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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这样的股票都是以保证金买来的，这意味着，投资者（包括现金很少、但希望却很大的小孩子）只需拿出约为价格四分之一的现钱。经纪人通过向银行借钱来预付剩下的部分。经纪人借款这种不稳定的信用结构，在1929年2月摇晃了起来，当时，联邦储备委员会下令其成员银行，不得为此类投机目的而贷款。但是，由查尔斯·E. 米切尔领头的私人银行家立即为投机而打开了他们的保险柜，释放出了数百万美元，给大牛市以及它赖以构建的信心时代以进一步的刺激。这导致了另一次活动的痉挛，没有任何诸如消费需求之类的切实保证，生产效率的增长或股票的真实收入都是有问题的。当富人越来越富的时候，千百万收入微薄的芸芸众生正掏空他们的储蓄，降低他们的购买力，为了投机而抵押他们的未来。有人估算，20世纪20年代的这些市场交易，其中百分之九十与其说是长期投资，还不如说是赌博冒险。几乎是不知不觉之间，经济控制中的一场变化发生了，从早期的产业资本主义转变为金融资本主义。对投资者的剥削，以及会计账目中的频繁欺诈，都属于新秩序中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特征。控股公司——它是源自19世纪晚期“托拉斯”这条已被杀死的恶龙的化身——如今非常兴旺。它允许一小撮股东控制一个分散在四面八方的连锁帝国，甚或是关系松散的利益集团，比如塞缪尔·英萨尔在公用事业领域30亿美元的领地。控股公司所行使的权力（尤其是在公用事业领域）常常跟它的规模是如此不成比例，以至于身为总统的富兰克林·D. 罗斯福形象地把它描述为：“一只96英寸的狗摇着一根4英寸的尾巴。” 这些公司有时候层层叠加在一起，巴别塔伸向天空，底座却在颤抖。它们有时被用来掩盖公司财务的真实状况，以逃过监管当局或公众的法眼，这种情况并不少见。有一家被称做“合众国银行”的纽约州立银行，1930年1月，几乎就在它轰动一时的破产导致将近50万存款人遭受灭顶之灾的一年之前，为了隐瞒它日渐增长的虚弱，而投资100美元，创立了一家傀儡公司，买卖这家银行变戏法似地变出来的另一家傀儡公司的股票，以制造繁荣的假象。局外人被这场一本正经的闹剧所欺骗，后来慢慢才怀疑这座表面有很多花岗岩和大理石的建筑成了一个债台高筑、账目不靠谱的空壳。 华尔街病症的另一个发展，是所谓的“信托投资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的迅猛增长，这些公司的功能，就是把借给它们的钱拿来投资，并向它们的股东和受益人派发纯收益。有些公司是“刚性的”，即：其投资局限于一份受限制的有价证券清单，但很多公司是“软性的”，这意味着对投资证券的选择很宽泛。实际上，他们比赌博公司好不了多少，在这样的赌博公司里，就连天真的顾客也不会把自己的赌金委托给一个胡乱选择的赌伴，而是交给赌台管理员——当然，他们主要是代表“赌场”的利益。据说，有450万美国人把他们部分或全部的积蓄交给了信托投资公司，后损失了大约三分之一的本金，或者说损失总金额高达30亿美元。 信用的过度膨胀，是1929年接下来那场灾难的主要原因。次世界大战开始了一个不计后果的融资继续加速的过程。在这一背景上，隐约出现了美国长期债务的庞然大物——330亿美元的公债（联邦的、州里的和市县一级的），1,000亿美元的公司和个人债务——要成功地维持，就需要不断扩大的市场和全世界的繁荣。购买力的稍稍降低，或者价格的回落，都可以把震动传遍整个山脉。庞大的信用运作——这是一股新的力量，一位经济学家把这一力量比做物理学的原动力——依然没有被人完全理解，依然被某些人鲁莽地滥用着。1929年，普通的美国人对特大规模的信用没有什么概念，比方说，国际金融的增长，依靠持续不断地把信用从富国注入到穷国，就连华尔街在其1929年9月3日空前高峰时所记录的80亿美元的信用（以经纪人贷款的形式），他们也全无概念。 普通人更熟悉像分期付款之类的家常形式的信用膨胀。打垮“销售阻力”——常常是小市民当中的购买力不足——的激烈战斗，导致了购买汽车、衣服、洗衣机、电冰箱、家具、珠宝的分期付款方式的新一轮扩张。实际上，它是生产者借给消费者的一笔贷款，因为后者缺钱，而前者急需销售自己的产品，比起通过降低价格、增加工资来提高民众购买力这种颇为费劲的办法来，他们更愿意选择分期付款的方法。到1929年，分期付款的好运气为它吸引到了成千上万的人。在大萧条的强光之下，这一制度中的某些方面，比如夸大的价格、过高的分期付款利息连同对产品的歪曲等等，将会变得再清楚不过了。某些州（像纽约和肯塔基）的法律，设下了一个更恶毒的圈套（在30年代发展起来的），凭借这一圈套，可以扣下一个债务人的全部工资，直到他的欠账结清。 与此同时，重要的商业企业集中在更少人的手里。遍及全国各地的连锁店的打造，其重要性不亚于近的汽车工业的大合并。集中化的产业，让每一座都会都成了地区网络的中心，每一个这样的网络，都适合制造、销售和分配产品的全国模式。