然袭击，他们尽管有资本，但“感觉”不甚强大；他们至少需要15年时间休养生息和恢复元气；还需要10年补充技术人员和工程师，还要用15年建立空军，以及用15到20年建设一支海军。
西方担心的并非军事攻击，而是美国的盟国间发生的大规模饥荒和秩序崩溃。助理国务卿迪安·艾奇逊说：“笼罩欧洲的恐惧阴云……[是]欧洲大陆仿佛熟透了的水果落入斯大林手中的预兆”。中央情报局准直接告诉杜鲁门说：“西欧经济可能面临崩溃是对美国安全的威胁”。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