大陆的经济从来不曾这样高度整合过，其均衡也从来没有这么敏感。边境、农场、乡村和中心集镇，终都被城市的崛起所吞没。城市工业主义发号施令，这是此前从未有过的。1870年，工薪工人大约占劳动人口的一半，如今，他们占到了五分之四。一种老式美国所不熟悉的相互依赖，成了基本的经济事实。工业生活和团体生活的结构，结合了工会和劳动立法所强加的组织结构，不知不觉地把放任主义的灵活性转变成了某种更刚性、更难对付的东西。 这些范围广泛的变革，几乎没有进入普通百姓的意识。在他们的脑海里，对个人主义及不受妨碍的个人奋斗的信条的忠诚，莫过于1929年。理论与实际的冲突，就像劳资间的潜在摩擦一样，依然是几乎感觉不到的，只要国家的经济机器还在以繁荣作为燃料运转着。事实上，20世纪20年代的繁荣并非始终如一地健康。从后来的情况看，它类似于发烧带来的面红耳赤，而不是健康的脸色红润。农业依然在为它1917～1918年间浮肿般的过度扩张而呻吟。连同烟煤矿和纺织品一起，它也属于被称为“生病产业”的临床病房。产业剧变的确很大，一种对饭碗的不安全感出现了好几年。甚至早在1926年，据估计，失业者就有15万之众；到1929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180万以上。乐天派们没有注意到，在美国，失业和贫困已经成了长期的社会问题——既不是短暂的危机，也不容易通过个人慈善的努力来应对。为这一目的而筹集的个人基金和公共基金，当公共救济开支逐步攀升的时候，其比例在逐渐缩小。16座重要城市1911年用在公共慈善事业上的钱是150万美元，到1928年，一年要花2,000万美元。 银行业务中的缺陷也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在1929年10月大崩盘之前的6年时间里，银行破产以每天将近两家的速度发生，但由于违规者都是一些较小的机构（主要在小城镇），因此就缺少公开。商品出口跟生产能力不成比例。这个国家至少20%的资源没有得到利用，导致国家收入损失了大约150亿美元，占它正在生产的商品和服务的四分之一。 然而毋庸置疑，美国经济的主要缺点不在于生产，而在于消费。1929年初秋，报纸的金融版面已经在为汽车和无线电的“沉重”、建筑业的不景气、沿着航空新边境蔓延的失望而愁眉苦脸。美国很多的生产努力，近都进入了奢侈品和耐用品领域，如果没有紧迫的日常需求，对它们的购买就会被延期。早的风暴警报过后，这些商品就会堆积在仓库里，导致机器停止运转，以及失业大军的出现。这就是1929年接下来的那场大萧条为什么空前地严重而持久的原因。 甚至在1929年，美国人的购买力就已经显示出了严重的失衡，人们很快便引用卡莱尔的一句短语“丰裕中的贫困”，来强调这一反常。1923～1928年间，投机收益从100增长到了410，工资指数仅仅从100增长到了112。自然而然，用于消费品的收入，比起流入投资渠道和短期拆借市场、流入为未来生产购置新的固定设备中、以及流入富人腰包的滚滚洪流，实在太少了。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十年，国民收入中有如此大的份额被存下来用于投资，也从未有过当前生产如此壮观地超过当前消费。“潜在生产能力全国调查”后来把1923～1929年这段时期描述为“富人当中的存钱狂欢”。 全国三分之二的储蓄是年收入超过10,000美元的家庭存下来的。那些年收入低于1,500美元的家庭（占总人口的40%），实际上入不敷出。600万个家庭（占全国的五分之一）年收入甚至在1,000美元以下。当一个人快要淹死的时候，未雨绸缪就显得不切实际了。年收入在5,000美元以下的美国家庭要花掉绝大部分收入才仅仅维持温饱。因此，在那些“不能享受充足食品”的家庭当中，十家有九家几乎别指望有可观的积蓄。布鲁金斯研究所在介绍他们对经济光谱的两端所作的一项研究时指出，1929年收入超过100,000美元的24,000个家庭，其总收入是600万个穷家庭的总收入的3倍。顶层群体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体的630倍。 正统的经济学家们坚持认为，储蓄导致更多的固定设备和更高的效率，反过来又导致更低的生产成本、更低的价格，以及大多数人更大的购买力。然而，到1929年，有一点已经变得很清楚了，这就是：这条因果链发展出了薄弱环节。大众的购买力并不能消化全国的产出，不只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幅度相对较小，而且还因为零售价格在1922～1929年间实际上没有下降。技术进步所实现的节省，并没有以更低价格的形式传递给消费者。它们被转化为红利、存量以及更高的薪水和奖金。各种形式的垄断，像采矿业和制造业中伪装起来的托拉斯、联合、兼并，有助于维持价格的居高不下，即便新式机器、更好的生产方法和“效率专家”们提供的服务在次世界大战后的十年里把全美国的劳动产出提高了三分之一以上。在某些行业（比如汽车业），据说生产效率提高了3倍。
